《白鹿原》与《创业史》的“互文”关系及其意义阐释

<白鹿原>中的叙述隐约地暗示,其主人公白嘉轩与<创业史>中的姚士杰是基于同一个生活原型.这表明出现在不同语境中的两部经典作品存在着"互文"关系.这种"互文性"在故事之外构成了一个新的意义阐释空间.通过两组人物白嘉轩/姚士杰和小娥/素芳的对比,可以阐释前者对后者有意"误读"所产生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论金庸小说中"侠客”和"江湖”两意象的荒诞存在

在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中,作家主要借助"江湖”和"侠客”这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意象的荒诞悖立来表现其对现实世界的主观体验.在金庸笔下,世界秩序是错乱的,人类存在是荒谬的,无论是世界秩序的错乱还是人类存在的荒谬,都具有着极强的顽固性和不可抗争性,人们对其只能无可奈何.     

上海城市的当代解读--评王安忆的两个长篇:《长恨歌》与《富萍》

从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或者说"气质"入手来描述上海的历史,是王安忆最近两个长篇<长恨歌>与<富萍>的写作主旨所在,也是其在上海谱系的作品中的特色所在.从作品的内在逻辑来看,<富萍>的产生可以看作是王安忆对<长恨歌>第二部文字的充实.     

"斯密问题"再论

"斯密问题"指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矛盾问题.已有研究证伪这一命题时没有区分"同情心"和"利他"两个概念,未切中问题要害.鉴于此,本文首先说明<道德情操论>中人性基础是"同情心"而非"利他心",然后论述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对利己心的促进与约束作用,因此二者相互统一,并不矛盾,"斯密问题"是一个伪题.     

《论语》中地名"费"音读考

<论语>中先后四处出现山东地名"费".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两处加注,注明其音读和现所在地区;两处未加注解.王力先生、郭锡良先生、朱振家先生分别在他们主编的<古代汉语>文选中,对<论语·季氏>提及的山东地名"费"注明音读和现所在地区.本文试从古音韵学角度考察山东地名"费"的古读音及流变,并对古代典籍中的古读音标示发表了自己的浅见.     

上古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

本文统计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在上古典籍<尚书>、<左传>、<庄子>中的使用情况,并进而探讨"吾"与"我"的区别.分析典籍中"吾"与"我"的消长,认为其在语法功能、语用色彩上略有分工."吾"的使用频率日渐超过"我".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之比较

大家知道,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以下简称<书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这与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分析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席勒将其造成的分裂归之于人心腐化,因而到主观世界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陷入不可理喻的困惑之中.而马克思受其启发,把目光指向现实的客观基础,从而找到治疗社会的方剂.下面我就试图将两本书中的有关美学思想进行一番比较.     

试论《中原音韵》"知庄章"的流变

<中原音韵>是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主要依据,但由于它的编排体例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知庄章"三组的分合问题便是焦点之一.我们认为"知庄章"应该分为两组互补的声母,即/ts、ts'、s/和/tc、tc'、c/.同时,根据现代汉语方言材料可以证明"知庄章"两分在<中原音韵>时代是不争的事实.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周易》卦爻辞的"象征"和《诗经》比兴的关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诗歌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与卦爻辞的产生时代大致衔接.<周易>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鲜明性、典型性、含蓄性,已初见"比"、"兴"之端倪,对<诗经>"比"、"兴"表现手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二者又不可等而视之.卦爻辞的"象征"是一种思维方式(即隐喻思维),而<诗>之"比"、"兴"则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