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统一

二十世纪科学哲学运动的狂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席卷了所有科学哲学的派别,同时也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意义上赋予了它们科学理性和科学民主的洗礼。正像科学理性是整个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科学民主亦是整个社会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的过程中,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内在要求是不可分割地一致的,因为没有科学民主的理性是“独裁的”,而没有科学理性的民主是“疯狂的”。随着“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及“修辞学转向”的演变,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推翻纯粹理性的“独裁”和消除激进民主的“疯狂”,从而走…     

环境治理中的科学与民主:争论与关系建构

科学和民主是环境治理中缺一不可又矛盾性的维度。二者从知识论和合法性角度介入环境治理中,提出优先顺序不同甚至是排斥性的主张。然而分析揭示无论科学还是民主都无法垄断环境治理中的知识和合法性话语。需要以综合性视角,通过新型知识生产模式和综合性合法性来建构两个维度间的沟通、协调关系,辨识科学和民主发挥积极作用的具体情境,并创造有利的对话环境,以实现知识的有效利用及环境治理综合效果和合法性的提升。     

民主与科学:永恒的话题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竖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８０年过去了,民主与科学仍然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的核心话题。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专制传统太强,而民主传统甚弱,“脸皮厚,心黑,胆子大”的皇帝（季羡林语）同一帮“帮忙”或“帮闲”的大臣（鲁迅语）狼狈为好,大搞“造神”运动,善良的老百姓又总是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圣君”或“英主”身上,一但“救星”出现,他就成了民意的当然代…     

民主,科学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编者按］八十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民主）和“赛先生”（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在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以期救治中国政治的黑暗和经济、文化、思想的落后。中国人从此迈开了政治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的坚实步伐。时至今日,民主和科学虽然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登岸,特别在近二十年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进展似乎仍未能尽如人意,遑论在中国的社会肌体和民众的意识和潜意识中生根。看来,民主和科学将仍然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启蒙的主题和社会建制的目标,是中国走向物的现…     

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

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恩格斯曾作过中肯的评价,这就是他于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悼词中所说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里所说的革命力量,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科学走在生产前面,指导生产的发展,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早在1843—44年间,恩格斯写第一篇从社会主义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就提出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论点。他把科学发明和科学     

科学与民主--默顿规范提出的社会背景之考察

1942年R.K.默顿发表了关于科学的规范的论文,该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重视,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默顿规范是哲学问题,还是社会学问题?需要对这一规范提出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默顿规范提出的时代正是二战时期,在知识界人们知识观的混乱需要对生产知识的科学进行重新审视,而同时科学本身的体制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默顿提出的科学的规范结构解决了那个时代科学与民主的问题.     

科学中的例证与假装

科学样例和模型都是科学家们在表征外部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然而,在追求正确刻画科学实践真实面貌的科学哲学事业中,样例很少被纳入哲学思考的视野。基于古德曼关于艺术表征的符号理论,埃尔金完善了例证学说并将其运用于科学领域。她对科学样例的符号分析,丰富了科学实践哲学。由于表征的语言学范式不能很好地处理虚构建模问题,埃尔金试图借助于"贴切的非真"概念来加以解决。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她的论证策略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如何理解虚构与表征问题上,假装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概念框架,可以用于对模型的分析。     

变形记：反思《科学、真理与民主》（英文）

本文回顾了自2001年《科学,真理与民主》出版以来,我对科学、民主和相关问题的思考演变。本书出版后我很快意识到“良序科学”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延展,因为其只关注了科学与社会互动的一个方向。气候变化的例子迅速促使我思考如何将科学信息合理地传递给公众。在阐述我的观点时,我发现古典实用主义的传统,特别是约翰·杜威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开始意识到在讨论科学时不应该事后才考虑到价值的问题,应该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嵌入对价值的精心描述中。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基于一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形成了：一个更宽泛的科学哲学概念、一种对所谓纯知识的怀疑论立场、以及对于“改造哲学”的重要性的信念。     

东西方国家在科学普及上的差异

全民科学素质提高要靠科普先行。借鉴发达国家科普工作的先进经验,是提高我国科普水平,迅速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重要途径。研究结果证明,科普工作的差距表现在观念、定义、对象、主体、功能、作用、地位等方方面面;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这些差距的形成,则由历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乃至传统习俗等更多的因素决定的。     

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与社会方面

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历史与科学哲学联盟(IUHPS)及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分会(DLMPS)主办的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大会。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第13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于8月9日至15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这是该大会自1960年在美国召开以来,近半个世纪首次在亚太地区国家举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名学者参加了本届盛会,他们在为期一周时间里,交流学术成果,建立中外学者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本届大会在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学术发展、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参会学者研究领域集中在哲学逻辑(包括非经典逻辑、逻辑与语言,逻辑的哲学基础,作为建模工具的逻辑)、一般科学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哲学等。在此,我刊特别就各个专题组织笔谈,以反映当前在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和学科发展趋势。     

哲学与科学的联姻——论杜威哲学思想中的科学因素

杜威早期基于生物学的进化论和心理学的机能主义等形成了他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中后期又基于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程序来对哲学进行改造,其哲学的最终指向是把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和模式转化为一般性的探究模式,从而指导道德、社会、教育、宗教等广泛的社会人文领域,杜威对于科学的哲学讨论对于理解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动物界的民主与奴役

“权力带来腐化。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这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出的警告。野心、竞争、合作、统治,这些都是政治动物的武器。动物和人类一样,在人类世界出现希特勒、甘地或肯尼迪的政治手腕之前,动物已经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群居策略,并有意施加给     

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科学理论之争

本文试图评介以布鲁诺·拉图尔为代表的当代科学社会学家关于“科学争论”的形成及解决过程的论述。拉图尔认为,科学理论之争的产生并非如后经验主义哲学家描述的那样产生于科学发展的特定时期,其解决的标准也不为科学共同体听普遍认同,而主要取决于争论双方相抗衡的政治实力、各自的辩护技巧及实验室资源。这为我们理解科学理论之争开拓出一个新的视野。     

从工具合理性到商谈合理性——关于科学与民主关系的深层问题研究

启蒙的两大主题"科学"与"民主"导致了两个不同的合理性模式:工具合理性与商谈合理性.由于科学进路所导致的工具合理性模式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人们需要更多地关注由民主进路所导致的商谈合理性.     

科学原创与科学积累

我国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匮乏的根本原因是科学积累上的弱势，就科学整体发展水平而论，中国科学正处在一个积累的，而非原创的时代，科学积累不单纯是知识的积累，它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积累是取得的原始创性成果的前提与基础，充分重视科学积累在原创性研究中的作用对我国的科学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修辞学

科学社会学的当代发展与科学修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默顿的“规范”、库恩的“范式”、SSK的“纲领”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修辞学的意义。SSK所提出的科学的社会修辞学理论是对规范主义科学社会学、历史主义科学社会学、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的推进和发展。     

科学文化与文化科学

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由于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催生,科学成为一种主流文化,获得无上的权威;但是,作为工业文明主导的科学文化又似乎变得越来越失去文化的内涵,产生了所谓的文化迷失与人文缺失等异化现象。本文深思这种现象,强调科学并不凌驾于其它文化传统之上而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应当从强势文化走向平权文化,回复科学技术的文化本性。文化科学就是让科学回复文化的内涵,重新变得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