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欧洲历史的中国火药火器

13世纪,游牧民族带着从中国中原地区学会制造的火药火器席卷欧洲。到16世纪,中国人开始接受从欧洲回流的火器制造技术,并遗憾的未能在技术上实现更高的超越。不但如此,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如这个古老帝国一样开始变得停滞、甚至衰落。     

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弹道知识描述的辨析

16至19世纪,在中国仿制与使用西方火器的技术交流中,西方弹道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相关知识、经验相结合,这集中反映在明清时期的兵书文献中.从描述术语的角度,主要就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关于弹道学知识的描述进行辨析与探讨,从瞄准技术、弹道轨迹描述和对飞行的解释几个方面概述中国在明清之际既继承了传统火药抛射武器的定性描写,也吸收了西方弹道技术与理论,希冀以此反映出中国弹道学知识在16世纪西方弹道学知识传入之后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火器史研究二题:《火龙经》与火药匠

文章讨论了中国火器史上的两个问题。首先考察民间火攻书《火龙经》的源流嬗递,此类作品何以在明代后期出现,又为何在清代后期再度流行。其次探讨16世纪中期曾铣主持山西、陕西防务期间的火器生产,分析烟火匠师与军用火器研发的关系,以及新式火器的发展受到何种因素的制约。     

古代烟火的军事应用及其对火器发展的影响

军事应用和娱乐应用并行,火器和烟火齐盛,是中国古代火药技术的独特结构。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火药技术必然是在火器和烟火的交互影响中向前发展的。这个特点在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于明代后期先后传入,并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火器而占居主导地位之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古代烟火的军事应用,肇始于宋,兴盛于明;其对传统火器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局限性和消极因素。     

西方火器技术冲击下的明清科技与社会转型

本文通过西方火器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冲击及其回应,从一个剖面考察了中国的科技与社会转型这一近代化过程。火器技术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它既是中西之间物质和技术差距与中国人对外国“船坚炮利”认识的直观表现,又是中国睁眼看世界进而兴起向西方学习热潮的起始点,更是中国科技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促进因素。以火器技术的引进和仿制为开端,科技转型得以展开,技术(或工艺)与科学分离的状态逐渐演变为科学、技术、工业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状态。在社会转型方面,翻译西方军事技术书籍、兴办军事工业,进而带动与之相关的近代科学、民族工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近代化。在这一历史变局中,火器技术作为一项能够完整反映和呈现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绝佳案例应该被研究和重视。     

火器论著《兵录》的西方知识来源初探

何汝宾所著<兵录>成书于1606年,其中卷11～卷13记述了火器知识,尤其卷13记述了"西洋火攻神器说"等关于西方火器的技术.通过比较西班牙炮学家柯拉多于1586年著成的<实用炮学手册>一书的3个版本中的炮图与弹道数据及其他文献,结合目前对17世纪中西方炮图和弹道数据的研究,认为<兵录>记载的欧洲火器技术知识应该出自<实用炮学手册>.     

对降魔变绢画上喷火兵器的新看法

巴黎集病态博物馆所藏出自敦煌的一幅１０世纪降魔变绢画上绘有一件喷火兵器的图像，克莱顿．布雷特博士、李约博士等据此认为，中国在１０世纪中叶已发明了管形火器，即火桦。但结合文献记载分析，这幅画上的喷火兵器很有可能是以１０世纪时流行的猛火油喷火器为依据而描绘的，因此目前还难以肯定它就是管形火器。     

明清之际红夷(衣)大炮及其射程问题研究

明清之际从西方引进的红夷大炮(又称西洋大炮),是16至19世纪之间的英制火炮,在其时的国内战争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红夷火炮的技术特征和射程与中国传统火器相比,威力强大,射程不凡。笔者综合古今中外有关红夷大炮的史料,推算出其射程当在今天的10里之内,有效射程为7-8里左右。     

论佛郎机在明代的本土化

佛郎机自明代正德年间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仿造和改进过程。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军事技术家翁万达、赵士桢、戚继光对其进行了改进,创制了百出先锋炮、掣电铳和无敌大将军,使得佛郎机在明代实现了本土化。佛郎机的本土化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对传统火器进行佛郎机式的改造形成的中型和大型火器,一种是佛郎机技术与鸟铳技术的结合形成的小型单兵火器。佛郎机广泛用于陆战和海战,成为明代对外对内战争倚重的利器,在红夷大炮引进之前一直是明朝最先进和重要的火器,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近代火器技术与中国封建社会

早在300多年前,目睹火药火器技术对西方世界封建制度的猛烈冲击,F.培根曾由衷赞叹,认为火药、印刷术与指南针“改变了全世界的表面和一切事物的状态。”200年后,马克思也断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然而,使人疑惑不解的是,火药火器技术对发源地中国的影响却似乎与西方南辕北辙。李约瑟曾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