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资闲谈”看《六一诗话》的成因

《六一诗话》成因比较复杂,从《六一诗话》之小序＂以资闲谈＂作为契入点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六一诗话》的成因与欧阳修致仕后充裕的经济条件、颍州的地理及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同时又与当时社会需求相关。     

陆游《钗头凤》及沈园诗辨

一《钗头凤》词,赖有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一《放翁钟情前室》)、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八《诗话续集》)所载有关笔记,因而大体可解,不必兴“只恨无人作郑笺”之叹。然而三书(以下简称《野语》、《续闻》、《续集》)所记,有同有异,故《钗头凤》一词仍未得尽解,各家注释,也未尽合。兹以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他选注的《陆游选集》对此词的解释为讨论基础,作进一步的探求。     

再论墨子宋国人说之不确

墨子宋国人说，史学界普遍以为不可信，但少数学者仍坚持此说。近年，钱光先生在《墨子当为宋人考》（以下简称钱文）①中，又为墨子来人说提出所谓新的证据。敌对墨子宋国人说，大有重论再析之必要。墨子为宋国人说，源于东晋葛洪。他说：“墨子名翟，宋人。”②对此，后人多以为非。毕源说：“司马迁、班固以为翟，宋大夫，葛洪以为宋人者，以《公输》篇有为宋守之事。”③孙贻让也说：“此盖因墨子为宋大夫，遂以为宋人。”④看来，葛洪所言不足为凭。近来，钱文又为墨子宋人说找出“新证”：一是早在两汉时期已有墨子宋国人说。西汉人邹…     

“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学习列锦手法偶得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这联诞生于晚唐诗坛的秀句,历来为诗评家们所称道.早在北宗初年,欧阳修就曾在《六一诗话》中借梅圣俞之口对该句推崇过,将其援例为“状难写之景如在     

漫谈“落英”

《诗人玉屑》卷十七引《西清诗话》:宋欧阳修(《高斋诗话》说是苏轼)见到王安石诗有“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觉得好笑。因“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所以他同王安石开了个玩笑,在他的诗稿上戏批了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但王安石并不服气,他以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为自己辩护,反过来责怪欧阳修“不学之过”。可见王安石是把“秋菊之落英”的“落”理解为飘落、掉落的。     

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宋人言诗之风大盛,两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程度。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二、考察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的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及评鸷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最早的宋词选本和最早的词活

《花间集》是最早的词作专集,然其作者尽为晚唐、五代词人。而代表词文学最高成就的宋词,至今可考的最早选集是什么呢? 据唐珪璋先生《全宋词》“编订说明”中所记,宋人词作选集汇编不少,有《百家词》、《琴趣外编》、《典雅词》、《六十家词》、《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等。     

“大历十才子”的成员

“大历十才子”是中唐前期一个重要创作群体,在当时诗坛占据主流地位,代表了大历诗风,故为文学史论者所注重。关于“大历十才子”的成员,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 一、“十才子”之称,始见唐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名下注:“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雄、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峒)、耿(?)、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新唐书》卷二○三《文艺传下·卢纶》据以入传。宋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引《丹阳集》、葛立方《韵语阳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有《宋诗选注》在焉。而《谈艺录》对宋诗,尤其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评论。提出以“体格性分”别唐宋诗;而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这些都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诗学价值。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文体相互“侵入扩充”的观点,来解说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论柳永词对《诗经》的接受与化用

《诗经》和柳永词在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但由于存在雅俗分野，学界较少注意后者对前者的接受与化用。有宋一代，随着“诗话”这种文学形式的崛起，士人对《诗经》推崇有加，产生了向文学性回归和主体色彩介入的新变。柳永亦深受此风浸染，其词在意象、主题、用典、表现手法等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因袭《诗经》章句、结构，体现了宋代文学在世俗性的回归。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     

《聊斋志异》中的“童心”人物分析

<正>明代中叶,泰州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所谓“童心”,即“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就是真心,是清洗了封建伦常教条束缚和蒙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它不是一般所谓的真情实感、而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真情实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说》)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提倡的审美理想就是纯朴天真的人性,就是真.在文艺批评方面,蒲松龄在《〈宋七律诗选〉跋》中说:“宋人之什,率近子俚;而择其佳句,则秀丽中自饶天真.唐贤所不能道也……吾子宋集中选唐人,则唐人逊我真也,敢云以门户自立哉!”真,是他门户自立的批评标准.屈原和李贽,是蒲松龄非常     

李商隐论（下）

三　　李商隐以其独特的无题诗及许多深情锦邈的恋诗而著称 ,成为我国文人恋情诗的代表。“春蚕蜡炬”与“秋水蒹葭” (民间情歌 )一样不朽 ;他丰富了我国爱情文学的宝库 ,开拓了抒情诗的新领域。但这却给他带来了“不幸” ,人们似乎觉得他只是一位“爱情歌手” ,而将他的政治抒情诗、咏史、怀古、咏物、感怀等等全都忽略了。甚或因此认为李商隐不过是“浪子宰相 ,清狂从事”(《载酒园诗话》)。鲁迅说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 ,最好是顾及全篇 ,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 ,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这才较为确凿。” (《题未定草·七》)李商隐绝不只是…     

杜明师考

杜明师考谢文学钟嵘《诗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转引南朝宋人刘敬叔《异苑》卷七云：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这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关于“钱塘杜明师”，在陈延杰《诗品注》、许...     

“思无邪”新解——兼谈《诗駉》篇的主题及孔子对《诗》的总评价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一般认为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的总概括,总评价,用宋人朱熹的话说就是:“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论语集注》)不过,“思无邪”一语,并不是孔子所自撰,而是他从《诗·鲁颂·駉》篇中借来的。宋人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曾指出过这一点。今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说得更明确:     

范蠡陶地“肥城”说商榷

1998年《齐鲁方圆》第2期发表了蒋铁生同志的文章《范蠡徙陶考》(下简称蒋文)。笔者拜读再三,收益非浅,但对其结论“范蠡最后的归宿是肥城陶山,而是不常说的定陶”,不敢苟同,这里谨按蒋文的论据顺序作一辨析。 其一,蒋文说:定陶在春秋末属于宋国,范蠡来到齐鲁交界但仍属于齐地的陶山,更合情理。《史记》中“间行以去,止于陶。”应指齐地之陶山,而非宋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伏羲八卦与美学法则——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研究论文

“中国龙都朝祖会”于1993年2月22日至26日(农历癸酉年二月初二至初六)在河南省淮阳县举办.而“伏羲文化研讨会”则是这次“中国龙都朝祖会”的重大活动之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特撰斯文,以资纪念.(一)关于伏羲的神话与传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山海经·海内东经》)“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蛇身人首,有圣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记》)——宓牺即伏羲.雷神为其父.华胥为其母.     

神话·传说·仙话——高中课文中的神话典故摭谈

神话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由于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具有“儿童时代的天真”,因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语),对后世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不少文艺创作直接取材于神话,高中课文中的许多篇目,如《黄山记》、《五蠹》、《涉江》、《梦游天姆吟留别》等等,也大量运用神话典故。凡课文注释中加“传说”“相传”一类字眼说明的(以别于真有其事的历史典故),基本属于这种情况,据统计,仅象这样作出注释的神话典故就达30余处之多,而我国文字记载的神话又只零散地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庄子》等古人著作中,为了便于以整个神话体系作为参照,更深入系统地了解这些神话典故,本文拟就这些神话典故的类型和作用,作一浅说。     

苏洵生平事迹考辨——对关贤柱同志《苏洵年谱》有关系年的几点商椎

宋人孙汝听的《苏洵年表》早已失传,要了解苏洵生平,现在可资参考的似乎只有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有关苏洵事迹的系年。但由于王文诰主要是为苏轼生平系年,功夫未花在苏洵上;加之图书条件的限制,时作者“在粤,无《嘉祐集》,偶得元明刊本,而卷帙残缺”(《苏诗总案》卷一),故舛误甚多。近读关贤柱同志所编《苏洵年谱》,发现亦有不少尚可商榷、补正之处。今一并提出,以就教于关贤柱同志和其他研究苏洵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