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

作为主体的人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重要的伦理责任。然而,责任伦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正困境、主体消解、隐私泄露、自由受限等伦理问题。传统信念伦理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责任伦理克服了传统信念伦理的缺陷,契合了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诉求。因此,应在实践中通过重塑责任伦理,以实现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具体而言,主体层面,强化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行为层面,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责任伦理规范。     

网络伦理难题和网络道德建设

网络社会一方面为人类展现了美好的“数字化生存”的前景；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结构缺陷，社会规范脱节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了观念的、规范的和行为的三个层面的伦理难题，与此相适应，网络首先建设必须从道德观，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入手，惟其如此，网络社会才能在有序中实现发展。     

从公德与私德的关系看网络道德建设

本文从个体及行为其环境因素两方面入手分析网络伦理的构建问题,引用梁启超先生的公德－私德论,指出任何伦理框架都包括公德和私德两方面的内容,不仅对个体行为,而且对周围环境,都存在着道德评价的问题,由于网络行为具有较强的虚拟性和隐蔽性,这就要求行为者主观上具有更强的道德自律意识。这也是私德的内容,与此同时,要求加强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公德建设,只有这样,才有望在网络伦理的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网络人际关系的内在伦理矛盾分析

网络人际关系中存在两个内在伦理矛盾，一是信息的二元属性决定网络与现实伦理理念存在差异，同时指导网络交往行为时，相冲突部分使交往主体难以两全；二是互联网体现了后现代无中心、自由的思想，但现实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允许网络完全自由，因此，网络控制与网络自由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从原则到行动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为了更好地约束与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社会各界相继提出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与伦理指南.总体来看,各种伦理原则的内容大致趋同,但也有一些被普遍忽略的内容,而且不同机构对同样一种伦理原则的阐释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是无用的,但从伦理原则...     

从技术伦理视角审视人机聊天

人与计算机聊天是对人与人聊天的形式化描述,形成的是.主体一客体"结构;这种新型的交往关系不能满足成功交往行动的有效性要求,将会引发诸如造成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对人的情感产生负面影响、使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面临新的挑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等伦理风险,这就需要从社会伦理、商业伦理和青少年伦理等多方面建构聊天机器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便引领这一技术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网络行为的哲学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网络空间的特点、网络行为、网络伦理、网络经济的价值理论进行了许多探讨,这方面的研究是信息时代社会科学的制高点。     

工程伦理规范的传统理论框架及其脆弱性

工程伦理从诞生之初就是以具体化、可接受的规范所构成,然而,这些规范的传统理论框架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越来越难以给予现实的工程实践以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工程伦理规范成为工具性手段而非价值性指引;未能给现实的工程伦理规范设定一致的价值标准;忽略运气对现代工程实践的影响。工程伦理规范必须克服传统理论框架解释的局限性并与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工程实践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克服工程伦理规范脆弱性的方式,即,生态整合工程与伦理;慎思工程活动中伦理行为的优先顺序,正视责任之于人自由生存与发展的内在本质,启发人对真正"好的生活"的信仰与追求的动力。     

论网络时代的伦理问题

时代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准确地把握时代提出的问题。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计算机互联网在人类创造便利的同时也撞击着人类苦心营造的传统伦理壁，从关怀人性和满足人性的高度对计算机互联网网络可能造成的伦理问题进行冷静的理想思考是人类的权利和责任。     

论心理科学发展的伦理约束

心理学需要现代伦理规范的约束.心理学的伦理约束是对心理学的一种规范与保护,这种伦理约束规范了心理学的研究,促进了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提升了心理学的质量.心理学的伦理约束体现在对研究者主体的伦理约束,对研究对象的伦理思考与伦理待遇以及研究过程与程序上的伦理规范.加强心理学的伦理约束应注意做到:制定详尽的伦理道德准则、树立研究者的伦理意识、提升研究者的伦理觉悟、对青年心理学研究者的伦理规范培训以及在学术群体内成立专门的机构审查和监督心理学研究与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保证伦理约束的贯彻实施.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的伦理评估与规制

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在隐私、数字身份、安全和公平方面存在伦理风险.对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进行伦理评估需要建立以评估主体、客体和对象为主线的评估框架,确定评估结果要基于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是否存在违背特定伦理原则、技术应用人员是否遵守相关职业道德、技术应用过程中是否切实保护用户权利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大数据心理绘像技术应以群体...     

工程技术的伦理控制

为了避免工程技术给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对工程技术进行伦理控制。要加强工程技术活动的伦理规范，强化工程技术人员的伦理责任，强调工程技术成效合理化，倡导工程技术价值选择理性化。工程技术伦理控制有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之分。工程技术的伦理控制应采取内外部控制相结合的形式，处理好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关系。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外层空间军事利用的伦理困境

外层空间的军事利用和外空军事化对许多传统的法律和伦理原则构成了重大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困境,突出表现为以下三对矛盾:(1)和平目的和军事利益的矛盾:各主要外层空间条约均规定了探索利用外空的"和平目的"原则,但外层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代空间技术的发展历程就是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过程,这就使"和平目的"与军事利益发生了冲突。(2)区分性原则与空间设施军民两用性的矛盾:战争伦理中关于作战正义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区分性原则,在空间军事对抗中,外空设施的军民两用性对此提出了挑战。(3)宇航员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的矛盾:宇航员代表全人类从事宇宙探索事业,享有"人类使节"的荣誉与地位,但在未来的外空作战中,宇航员就将面临着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伦理困境的解决有赖于抛弃狭隘的"国家"、"民族"观念,树立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     

现代技术伦理规约的特性

现代技术伦理规约既不仅仅是对技术主体的规约，也不仅仅是对技术客体的规约，而是对技术主体与技术客体相统一的动态过程的伦理规约，其本质是过程规约。过程规约具有过程性、层次性和或然性的特性。     

确定"理论与实际关系"的困境:政治指向与发展指向的冲突

追溯“理论与实际关系”如何成为科技政策讨论的公共话语,将这一时期关于“理论联系实际”不同文本置于中国独特政治结构与文化范畴,对其内在意义或指称做出理解与解释,我们发现,内化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双重功能预期,围绕“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讨论表现出的价值紧张,“理论联系实际”现实化引发的政治与发展间的冲突,使“理论联系实际”概念内涵在不断调试中变得模糊不清。最后,探讨了“理论联系实际”得以透过外在层面转化为科学家内在道德焦虑,进而转化为自我否定内在动力的独特文化与心理依据。     

布尔迪厄的"科学场"观念

布尔迪厄的“科学场”既是一个汇聚了各种力量的场,也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各种竞争的力量组织成一个具有客观机制的网络。“科学场”观念捍卫了科学的理性事业,尽管这种理性是历史的、偶然的和相对的,但是由此场域所产生的科学知识仍然有政治的效力和伦理的内涵。     

发展伦理学中伦理主体的拓展

发展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发展伦理学在历时性时间视野中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一种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的发展伦理学原理应该视"历时性时间视野"为第一条件,而"人是有理性存在者"为其存在论基础.     

澳大利亚科学基金高度重视研究伦理审查制度——一基于对NHMRC和ARC科学伦理制度的考察

作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科学基金机构,近年来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RC)和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 NHMRC)在建立健全针对受资助研究项目的多层次、系统化的研究伦理审查监督与问责制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文专门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我国科学基金相关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经验借鉴.     

作物资源伦理观念的调查及决定性因素分析

为研究未来从业人员的作物资源伦理观念状况及其决定性因素,采用测试和调查问卷的方法,对被调查群体的作物资源伦理观状况和伦理观念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评价和意识寻踪。运用SPSS数据处理软件对相关群体的708份调研样本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元认知意识、元认知引发、深层技术动机等5种因素决定个体的作物资源伦理观念;本位与自我的思维模式、技术动机中普遍而浓重的逐利思想以及缺乏对本土传统农业思想认知的意识与动力,是本次调查反映出的作物资源伦理观念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