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生命意识初探

文章分“生之惑”、“生之艰”、“生之悲”三个部分,从“侠客”的“缺父”特征、“侠客”血缘关系的不确定性、“侠客”行为的局限性、“侠客”生存的“进退两难”、“侠客”结局的悲剧性等五个方面详细考察了金庸小说人物的动态生命进程,认为由于独特的人生际遇,金庸产生了“远离中国文化母体中心”,“丧失自身文化根基”的危机感,同时,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也对生活在香港的金庸形成强烈的文化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庸借助其小说,展现了独特的生命意识,即“生命的本质是荒诞的,人生充满无穷无尽的痛苦”.     

中国CI设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在这个讲究文化的时代里，我们对中国的CI设计要进行重新地思考。本文通过例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雕塑”、“国画”、“诗词”以及“书法”来展示了中华民族审美的特有观念．提出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神”、“境”“简”、“和”融会贯通，运用到现代的CI设计中，为我们的现代CI设计注入新的民族的血液。     

传统经学与现代神话研究

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引进西方学理与继承本土学统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假说 ,现代学者抛弃了今文家的“语境化”研究方法 ,延续了古文家的“文本间”研究方法。中国现代神话学关于“中国神话历史化”的理论命题和“文本间”的研究方法 ,一方面证明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有效 ,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材料的同一性关系与文化间的不平等关系 ;而另一方面也使本土材料由此丧失了参与修葺普遍性理论的机会 ,并且以无语境“纯文体”的建构掩盖了其真正的当代学术语境。     

超文本语言——中国油画的意象性解析

中国油画意象是中西合璧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精神、民族审美心理和地域特征对于西方油画的“我化”,它的生存与发展既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世界艺术的丰富。     

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读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为了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抗战时期人们所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事实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精神和力量.现实中许多学人走出故纸堆,为国家生存和民族复兴出谋献策.钱穆以其对中国文化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国历史的"温情敬意",应时而上,因时而作,写了名震天下的《国史大纲》.该书将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很好的阐述了民族、文化、历史三者合一的辩证关系,提出国民应该了解本国历史,因了解而热爱国家继而为维护民族文化而努力.     

论中国传统水墨画经验在现代设计中的重要性

当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这种多元化发展,建立在各民族文化丰富性的基础上,而发展中国设计也必须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当前的中国设计的发展趋势就是在此背景下把民族精神和本土文化鲜明地引入现代设计,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中国传统水墨画是我国的民族绘画,历代画家积累的许多经验和其中的民族传统元素为中国现代设计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族群文化融合生境与和谐态势——以广西三江县境多元文化生态和谐模式为例

在现代语境下,由于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有关人类生存及其发展（如“文化霸权”、民族及宗教冲突等）诸多问题,受到学界关注。追问“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多元主义”思维模式即“承认文化差异,尊重文化差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生态和谐生存理念和学理价值,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西南联大对道德本位的“大学之道”抉择——基于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视角

“大学”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大学”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适应于中国古代礼乐社会文化背景的中国古代大学,从教育对象、教育目的和教育层次上区别于“小学”而存在,具有明显人伦色彩.与西方大学突出“求真”与“自由”的文化理念不同,中国大学突出的道德本位色彩强调通过教育达到“修齐治平”的最高境界,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大学的文化理念和终极追求.在中西合璧的现代大学文化理念探索过程中,西南联大在吸取西方大学文化理念的基础上,始终坚守对中国传统道德本位“大学之道”的自觉文化抉择,是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象征诗艺与民族寓言——论师陀的《果园城记》

师陀作于抗战时期的小说集《果园城记》是一部有着深刻象征含义的文化反思型小说，民族的灾难使师陀客观冷静地反省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完成了对于乡土中国的想象和批判：它既指向中国传统文化，更指向乡土中国进入现代后的文化生存困境。无论从整体还是局部象征上，作家都实现了此种目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民族文化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中国"一词不仅是现实所指,更是历史的概念。历史意义上,"中国"一语曾内含民族文化的"沙文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入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即平等、团结和相互尊重。其间,不同民族文化都得到了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各族文学共同参与构建的文学史,其间不同民族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研究要注意凸显不同民族作品背后的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了解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家作品。     

传统道德的扬弃与超越

任何一个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反思”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本位文化和优秀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长处和短处以扬长避短;了解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并预见未来.尤其是中华民族这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民族,更兼处于以高科技为主的现代社会,面临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理性审视就显得尤为重要.     

古文比较教学的理性思考

古文教学要真正地寻根 ,寻找本民族文化的特性 ,又要与全球一体化的迫切需要相一致 ,特别是与西方文化保持一定的关系 ,将两者建立在人文主义哲学基础上并加以适当比较 ,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的独特性 ,而且意识到人类共同遗产的存在 ,故在古文教学中既应当寻自己民族之根基 ,又当与西方文化根基作比较、呼应 ,走向世界化 ,天下一家 ,以求创新。     

主持人的话

在现代,在各民族通过竞争以求生存和发展中,文化原创性如何,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把中国当下发展与历史上汉唐辉煌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看出,汉唐主要靠中国自己原创,而现今虽然有我们自己原创,但主要还是靠"拿来主义".     

美术鉴赏中的民族文化渗透

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载体，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多个方面，而当今学生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却不甚了解，甚至盲目地去“哈韩”“哈日”，因此很有必要结合课本中的绘画工艺等作品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让学生体会到民族自豪感。只有对本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他才能成为一个有国家、有民族、有文化归属感的人，才能深入地体会我们的“民族文化”，才能更加真切地体会我们的“民族感”。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农耕式生存方式背景下的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

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在这种方式之下中国人形成的民族个性,对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影响是深远的.农耕式生存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发展.     

“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

2012年11月,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协助下,跨学科学术平台“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中心成立之际举办了题为“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中国社科院的汤晓青和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应邀做了题为《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和《创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的演讲。     

对方言和民族共同语言的再认识

方言和民族共同语言是语言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两个发展过程。两者均是语言的变体 ,在人们的交际中 ,它们是传递信息、承载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其存在和发展问题上 ,方言和民族共同语言的关系是辨证的 ,而不是对立的。更不是所谓的方言“干扰”和“污染”民族共同语言。它们既可并存 ,也可兼容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方言是民族文化多样化的象征 ,是优秀文化的载体 ,它不断地丰富民族共同语 ;而民族共同语则促进方言不断地规范化 ,使它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方言的规范化程度越高 ,其民族或社会的统一性就越高。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不仅有利于民族文化繁荣 ,而且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统一     

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

周作人附逆期间曾经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建设发表过一些看法.他在事后强调自己的这些看法意在“说明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为民族求生存”.因此,木山英雄将他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表述为“复古”,陈思和、董炳月等则强调其落水的性格悲剧,强调其民族主义表达的相对合理性.其实,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的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合的思路.他附逆的悲剧,固然有个人性格的悲剧,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当时专制政体与民族主义的现代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