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基于31个政务信息化项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政府数字化转型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TOE框架，以A市B区的31个政务信息化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面对影响政府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多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影响政府数字化转型绩效的3种组态模式，分别是组织驱动型、技术-组织双驱型、技术-组织-环境全驱型。通过对比3种模式，发现政企协作、领导重视、信息化基础在高绩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部门型和全区型两类不同的项目中，高绩效影响路径不同，全区型项目更需要组织因素的支持。     

科技金融何以助力区域创新?——基于TRE框架的组态研究

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支撑要素,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对于助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构建科技金融助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整合性分析模型,并以中国内地31个省域为案例,从组态视角探讨了科技金融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组合因素和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科技金融并不能通过单个变量达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效果,而是通过条件组态形式发挥作用;(2)科技金融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有4条,可归纳为3种构型,分别为“资源-环境”型、“技术驱动”型和“全维驱动”型,技术条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全维驱动型分布最普遍;(3)科技金融抑制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有4条,亦可归纳为3种构型,分别为“技术-环境”不足型、“资源-环境”匮乏型和“全维驱动”缺失型,环境条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全维驱动缺失型分布最普遍。     

营商环境驱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FsQCA的定性比较分析

党的二十大将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营商环境是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市场关键外部环境，其服务企业创新发展已成为领域研究热点。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我国32个地区2020年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6种营商环境的资源能力都不能单独作为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创新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发挥了较为普适的作用。营商环境的各能力要素会形成5种驱动创新的多样化组态，不同资源禀赋和实际情况地区的要素组态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的分析识别出“政府-环境联动型”“服务-环境补充型”“服务-环境协同型”3条创新驱动路径。组态的空间差异分析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带来营商环境组态的明显差别，并影响创新驱动。     

金属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提升的组态路径及效应演化研究

我国金属企业数量多,对环境影响大,社会责任的履行和绩效受到广泛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因素多,而因素的组态效应对绩效的影响未得到深入研究。以2010—2016年中国上市金属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和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研究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有效组态路径及失效形式,并分析组态效应随时间的演变。研究结果是:在金属类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中,有4条高绩效的组态路径,存在2条低效(失效)路径形式;环境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贡献显著;财务绩效需要与其他因素组合投入才能发挥作用;全因素投入并不必然有好的投资效果;缺乏环境绩效、忽视客户与供应商因素易导致低社会绩效;组态路径的高低效应差距随时间呈现扩大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GT-csQCA方法的煤矿安全风险形成条件组态分析

针对煤矿安全风险的形成致因,运用扎根理论方法(GT),识别出导致煤矿安全风险发生的6个主要维度,选取20起典型煤矿安全事故案例,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探究了煤矿安全风险形成的4种组态路径。结果表明：多元组合因素并发是诱导煤矿安全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具体包括“个人层面”主导的安全意识淡薄、安全行为不规范组态型(H1)、“管理+个人层面”主导的企业管理混乱、安全意识淡薄、安全行为不规范组态型(H2)、“个人层面”主导的安全行为不规范型(H3)、“管理+个人+设备技术层面”主导的企业管理混乱、政府监管失职、安全行为不规范、设备技术未检查更新组态型(H4),最后针对性的提出了预防和减少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对策建议。     

创新驱动区域数字化水平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

创新是推动区域发展变革的关键因素,同样对数字化发展有重要驱动作用.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为样本,研究创新驱动区域数字化水平提升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1)各单一创新要素均不构成驱动高、非高数字化水平的必要条件,数字化水平是多种创新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存在4条驱动高数字化水平的组态路径,按其核心条件差异可分为“技术-资源支撑型”“主体-环境协同型”“知识-政策-资源-环境联动型”等三类组态路径;(3)存在4条非高数字化水平的组态路径,按其核心条件差异归纳为“人才-经费短缺型”“知识-政策匮乏型”和“主体-资源抑制型”等三种类型的组态路径.     

半强制分红政策下股利支付对央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受到政府和学术界关注,在半强制分红政策环境下央企的股利支付特点是否对央企过度投资行为存在影响是一个重要问题.以2012年至2013年间A股央企控制的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①在半强制分红监管政策下,企业的股利支付率与过度投资行为呈现负相关关系;②在半强制分红监管政策下,企业的分红次数与过度投资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     

软件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软件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1)全球软件产业格局可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上游产业控制了核心技术、体系结构和标准,控制着整个产业的游戏规则.中游产业就是技术、产品和方案的集成.下游产业主要是开展技术应用及服务.(2)软件新产品与应用需求层出不穷;软件构件化导致服务产品化;软件产业集中度更高;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3)中国是一个软件人才的大国,国家"十五"发展纲要提出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将牵出一个巨大的软件市场.(4)软件企业成长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鸿沟期,注重研发;第二个阶段是保龄球期,注重市场突破;第三个阶段是规模经营,注重规模发展和管理.(5)软件企业面临的挑战产业方向选择、商业模式的创新、关键资源的整合、软件工程的建立、企业文化营造.     

价值共创视角下大型制造业企业创业的影响因素组态研究

基于多主体价值共创视角，选取81家大型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组织内、组织间及外部环境3个层面因素的组态效应对公司创业强度的影响机制，得出3种产生高公司创业强度的等效组态，分别为“地利助推型”“人和驱动型”“互动主导型”,并进一步阐释各组态的内涵特征与要素间的作用机制。     

基于STAMP模型对某金矿爆炸事故致因分析

为探究某金矿爆炸事故发生的原因,从系统论的角度,利用STAMP模型建立3个基本层次控制结构,对事故所涉及系统的安全约束、分层安全控制结构、物理过程、基层操作、外部监管、动态过程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工人的违章操作与各个组织安全约束的缺失存在关联,自上而下共有18个组织存在控制失误,监督管理以及安全教育培训的缺失是导致事...     

基于乡村性感知的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制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以刺激-情感-行为理论为基础,从乡村性感知的角度出发构建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制模型.利用南京市江宁区游客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了乡村性感知、地方依恋及环境责任态度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村性感知可分为社区参与感知、地域条件感知、乡村文化感知、农业经济感知和乡村景观感知5个维度;环境责任行为可分为遵守型环境责任行为和主动型环境责任行为2个维度;(2)乡村景观感知与乡村文化感知不仅直接影响遵守型环境责任行为,且通过地方依恋、环境责任态度的中介作用实现,而社区参与感知和农业经济感知仅通过地方依恋、环境责任态度间接影响遵守型环境责任行为;(3)乡村景观感知是乡村性感知各要素中驱动游客主动型环境责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     

基于TOE框架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模式探究

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企业的巨大变革，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当今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制造业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主战场，行业竞争空前加剧，如何通过新的模式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质性和量化方法，通过对浙江省内6家制造业企业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并结合已有研究框架、文献提炼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进一步选取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中的59家制造业企业作为案例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能力存在5个影响因素，即技术基础设施、技术管理、企业数字化重视程度、企业创新战略及营商环境。(2)组态条件间的不同组合形成了5条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的等效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根据核心条件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归纳为4类提升模式，即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型、组织驱动型以及技术—环境复合型。研究发现对揭示不同技术、组织、环境条件下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两型社会”下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监管问题

在“两型社会”建设中,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日趋严重,凸显了现存企业社会责任监管体系的缺陷与困境.通过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成本分析可知,一个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监管体系是政府、企业与社会多方博弈、共同制约的结果,如果将企业社会责任完全依赖于政府与社会的监管,无疑是低效的,只有利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迫使将社会责任真正内化于企业经营战略,使企业自觉寻求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的融合共生,才能确保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监督的长效机制.     

员工内部创业的前因组态研究——基于fsQCA方法的联动效应

以科创企业员工为样本，运用fsQCA方法整合员工层面与组织层面的5个条件，探讨员工内部创业的多重触发机制。结果显示：资质过剩感、自我效能感、悖论式领导感知、社会责任水平与组织和谐度是员工内部创业的关键构成，但单个要素并不是促进员工内部创业的必要条件；4种员工内部创业要素组态有助于促进员工内部创业，构成的员工内部创业路径分别是员工主导的自我驱动型、员工开拓的领导感知型、主体多元的综合发展型、企业支持的平台推动型；在悖论式领导均存在的条件下，社会责任水平与组织和谐度具有“殊途同归”的作用。研究深化和拓展了员工内部创业的形成条件，为企业采取针对性创业政策提供参考。     

我国中小企业诚信缺失问题和解决方案浅析

我国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和创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式下,我国中小企业面临新的挑战和社会责任。但是中小企业诚信缺失却日渐凸显,成为其自身发展的巨大障碍,也成为我国创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完善中小企业诚信的法制体系,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戒力度。加强信息公开机制的建设,建立信用评价公示网络体系,加大企业诚信度的舆论宣传以及相关政策体制构建,进而提升中小企业的监管机制,这些都是可以行之有效的解决中小企业关于诚信缺失的有利途径。     

毛乌素沙地植被空间自相关分布模式及变化特征

针对SPOT-VEG NDVI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学和经典统计学方法,分析毛乌素沙地1998—2013年的植被空间自相关分布模式、功能特征、发展趋势及气象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1)近16a榆林市植被NDVI空间自相关显著,存在1个低值和3个高值集聚区.低值集聚在西北风沙区,核心为低-低型,低-高型依附于外;高值集聚在东南部植被较好的3个热点区,核心为高-高型,高-低型依附在外.核心区面积较大,外围缓冲区面积较小.(2)低-低型NDVI变化分退化(1998—1999)、恢复(1999—2002)、稳定(2002—2007)和反复退化(2007—2013)4个阶段.高-高型NDVI分退化(1998—1999)、恢复(1999—2003)、稳定(2003—2007)、发展(2007—2013)4个阶段.(3)16年间低-低型NDVI介于0.2—0.4,高-高型介于0.3—0.7,1999年前急速下降,随后波动上升,速率分别为0.80%/a和1.86%/a.(4)低-低型和低-高型NDVI稳定性较强,面积变化较小;高-高型和高-低型反之.(5)16年间榆林市低-低型集聚区内NDVI值介于0.2—0.3之间的像元频数与年降雨量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性为0.50.研究结果可为揭示沙地植被空间分布与变化特征、植被修复与建设提供良好的理论和方法参考.     

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机理分析

近年来,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不迭标、环境污染、非法避税、劳工标准偏低、行贿等方面。造成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原因很多并且复杂,本文从企业内部管理方面、企业外部环境和文化差异三个方面来探讨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并建议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观、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完善法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等措施来解决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问题。     

铜单晶驻留滑移带演化的实验观察与形成机制

在室温下采取恒塑性应变幅控制研究了单滑移取向[123]铜单晶体的循环形变过程.塑性应变幅为1×10-3.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电子通道衬度(SEM-ECC)技术对同一试样在不同循环周次进行疲劳过程位错组态演化,以及驻留滑移带(PSB)的形成和它的表面形貌观察.对比了不同周次的位错组态,从而把疲劳过程的早期位错演化分为主滑移平面上的主刃型位错和基体位错墙间的螺型位错段起主要作用的两个阶段.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关于PSB形成的可能机制:当基体位错墙的间距与墙的宽度都达到一临界值时,由于基体位错墙两边的螺型位错段对基体位错墙施加不平衡的作用力,当此力达到临界值时导致基体位错墙的连锁性破坏,从而形成驻留滑移线(PSL).随着循环周次的增加,与PSL相邻的螺型位错段继续作用而最终导致PSB的形成.     

基于供应链压力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

我国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机和外部压力双重缺失的现实决定了其社会责任水平低下.通过建立供应链治理机制,利用企业之间强烈的利益和行为关联约束,可促使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构建基于国内供应链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是当前我国特定背景下的现实选择,通过消费者选择、利益相关者监督机制作用于供应链核心企业,并通过供应链压力的有效传递,达到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实现供应链治理机制应注意克服“错位效应”、“天花板效应”和“逆反效应”等负面效应.     

肉类食品安全问题的组态路径及监管优化分析

以深圳市2019—2021年抽检的肉类食品为样本，研究肉类食品安全风险的生成路径及监管优化策略.基于供应链视角，从作业和监控两个层面分析确定了肉类食品安全问题的前因变量；在此基础上，利用csQCA方法分析确定了肉类食品安全问题的5条组态路径，并归纳分析得到3种肉类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类型，即腊制品过加工型、卤制品生物污染型和生鲜源头风险型.针对3种不同风险类型问题的生成路径，提出监管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