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诗歌之英文翻译述论

戴望舒诗歌的英文翻译散见于哈罗德·阿克顿和陈世骧合编的《现代中国诗选》、伦敦的《议程》诗歌季刊、利大英《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其人其诗》、叶维廉编译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奚密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贺麦晓和齐特内尔编译的《中国现代诗歌之花——民国时期诗选》等诗集中,目前只有陈玉麟翻译的《戴望舒诗选》一本英文专集。各种版本翻译文本质量优劣各异。鉴于戴望舒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重要地位,其诗歌的英文翻译还有重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从诗歌文本看戴望舒心路历程

戴望舒的诗作以典型的个人话语书写内心情感历程.少数关注现实的诗作并未影响他前期的基本取向;他咏叹情爱,但更多遭遇苦恋,未曾获得幸福;他咏写对精神家园的追寻,逼仄的现实前却无由逃遁;抗战中的罹难,最终转变了诗人的心路走向,诗人由此实现对现实的复归,并完成了其不朽之杰作.     

戴望舒诗歌艺术观的变化与统一

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一生的创作中,诗歌艺术观一直处在变化当中,但在变化中又有着统一.在其诗歌艺术探索中,他从追求格律的音乐美到打破韵律的束缚,从主象的现实到主幻的超现实,同时他又坚守着忧郁的诗魂,重视诗歌当中的情绪,坚持自己的纯诗理论,其诗歌艺术观一直起着引领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创作出风格多样的诗歌.     

戴望舒诗歌中古典意蕴的现代意义

戴望舒诗歌以其浓厚的古典韵味在现代诗坛中独树一帜，其诗歌很好地继承了古典诗歌的意象创造及自由和谐的优美韵律，使得现代诗歌中融合了传统文化的因子。这无论对于当代的精英文学创作还是大众文学创作，都具有非同寻常的现代意义。     

谈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问题

对于一些新诗人古板地追求格律化而导致的弊端,戴望舒在他的诗论与创作中表现出了一位真正诗人的探索与思考.他去掉了古典诗歌的"格律"形式的束缚,以及新格律派诗歌过分注重的外在音乐美,提出了中国新诗的第三种节奏.这是新诗创作中音乐性不同方面的转变,是新诗音乐性的"内化".     

波德莱尔对戴望舒诗歌创作的影响

波德莱尔被称为象征主义的鼻祖,他的《恶之花》被称为象征主义的开山之作。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长期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在创作中大胆借鉴他的象征和感应理论,并在吸收波德莱尔的文论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和美学原则,做到了中西合壁,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诗歌理论,他被称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集失成者。     

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戴望舒宗教潜意识简论

戴望舒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代派诗人。但是其诗歌中又有深刻的宗教内蕴,尤其是中国道家文化的影响深刻。在《寂寞》、《乐园鸟》等诗歌中都明显地体现出了其对生命本真意义的追寻及体悟。     

浅谈诗歌鉴赏中的客观性——戴望舒三首抒情诗比较

诗歌鉴赏的“客观性”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灵相通的交流和结合。要完成传达与解读这一完美的任务,需要经过读者的直觉感受,逻辑思考和比较评价等相互交融才能达到美妙的和谐,产生审美的共鸣。戴望舒的诗歌作品《雨巷》、《我的记忆》、《我用残损的手掌》,是诗人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对这些作品进行比较和欣赏,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色彩与情感：艾青诗歌中的“色彩体系”及其忧郁诗风的表现

艾青一生创作并发表的481首诗歌中,240多首包含色彩词汇。这些色彩词汇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色彩鲜明、情感丰富的诗人的视觉世界。大体上,艾青诗歌中的黑色多表现痛苦、贫困与忧郁,白色象征希望和虚弱,红色则是激情和危险的代名词,金色在艾青的世界里永远是希望与美好的象征,黄色、灰色、褐色系列则多用于表现忧郁、苦难和衰颓,绿色、蓝色、青色在艾青的构图中似乎于明媚中带着忧伤,而紫色是使艾青有别于其他运用色彩作诗的诗人的独特的色彩元素。     

戴望舒前期诗作的现代性解读

从现代性的角度对戴望舒前期诗作进行解读,可知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中表现出的忧郁、痛苦、迷茫的思想与情感。     

论戴望舒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

戴望舒诗歌创作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戴望舒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自觉传承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融会意识构成其创造性的诗歌美学观。戴望舒的创作实现着中西诗学“融会”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将中国新诗推向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艺术领域。     

论丽尼散文的忧郁美

丽尼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抒情性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散文创作,早期主要抒发个人的悲欢哀戚,后期重在倾诉感时忧民的痛苦心声,个人坎坷不幸的生命遭遇与民族国家的苦难相互交织,这使他的散文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忧郁之美。     

戴表元诗论浅说

对全元文的整理过程,也是我们发现元文特色、总结元文发展规律、总体把握元文的过程。元代散文家多受程朱理学影响,一些著名作家或本身就是理学家,或与理学家有着师友渊源,所以元代散文理学气浓重,重道轻文现象突出,这也是元文为历代评论家们诟病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身处江南教书授徒的戴表元,却以其“清深雅洁”之文为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新风;其散文中颇为离经叛道的诗论,更使人耳目一新。本文谨从戴表元散文中表现的“宗唐得古”“性情说”“清言说”等诗论作一浅说,分析其对元代文坛的影响。     

何其芳的悲秋情结——从何其芳大学时期（1930～1935）诗文看

何其芳大学时期的诗文显示出浓厚的＂悲秋＂情结。何其芳与＂悲秋＂母题的亲和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传统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又是他的精神世界与＂悲秋＂母题的契合。通过对他人生的解读与对他诗文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触到他孤僻的心理个性与其人生的无指向痛苦交融成的忧郁、迷茫、孤独的心理场。这一心理场与传统文化的＂悲秋＂意识是异质同构关系。这种异质同构,使得悲秋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下来,而何其芳的精神世界又以文化通约的方式予以接纳。     

20余年来缙云山黛湖鼓藻类植物的演变与水质的关系

对黛湖鼓藻类植物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黛湖鼓藻类植物的种类逐年减少。1986～1988年为108种，减少了24种，1990-1992年为63种，减少了69种，1993-1995年为52种，减少了80种，1997-2000年为48种，减少了84种，2002-2004年为50种，减少了82种．利用Shannon-Wiever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黛湖水质除1990-1992年为中度污染外，其余年份为微污水质，与Whittaker多样性指数、生物多样性指数以及指示藻类反映出的水质状况基本吻合．     

论朱熹与戴震《诗》学之间的因缘关系

朱熹和戴震《诗》学关系密切,朱戴有着共同的学术精神和治学风格,大胆怀疑,客观求真。朱熹《诗》学诸多思想和方法对戴震有明显影响,戴震《诗》学借鉴了朱熹《诗》学的具体思想和方法,肯定和引用了朱熹大量的《诗》学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戴震《诗》学对朱熹《诗》学有所超越和发展。     

谈《沉沦》中的零余者形象和忧郁美

《沉沦》主人公是郁达夫笔下的第一个“零余者”形象,他善良,热诚而又过于敏感,孤傲清高,如何认识这样的人物形象,特征是与之相伴的大量的性苦闷描写,成为阅读,欣赏这篇小说无法回避的问题,郁达夫着力向人物内心深入开掘,使全篇充溢着感伤情调和忧郁美。《沉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突破了一已的情感宣泄,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真诚美好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