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工商政策及其影响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形势所迫而制定了一系列工商政策,基于对晚清政府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辅助性政策,力图自上而下推进经济振兴,其实质是在政府主导下将近代工商制度移植到晚清。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     

论晚清工商政策及其影响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形势所迫而制定了一系列工商政策,基于对晚清政府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辅助性政策,力图自上而下推进经济振兴,其实质是在政府主导下将近代工商制度移植到晚清。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     

晚清国际法输入在中法战争中的实践

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国门,晚清政府试图运用逐渐输入中国的国际法来改变被奴役的命运。在中法战争中,晚清政府将国际法作为对外交涉的工具,这是晚清政府对国际法的一次典型运用和实践。     

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形成新探

1889年,清政府确定修建铁路的政策,但对借债筑路仍持一贯的反对态度,铁路建设实行官办政策。至甲午战争结束后,在财政危机与严峻的瓜分危机形势下,为加快铁路建设,清政府铁路政策由官办转向商办,最终被迫选择铁路借债,晚清＂借债筑路＂政策初步确立。1898年,芦汉铁路比国借款订立并作为晚清铁路借款的参照模式,至此,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最终形成。     

晚清“商战”思潮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刍议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在商业贸易危机的冲击下,催生了以“商战”思潮为核心的重商主义的复兴。影响所及,引发了近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诸如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晚清政府的所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制度重构等等,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中国近代行政法规及其特点述论

中国近代具有现代意义的行政立法始于清末法制改革,在其后的40余年间,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数以百计的行政法律法规.这些行政法规是中国近代整个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行政法律迈向现代行政法律的开端.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时代色彩,现代法律形式和法律实质的对立和悖离,以及突出的阶级性和多变性,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洋务派官员与晚清出使大臣的选拔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使节制度的创建阶段。甲午战前,出使大臣的任用主要是以王大臣保荐的方式进行,其中,洋务派官员的保荐起主导作用。战后,这种任用方式并没有完全废除,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政府对华侨政策的转变。     

近代蒙古司法审判制度的演变

清代前期，清政府通过时蒙古的特殊立法，确立了蒙古地区独具特色的司法审判制度。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的演变和历届中央政府时蒙古的“与内地一体化”政策的实施，蒙古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论清代前中期福建民间造船管理制度——以《福建沿海航务档案》为例

历代封建政府都十分重视对民间造船业的监管,清代前、中期,清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制定了一套极为繁琐的造船管理制度,对福建民间造船业的每一个环节加以控制,阻碍了民间造船业的发展。根据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又逐步废除了对福建民间造船的限制政策。在清政府逐步废除或放松对造船管理的情况下,清代福建民间造船业无法达到宋元之繁盛,但仍得到了发展。     

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述论

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产生和演变于近代中外交涉之中 ,主要交涉对象是法国天主教会和法国政府。这种政策先后包含取缔或稽查教会育婴堂、稽查教会育婴堂、由地方官府和民间兴办育婴堂与教会育婴堂相竞争三种类型 ,呈现出节节退让、逐步放松的特点。这种特点说明晚清政府在对外涉中始争终弃 ,无力维护国家主权     

戊戌政变后晚清朝野外交认识的分歧——以贝思福访华为考察中心

1898年9月至次年1月,英国下议院议员贝思福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华考察期间,贝思福与清政府的朝廷和地方官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贝思福向清政府提出英国派员来华训练军队的建议。由于戊戌政变后的紧张局势,清政府在以礼接待贝思福的同时,对贝思福的建议持戒备的心态。但是民间绅商,甚至个别地方督抚对贝思福的建议表现出同感的迹象。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朝野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     

驻藏大臣有泰评述

自1888年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发动第一次武装侵略后,以通商为主要手段,开始了对西藏地方长时间的经济侵略。后来英印政府又策划对中国西藏进行“直接交往”的阴谋遭到失败后,发动了第二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战争。这一时期恰好是有泰担任驻藏大臣并在西藏地方主持政务的时期。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驻藏大臣有泰不顾清朝中央政府命他即刻赴边谈判的旨意,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最终使西藏地方被迫与英帝国主义签订《拉萨条约》。     

试论清政府保护旅美华侨政策的局限性

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对海外华人实行保护政策。面对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清政府也提出了抗议,竭力同美国交涉。然而,清政府软弱的地位使其保护华侨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略论元明清时期中央与西南边疆政治关系的整合

元明清时期是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构建整合步入正常化轨道的重要战略期。三代封建统治者对建构整合西南边疆与中央的关系十分重视,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试图加快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如在政治上实行内地化管理体制,在民族地区则稍加变通。在唐宋羁縻之治的基础上,元代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明朝发展为土司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清初继承明代的做法,对土司制度更加严格、规范,并适应形势发展适时改土归流,同时与边疆割据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封建中央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西南边疆成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西南边疆与内地交通联系的畅通,为封建王朝中央整合与西南边疆之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中外关于开放内地杂居权与撤废领事裁判权之争

在近代正常的国际关系中，允许入境外国人在内地杂居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初，清廷坚持议定口岸界址，以此防范外国人入内地杂居。此后，中外关于开放内地杂居权与撤废领事裁判权之争，迁延甚久。从争议过程来看，清廷以要求列强废弃领事裁判权自保，坚守不开放内地杂居权这一底线。由于事关双方所认知的权益底线，故而双方关于解决这一争议的种种外交策略，均愈来愈明显地带有了“手段”而非“目的”的意味，以致此事最终形成难解之“结”。     

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

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藏传密教在汉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此次藏密的内陆传承虽然没有元、明、清时代帝王统治的大力护持,但传播的范围却更广,社会影响更显著。文章从清末民初藏密在汉地传播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义和团时期的宋庆

宋庆耐苦善战,年近八十,仍短衣帕首,奔走冰雪中,与士卒同甘苦,深受清廷敬重。他知彼知己,本不赞成与列强开战,慈禧意气用事,仍然开战,开战之后,宋庆以大局为重,仍然组织兵力,修筑工事,层层抵御,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死后,清廷给他以异乎寻常的优恤,也是理之当然。     

内地西藏班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工具分析

自1985年国家倡导在内地省市创办内地西藏班以来,内地西藏班教育得到迅猛发展,这元不得益于国家的这项特殊教育政策以及各级政府和学校对这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文章借鉴McDonnell和Elmore所提出的四种政策工具作为政策执行分析的理论框架,从命令、诱导、能力建设和制度变革四个方面对内地西藏班的政策执行工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提倡科学发展观和教育均衡发展思想引导下,内地西藏班民族教育政策在各省、市都受到高度关注,得到比较好的落实。     

乾隆年间旅蒙商票照申请制度初探

清初在内蒙古地区贸易的旅蒙商须持有政府发给的票照才得以从事商业活动,至乾隆朝票照政策逐步完善。清政府对商业票照的发放有严格的规定,以便加强对内蒙地区的统治。这一制度的实施,既有利于国家对重要物资的控制,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随着晚清政府的衰落,票照制度也走向消亡。     

晚清、民国时期乡村私塾改良及新学考察——以广西玉林五属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玉林五属的开明士绅为谋一域教育发展、救社会于危难，举民间力量，积极开展改良私塾和兴办新学活动。新桂系执政时期对乡村教育采取“政、教、军”三位一体制度，欲使私塾与新学之教育合二为一。此举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教育的转型，但也使乡村教育走向军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