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思想对苏轼"辞达"说的影响

"辞达",是儒家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苏轼对"辞达"说的阐释全面而又深刻,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作用.而苏轼解读"辞达"说所持的通达态度,又明显地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即试图对这种影响做一浅略的分析和梳理.     

论苏轼"寓意而不留意"书画观的禅门精神

在苏轼丰富的书画理论思想中，“寓意而不留意”的书画思想尤为引人注目。苏轼认为对于书画只能“寓意”而非“留意”。因为“寓意”可以寄托情思，其乐无穷，真正发挥书画的“悦人”功用；而“留意”就会爱不释手，执著沉迷，给主体带来消极的影响。故而对于书画应该采取一种“悦”而不“执”的欣赏态度。这种思维方式，蕴涵着禅门“于相而离相”、“住而不住”的精神。     

苏轼论创造成功的七要素--《苏轼创造奥秘》之一章

苏轼者，启山林手也。探索其创造奥秘以取得强劲借，是每个学者孜孜以求为的事情。苏轼论创造个性所应具备的七要素，是在总结前人《曹丕、陆机、刘勰等）论述的基础上，特别是依据他本人独创的实践经验所概括出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命题。一、“才”：苏轼很强调“才”的作用：“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望其成。”二、“气”：苏轼特别强调“气”的创造活力和威力。他继承了孟子“浩然之气”的说法而又有所发展，他认为“气”是一种“盖天下”而“出万物之上”的至刚至人的精神状态，并指出它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关键要素。三、“识”（即“学”）：苏轼认为要想成其非常之功，需要有非常之识度。他把“识度”置于“智术”之先，可见他对“识”的重视程度。四、“意”（同“理”或“道”）：苏轼突出强调创作过程中的“以意为主”。“意”，指表现对象所包含的思想和义理，是作品的灵魂，是一篇之关键，居先驱地位。五、“志”：谓作家立身行事之决心和志气，亦即指理想。苏轼论士人的“才”与“气”，皆从“志”入手。六、“节”：苏轼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对“节”的无比重视，直接否定和批判了曹丕不重“名节”的观点。七、“艺”：指艺术创作中所必须具备的技巧、方法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才华。苏轼强调一个优秀作家必须同时“有道有艺”，两者不可偏废。     

苏轼诗化雅词的精神之旅

苏轼运用“诗心”创作了大量的诗化雅词。这些词既以词言志，表现了经世事功的儒家诗教观，又传递了力图排遣和化解人生之忧和经世之悲，崇尚老庄任道逍遥、追求高蹈隐遁的思想，还体现了一种不随物悲喜、随缘自适的佛禅理达之境。审视苏轼诗化雅词的心路历程，可以正确体认苏轼调和三教而显现出来的圆融、通达的独特文化性格和人生模式。     

“辞达”——古代文论中的性情描写说

一孔丘首先提出了“辞达而已矣”的论点。这一论点在文艺理论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人们千百年来在实践中都肯定“辞达”是评价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对文艺作者来说,“辞不达意”向来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但有那么一本厚厚的《论语批注》,为了想把《论语》里的每一句话都批得“体无完肤”,竟把上面所说的这一句话也拿来大批特批,如此批道:孔丘讲的“辞、达而已矣”,是同他说的“巧言”对立的。他把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的言论称为“巧言”,攻击他们言不由衷,虚伪造作,妄图以此抵制新思想的传播。其实,一贯要两面派,玩弄花言巧语的,正是孔丘自己。他大讲“辞、达而已矣”,那是企图用漂亮的辞句,掩盖他的“矫言伪行”。孔丘的确多次反对过“巧言”,认为虚伪造作的语言“鲜矣仁”、“乱德”,十分可耻。批者究竟有什么可靠的证据断定孔丘反对的“巧言”,就是指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的言论?难道新兴     

试拟一种修辞新格──装佯

谭永祥先生对辞格研究贡献卓著，正如修辞学家吴士文先生所说：“从古至今，拈出新格数目最多的首推谭永祥，这是谁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他所提出的辞格，绝大部分都得到了修辞学界的承认。其中的谲辞也为近年出版的几种修辞格辞典所收录，但笔者以为谲辞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内涵方面看，为掩饰真情而故意说点儿谎言假语，并在言语交际中收到积极的效果，这种表达假信息的修辞手法叫做“谲辞”。这里的“真情”不知是真实情况还是真实感情，所指不同，它所涵盖的范围也就不一样。从外延方面看，人们所说的话，如果从信息是否符合实际的角…     

解析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及其在古代朝鲜的受容

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一文言辞犀利、分析透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朝鲜李朝时期的文人赵龟命、崔有渊受其影响也作了两篇侯公说项羽辞。与苏轼拟辞相比,赵文可称为一种"叛逆式接受",在文章结构、论说立场、中心观点上都体现了革新精神;而崔文在文章框架、核心论点上对苏文都有所借鉴,可称为一种"支持式接受"。     

“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时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诗话之定位与诗话学献疑

诗话的定位，应该是个“混合体”：就内容言，既论诗及事，又论诗及辞，而且是辞中及事，事中及辞。就风格言，又介于“严肃”与“游戏”之间，轻松的笔调蕴藏着重要的诗理，严正的批评又带些诙谐的成分。就体式言，诗话属于一种学术专著。“诗话学”尚未被学界普遍接受；“东方诗话学”更缺乏强大的理论支撑。     

《前赤壁赋》的景与情内在脉络

《前赤壁赋》是苏轼贬谪黄州后的作品，它反映了作者在这个政治失意时期复杂的心态。三个月后，苏轼又写下《后赤壁赋》。历代文评家评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时，常推崇后赋的写景，认为它不假辞藻，如“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和“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等语，全用白描。自然而工致。而我认为这只是从写景的技巧上评价，要谈到写景的目的，还要看写景与全文的关系。     

自然脱俗意境高远——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隐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在历代文人中有广泛影响的奇文，北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说明后人对这篇文章的推崇和它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这篇文章所以受到后人的推崇和     

苏轼论创造成功的七要素——《苏轼创造奥秘》之一章

苏轼者,启山林手也。探索其创造奥秘以取得强劲借鉴,是每个学者孜孜以求的事情。苏轼论创造个性所应具备的七要素,是在总结前人(曹丕、陆机、刘勰等)论述的基础上,特别是依据他本人独创的实践经验所概括出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命题。一、“才”:苏轼很强调“才”的作用:“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其成。”二、“气”:苏轼特别强调“气”的创造活力和威力。他继承了孟子“浩然之气”的说法而又有所发展,他认为“气”是一种“盖天下”而“出万物之上”的至刚至人的精神状态,并指出它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关键要素。三、“识”(即“学”):苏轼认为要想成其非常之功,需要有非常之识度。他把“识度”置于“智术”之先,可见他对“识”的重视程度。四、“意”(同“理”或“道”):苏轼突出强调创作过程中的“以意为主”。“意”,指表现对象所包含的思想和义理,是作品的灵魂,是一篇之关键,居先驱地位。五、“志”:谓作家立身行事之决心和志气,亦即指理想。苏轼论士人的“才”与“气”,皆从“志”入手。六、“节”:苏轼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对“节”的无比重视,直接否定和批判了曹丕不重“名节”的观点。七、“艺”:指艺术创作中所必须具备的     

“苏学行于北”——论苏轼对金代文学的影响

苏轼诗、文、词对整个金代文学的影响很深，金初苏学之盛是由北宋使金文臣被留之人带去的，诗文风格往往“不出苏、黄之外”。至金代中叶，金国文人已成长起来，仍对苏轼崇拜有加，金代系统研究宋诗特别是苏诗的是元好问，金人尊崇苏轼而亦知其短，王若虚在充分肯定苏轼的同时，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     

论苏氏文艺思想的哲理依据

苏氏“寂感”说分为体用、动静、性情三个层面，强调主体修为由思而至于无思、“入神”以致用；物我交相感应以至于“忘”；性发为情而最终复于性。苏氏“寂感”说是苏轼等人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一方面影响其文艺思维方式，体现为对创作主体自身修养的重视，要求尽物之妙、随物赋形，达到“入神”境界；一方面影响其艺术风格，追求由绚烂之极回归平淡。     

苏轼笔下的黄州民俗

自古以来,中国人素有“入乡随俗,出水随弯”的说法。《礼记·曲礼篇》说:“礼从宜,使从俗”,这就是要人们尊重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礼节、风俗习惯。苏轼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不但“入境问俗、(苏轼《密州谢上表》),而且“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苏轼《上韩太尉书》)。苏轼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一生宦海沉浮,历居京城汴梁、陕西关中、山东密州、江苏徐州、常州、湖北黄州、浙江湖州、杭州乃至岭南惠州、     

苏轼“平淡”美的意蕴及其思想渊源

苏轼的所谓平淡并非平凡与枯窘，而是要强调无意于佳的创作心态，随物赋形，达到行云流水、外枯中膏的天籁之美，而这种艺术思想的形成，除了宋代审美文化背景的影响外，更主要的是老庄和禅宗哲学对苏轼的浸染所致。     

又到"人才短缺"时

长假之后，按照以往惯例，企业和公司又到了“换血”时节。“换血”者，人才的辞旧换新是也!     

试论苏轼词作的主体风格

关于苏轼词的主体风格，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从苏轼改变词风，提高词品，用词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制度入手，提出了“以诗为词”一说，同时对文学史上曾有过的关于“以诗为词”的阐释，大胆地提出了质疑。     

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

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在诗、词、散文,乃至书、画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就其散文而论,他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人称“东坡文章妙天下”。因此,研究苏轼散文,继承这一份遗产,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有益的。 苏轼的散文创作,强调平易近人,文从字顺,反对“求深者而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注三]的坏文风。他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反映了宋代古文运动的要求和方向。然而苏轼散文又自成一家,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猿猱闻鼓不须呼”——论苏轼在徐州所作《浣溪沙》词中的祈雨祭祀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由密州徙任徐州知州，到任即遇黄河决道，元丰元年(1078年)又逢春旱，苏轼按照朝廷颁布的祀龙祈雨之法，前往徐州城外的石潭求雨、谢雨，在这期间创作了著名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5首。这5首词不仅生动描写了北宋的农村场景，而且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苏轼的谢雨和村民们的社祭活动，其中“猿猱闻鼓不须呼”一句中的鼓声并非来自苏轼的谢雨祭祀活动，而是来自村民们在水灾后祈求丰收而举行的社祭。关于“麋鹿”与“猿猱”的不同解释，则是后世读者阐释焦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