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负面影响

本文以黄埔军校成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史实为依据,从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期间,共产国际推行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方针;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搞武装,只单方面武装共产党;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对武装力量领导权与共产国际指导失误有密切关系等方面论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负面影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其早期军事活动中的错误当然应负责,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中所犯的错误也毋庸置疑.     

浅析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作为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革命进程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共产国际。本文以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主线着重探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其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     

大革命失败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方式探析

根据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为对中共进行有效指导,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各系统就通过派遣代表等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导和帮助,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但由于代表们所属系统和个人经验等的不同,导致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同中共中央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正常判断,增加了莫斯科在决策中失误的几率,也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混乱和错误。     

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原因的认识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对失败原因有很多评论,本文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国际的部分对华政策及领导人对武装支援的不同态度几个方面讨论失败原因。     

解读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

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中国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而在大革命时期,世人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在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的决策往往都受到共产国际权威的指导和制约。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它向中国派去的顾问代表们是其政策方针的直接执行者。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居领导地位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错误路线的形成、执行,不仅有其自身原因,与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华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共二大解决民族问题主张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主张曾受到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党的影响，民族理论与政策也同样受到了影响，中共二大提出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共产国际、联共党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限制与陈独秀的抗争

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严重束缚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革命领导作用的发挥， 共产国际屡次阻止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虽然进行过多次抗争， 提出过不少合理要求，但都遭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严厉拒绝     

左右翼“共处”局面下的法国外交

外交大政方针仍由总统掌握,但总理的外交权力较过去增大。他们虽互有牵制,但协调是主要的,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也是主要的。析的权力关系旅高乐1958年创建第五共和国,大大扩充了总统的权力,用他的话说,"总统是唯一的国家权力掌握者和代表者",总理和政府完全听命于总统。近30年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南昌起义后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密切注视着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进程,并做出了许多决议和指导意见.虽然联共(布)、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指导南昌起义的方针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他们以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在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为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做出了贡献.     

“城市中心论”对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影响

"城市中心论"首先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盲动主义表现出来。在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和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仍坚持城市是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阻碍中央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在李立三中央时期又以"进攻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表现出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支持王明上台,使得"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盛行达到了顶点,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坚持独立自主与中国革命的胜利

本文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理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关系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论证了坚持独立自主对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     

试论陈独秀加入托派的原因

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逐渐地倒向了托洛茨基派。究其原因，既有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问题上的推卸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年幼等客观原因，也有陈独秀本人个性倔强、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的不彻底性等主观原因。     

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影响

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其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国内史学界过多地论证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但笔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应该占主流地位。     

王明与东北抗日斗争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之一。在1932年至1934年，中国共产党由于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曾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随着苏联、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王明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领导中共代表团就近指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在某些策略方针的方面有所变通，对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王明是一个教务主义，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加之“左”倾错误在全党盛行，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左”右倾错误的干扰。     

共产国际与1926年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所以“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很容易地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阶级状况,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则估计不足。     

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影响

１９１９年３月成立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其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国内史学界过多地论证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但笔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应该占主流地位。     

试析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双重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性事业的一部分,当然渴望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但完成这项革命事业,首先需要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不能听任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既然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也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代表的确给予中国共产党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加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形成特殊条件下中苏两党的政治联盟、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估量判断对我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的指挥失当,给我党带来了重大损失,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勇于自我批评并承认错误一向是我党光明磊落的表现。我们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我党造成的这种双重影响,旨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确保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正确领导,使之在各方面不断走向成熟与自觉。     

再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答贺朝霞、李亮

将中共"一大"开幕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日缺少历史证据。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心组指导和影响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通过发布党纲、派人和书信指导等形式领导和影响这些地方党组织;1920年共产国际实际已对中国共产党起指导作用,"一大"前已有了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一大"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有些研究者对中共成立于1920年观点的批驳缺乏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     

毛泽东的眼光

章百家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特别谈到,抗日战争这段时间,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和研究国际问题的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建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在很长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可以说与外部世界有着天然的联系,尽管     

共产国际与1926年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所以“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很容易地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阶段状况，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则估计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