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重建及其反思

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介入科学领域，以其独特的性别关注打开一个崭新的文化视角。女性主义者从不同层面对主流科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露了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进而建构女性主义科学。从女性主义一般概念入手，论述了女性主义对主流科学的批判和女性主义科学重建的构想，从中揭示了女性主义的科学观。     

试论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蕴涵

女性主义心理学自产生以来，对于西方心理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女性主义对主流心理学的核心假设－客观性与价值中立的批判，动摇了实证主义在心理学中不可一世的地位，使心理学关注历史化价值因素成为可能；女性主义心理学动摇了主流心理学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使女性经验与主观性成为心理学合法的研究范畴；女性主义心理学所倡导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从不同的角度引起了心理学家对主流心理学方法论的反思，促进了心理学方法论的重构。     

论生态女性主义在环境伦理学中的应用灵性思想

近年来,由于人类的急功近利,人们毫无顾忌地向自然索取满足自己急剧膨胀的欲望所需要的一切,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灵性根源,认为地球和自然是女性的,地球孕育了我们,并且主张从"自然灵性"出发注重整体性,关注自然界的整体利益.尽管生态女性主义还有其理论上的缺陷,但其思想本身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方女性主义视野的心理治疗

西方女性主义心理治疗是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的，尽管治疗家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却达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它们是：强调在情境中理解个体的行为；强调两性在生活中权力平等；强调治疗关系中的协作与权力共享；强调心理治疗的价值取向。女性主义心理治疗带来的启示是，必须要对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价值体系的合理性提出不断的质疑，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宏观的社会环境；此外，女性主义取向的心理治疗还对西方心理治疗的“正统”地位发起了挑战，引发了关于心理治疗的多元化和本土化的思考。西方女性主义心理治疗在新世纪里当会有长足的发展。     

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比较研究

在自然观上，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都反对机械论自然观，都主张未来社会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都超越了一般的环境主义立场。两种自然观的理论基础、理论分析方法不同，其理论贡献以及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别。     

关怀伦理的生态文化转向——论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怀环境伦理

关怀伦理重视关怀、情感、责任、情境、公平等的表达,成为了众多学者在各种论述中重要的价值观取向。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怀环境伦理在关怀伦理的基础上建构起体现爱与关怀的生态伦理文化,这是目前生态文化的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转向。对于关怀伦理学来说,必须加入生态思想的观点,才能扩展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我们暂且以关怀伦理学为架构,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论述中重新诠释关怀伦理学在环境议题中的拓展。     

基本内涵、规制危机到转型路径——乌尔里希·布兰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探析

面对当前亟待解决的生态难题，乌尔里希·布兰德在吸收马克思自然观、调节学派规制理论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强调自然是以社会的方式生产与占有的，并从社会统治与政治统治的双重维度构建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框架。在“社会的自然关系”架构下，布兰德批判性阐释了资本主义的规制危机以及作为危机应对方案的绿色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旨在实现社会生态转型。作为生态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布兰德揭露了根植于北方国家“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危害，虽因淡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陷入转型动力不足的困境，但他对和谐公正的“社会的自然关系”的追求，有助于我们增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为中国引领全球社会生态转型提供时代理据。     

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丰富了自己的特质.而产生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批判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人与人的伦理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深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西方当代环境哲学概观

本文围绕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分标、环境哲学与其他思潮的交融，以及环境哲学与环保运动的结合，将当代西方主要的环境哲学思潮，包括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生态女性主义、后现代环境哲学、神学环境哲学、社会生态学、生物区域论加以梳理，并对各自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单介绍。     

女性主义的科学重建

本文考察５和分析了女性主义科学重建的起点，可能性及几种方案，并作了简要评论，分四部分：（１）女性主义对科学活动中的性别仿见及主流科学观的批判。（２）女性主义关于科学重建目标衣方法论基础的讨论。（３）重建的女笥主义经验主义的“修正”方案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后续科学”方案。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研究动因新考

李约瑟为什么会研究中国科技史,一直以来国内外学界流行的解读为:鲁桂珍是直接的诱因。笔者通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科学的社会研究兴起的考察,认为,李约瑟之研究中国科技史,有深刻的时代背景。自1931年以后英国科学界开展的科学的社会关系的调查和研究,应该是主要动因之一,而四十年代李约瑟来到中国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则最终促成了他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李约瑟难题第一部分是李约瑟站在西方科学立场上提出的,它极有可能形成于1937年科学及其社会关系委员会初成期间,难题本身推动了他对中国的追踪;第二部分则是他站在中国古代科技的立场,在二战期间深入了解中国的科学与社会后提出。至迟在1945年,他已对难题的答案进行了深入思考。     

埃吕尔与温纳的技术本质观之比较

埃吕尔给技术下了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温纳对技术采取了非本质主义的描述；埃吕尔认为技术已成为一种环境，温纳则认为技术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所讨论的技术都是广义的技术。埃吕尔和温纳的技术本质观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指明了现代技术这种无所不包的性质，揭示了整个社会的技术化和人的技术化生存的现状与趋势，彰显了技术对人的形塑。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探析

哈贝马斯师承马尔库塞“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其内在根据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是深刻的,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认识当代技术文明的某些负效应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而且提出了一些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但是,由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并没有具体而科学地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制度是如何制约和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反,他抛开特定的社会背号,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性,将科学技术说成是一种肯定的、排除批判否定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帮凶,甚至把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这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普斯陶伊(Pusztai)事件及其思考

本文对98年英国引发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的Pusztai事件进行了梳理并澄清了一些误解,展现了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与商业资本、政府、环保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并作出分析,通过这一事件的复杂性表明了科学研究存在利益冲突、具有价值负载,表明了科学家角色的变化.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及与名称和摹状词理论的关系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与他的名称和摹状词理论具有密切联系。简单事实是关于世界的基本事实,其基本成分是殊相和共相,殊相是本体;原子命题描述简单事实,其主词是名称,名称是对殊相的命名,而只有亲知的殊相才能够被命名;形式上占据主词地位的并非就是名称,因为它并非必然是亲知的,因而日常被认为是名称的符号通常是缩略的摹状词。摹状词理论体现了罗素本体论上的思维经济原则。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在阐述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刍议历代春秋时期历法研究均不成功的原因;对月建、两次"日南至"、"三正"、频大月等重要议题进行重新审视;给出春秋时期鲁国244年间各年之岁首日期、JD和干支,并标出置有闰月的年。特别对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的建正、失闰和超闰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复原、重现春秋时期鲁国历谱的原则。最后讨论春秋时期各国历法的建正问题。     

关于加强我国术语学建设的几点思考

本文简要叙述了对术语、术语工作和术语学的认识，以及国内外术语学的发展概况，分析了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落后现状及原因，提出了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分析哲学视野中的隐喻研究——兼论隐喻和类比的区别

本文首先介绍了几位分析哲学家对隐喻的意义定位及隐喻的工作机制的分析，总结出两条识别隐喻的进路，并基于这两条进路对隐喻和类比等概念的区别做出了澄清。     

Luddite Interventions: on the Poetics of Catastrophe and the Art of Criticism

As an art theoretician, and as a father, I focus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Vanderbeeken’s postmodernist negative theology. I express doubts about the relevance of a poetics of catastrophe that conflates any possible alternative to the alleged technocracy under the sign of the simulacrum. To my opinion, the discourse about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are in a deadlock. Following the lead of American novelist Thomas Pynchon, I rephrase these critical doubts in Luddite terms: should we imagine a counterattack as radical as the alleged dystopian nightmare dreamed up and sketched out by Vanderbeeken? I try to show that this line of thinking risks to result in a bold and speculative logic where ethical nuance collapses and, ultimat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theory and the social culture is reduced to metaphorical analogy. To make this point I retake a critical, phenomenologically inspired reaction by Vivian Sobchack to Baudrillard’s account of Crash, J.G. Ballard’s controversial novel on techno-fetishism. My argument is that the scar that marks Sobchack’s ‘technobody’ might here stand for an alternative that approaches our technological condition not as a discursive machine but as a social pragmatics with deep ethical imp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