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暴力威胁行为

由于我国现有的民事法律缺少关于暴力威胁这种侵权行为的立法。司法实践中，对暴力威胁行为的认识及其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英美国家关于暴力威胁行为早已予以足够的重视。毫无疑问，暴力威胁行为的性质为侵权行为。对该行为造成后果的救济方式应加以明文规定，以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事实问题司法审查强度探究

从法理的视角对事实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两大法系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能明确我国司法审查强度的模式选择路径。立足本国司法实践，对事实问题采取有限的审查态度，根据事实问题的不同性质，应采用灵活的审查标准。     

论入户抢劫中“户”的界定

司法实践中，为了避免非入户抢劫的行为也被认定为“入户抢劫”并加重处罚而导致刑罚权的滥用。那么就必须确定“入户抢劫”中“户”的标准从而精确的认定“户”，但是，由于“户”的概念本身就比较抽象，因而使得入户抢劫成为司法实践中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     

检察权视野下的刑罚个别化方法

“应受惩罚的是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者”的观点，是对刑罚个别化的高度的概括，实现了以“行为为中心”到以“行为人为中心”刑罚理论的转换，体现了“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观，“人身危险性”成为实施刑罚的真正基础。在我国具体的司法语境下，刑罚个别化的司法实践活动离不开检察权重要作用的实现。检察权与刑罚个别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是实践刑罚个别化最便利、最适宜的方法；以“人身危险性”为重要参数，运用不同的司法方法和具体方法，检察权主导下的刑罚个别化司法实践活动，能够促进量刑建议、刑事和解、辩诉交易、非监禁化、刑罚解除等司法改革的发展；检察权通过介入对犯罪人的人格调查、数据分析、案件说理，为刑罚提供合理的依据，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实现社会正义和秩序。     

论美国网络民事案件管辖权标准

美国解决网络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司法实践中主要采用“滑动标尺标准”和“效果标准”作为分析方法。法院依滑动标尺标准行使长臂管辖权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可能性与当事人通过网络从事商务活动的性质成正比，效果标准则更注重域外被告的在线行为在法院地产生的效果。二者的结合使用会优于任一单一标准，从而提高网络争端解决的可预见性和判决的一致性。     

违法行使职权类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标准研究 ——基于68件司法判决的分析

如何确立启动标准是违法行使职权类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法规范制定者在确定启动标准时并没有明确表态，在“行为标准”“结果标准”间游走。然而，通过对68件司法判决进行类型化分析，发现检察机关在实践层面不存在疑惑，以公共利益遭受实质性损害为标准。为平衡两者关系，有必要确立启动标准判断的三阶段方法：一是以违法行使职权行政行为与公益受损害结果的关联度为依据来区分“借力型公益诉讼”与“自立型公益诉讼”;二是区分风险预防与实际损害标准，“借力型公益诉讼”按实际损害标准处理，“自立型公益诉讼”则采取“沙漏型”标准，即对原来双阶段判断标准进行改造，诉前阶段采取风险预防标准、诉讼阶段采取实际损害标准；三是辅助单行法律法规实现启动标准判断的规范化。     

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和裁判标准适用研究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略显粗糙，导致司法适用出现混乱情况。通过比较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德国法上的“专家标准”、日本法上的“善良管理人标准”，以及分析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该问题的判决，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适合我国国情。此外，法院判决必须考虑如下因素：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公司经营的行业或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经营状况等。     

论司法信息公开的多元化价值及其实现

借鉴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建构司法信息公开的价值体系，发掘实践困境之根源，推动司法信息公开由被动到主动、由反向到正向、由盲目到理性、由单一的工具主义向多元的价值取向转变。所谓“公开促公正”只是宽泛的价值表述，司法信息公开之于“公正”的实现，需要逐步对应“基本权利的兑现”、“业务水准的提升”、“司法权威的树立”、“司法独立的彰显”和“理性商谈的推行”五个层次的价值取向，并推动其良性互动和有效实现。     

“道德法律化“对道德与法治的威胁——以许霆案为例

以许霆案为分析素材,从其价值层面分析“道德法律化“中隐含的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不仅对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刑事司法“无罪推定“原则,从而威胁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价值内涵的法治理念.     

论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确立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限政府理论、自然法与高级法思想、分权与制衡学说等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持，而英国普通法传统、独立初期试探性的司法审查则为其提供了实践上的材料，司法审查制度一直“暗流涌动”，直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司法审查才最终确立。     

论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观范围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一，但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事”之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一事不再理原更《适用的“亭、人、时间”及其例外与扩张情形展开探讨，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性之公诉事实”及受刑事指控之嫌疑人、被告人，于裁判确定后发生效力，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为例外，扩张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无逮捕必要”不捕的适用现状及拓展

“无逮捕必要”不捕的适用率过低，造成了诸多弊端。基于司法人性化和逮捕的必要性原理，应拓展“无逮捕必要”不捕的适用空间。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可以引出指导实践的一些基本问题。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与规范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当前有异化为信息网络犯罪之“口袋罪”的倾向，在实践中呈现出扩张适用。这表现为“明知”认定标准的模糊化、“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要件的矮化、“帮助”行为的扩大化以及“情节严重”的虚置化。司法扩张适用不仅导致将应认定为相关联犯罪的共犯情况不当认定为本罪，而且与“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不符。单以帮助犯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积量构罪说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均存在疑问。立足于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与构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补充功能、强化功能与纠偏功能。以此为指引，可以从理论上提出限缩本罪适用的方法，以及明确本罪与诈骗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规范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     

金庸的“化功大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反暴力倾向

武侠小说“命中注定”具有暴力色彩和血腥味，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也不例外。但金庸高出一般武侠小说家的地方在于他“发明”了许多化解武功暴力的心法——“化功大法”，计有武功艺术化、武功打斗嬉戏化、武功性格性情化、女性美、爱、逃、佛、死等八种。这些“化功大法”显示了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反（非）暴力倾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很高的价值。     

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路径探析

司法政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规范,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是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作用。在既有实践中,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有三条主要路径,分别为“当事人陈述”“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除主要路径,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途径还有“首部程序性适用”“尾部陈列性适用”和“裁判引用性适用”三条辅助路径。但从实践看,既有路径存在“当事人陈述”路径急需规范、“裁判理由”路径有待完善、“裁判依据”路径值得商榷等问题。基于此,应当从强调多方责任、统一政策适用、慎重对待“裁判依据”路径等方面优化既有路径,以实现司法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规范化,进一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     

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暴力恐怖特征述论

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离主义成为新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组成部分。新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潮以暴力恐怖为后盾，追求自治或者国家身份，具有分离性、宗教性等七个特点。民族分离主义日益与暴力结合，成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研究民族分离主义的暴力恐怖特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司法言论“正当性”的比较法研究

司法言论的“正当性”的内涵在于追求公平和正义,基于“班加罗尔”原则,公正、妥当和平等的伦理原则应视为衡量限制言论的标准,对于司法言论“正当性”的标准,同是英美法系的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大陆法系国家在执行类似法制规范上有明显的差别。     

中国文化中的“暴力”倾向

对“武”字的“止戈为武”释义，并不能证明中国文化的“和谐”特征。实际上，由于缺乏平等、权利和协商、妥协机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充斥着暴力解决方式。暴力来源于政治失序，即不能平等协商利益分配，构建公平合理社会秩序，而视强力为解决利益冲突的最佳或最后手段。尊重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学会平等政治协商，不以暴力相胁迫，并做出相应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政治改革的紧迫任务。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和实践的冲突

在各类犯罪中盗窃罪发案率最为频繁。为了准确、有力地打击盗窃罪，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两高”颁发了《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盗窃罪的法律适用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然而，本文认为该“解释”对被盗物品的数额认定和划分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与司法实践有冲突，可操作性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不科学性，有待作出修改，以求进一步完善。     

论司法之和谐生态建设

司法和谐的提出，是人民法院近十年大力推进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总结和探索。司法生态和谐的突出表征即司法被社会广泛认同，具体体现为信任司法整体、尊重司法实践和理解司法方法。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之下，和谐司法作为人民法院对司法活动的理想追求和应然描述，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