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种“言意之辨”

中国历史上有哲学“言意之辨”、文学“言意之辨”、艺术“言意之辨”和佛学“言意之辨” ,它们本属不同领域的研究 ,却在“言意之辨”这一命题下取得了一种同构关系。研究这种同构关系 ,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哲学。     

论言意之辩的核心问题的体认和教育问题的对应性

言意之辩是源于中国先秦而盛于魏晋的热门话题。言意之辩有三个核心问题：“言尽意”、“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的体认和教育的可行性，“言不尽意”的体认和教育的局限性，“得意忘言”的体认和教育的创造性，是饶有意味的对应关系，认识这些对应关系有助于对当今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作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后山诗论中的风格论和方法论

作为江西诗派的轴心人物，后山以其风格论和方法论为诗派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以杜甫为师，论诗标举“格高”、“意工”的风格论。在方法论方面，尤重“字精”——“语工”、“以故为新”、“不犯正位”等法则，以期建立一种超越于常人的独特风格。后山诗论中的风格论和方法论是对“江西诗派”诗学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发展。     

言意之辩的逻辑哲学意义

言意之辩已持续两千多年,涉及逻辑哲学、语言文学诸多领域。通过概论“言尽意”和“言不尽意”正反两方在言意之辩长期历史进程的若干关节点,讨论了双方的得失;期待双方继续调整各自的论点,深化论证,实现互利双赢;阐发了言意之辩的逻辑哲学意义。     

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现代传媒冲击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

现代传媒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其影响力几乎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文学与诗学事实上的传播学转向，使“主体论文艺学”渐次式微，也使“诗学重构”必然成为媒介时代的诗学策略。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泛文学时代”的来临，现代传媒的操纵作用愈益彰显，文学的媒介性也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工具论文艺学”必然会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走向媒介诗学”，是当代诗学突围困境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与拓展。     

探寻语言游戏及其规则的奥秘———刘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读后

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开启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的新视角、新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切近到当下文学实践的内部,对中国文学理论摆脱当前困境给出了可行的出路：可以解决文学理论与当下文学现象脱节的问题;“语言诗学”为承认文学的独特性、探索文学奥秘提供了可能性;“语言诗学”是沟通“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的桥梁。     

沈德潜"格调说"的审美特征

“格调”是中国诗学的基本范畴,沈德潜“格调说”也是自成宗派的诗学主张。文章从美学的角度对沈德潜“格调说”的基本特征做出了分析。文章认为,“雄浑悲壮”、“形象蕴蓄”和“趋雅归正”是沈德潜“格调说”最显著的特征。     

言象意的世界——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系统

论者多以为中国古典文论缺乏系统,然系统不仅存在于理论家个人之专著,尤存于整个民族世世代代的集体努力。本文以为中国古典文论极有系统,其框架即魏晋“言意之辨”之理论产物“言象意”。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先秦哲学言意之辨和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第二部分描述文学“言象意”理论的崛起。第三部分是重点,对文学“言象意”系统进行整体与分层的描述。     

文学的味道——关于“困惑诗学”的一点思考

文学艺术的“滋味”是考量艺术优劣成败的基本特征,由此也体现了艺术哲学作为“困惑诗学”的一种张力：如果艺术的滋味如此这般难以捉摸,诗学之“辨”又何以可能？但不对“困惑诗学”进行一点思考,美学也就形同虚设。事实证明,美学的根据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启动于一种审美困惑的“诗之思”,最终仍只能停泊于新的困惑。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观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比较全面地关注诗歌活动中包括作者和读者双向主体的价值，既注重从创作主体方面进行审视，又重视从接受主体方面加以观照。这就使其生命诗学观趋于完整性，从而弥补了以往诗学偏重于作者创作方面论诗而忽略在读者接受方面论诗的缺憾。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切入到生命的视域，其主旨在于提升诗歌的品位，更好地发挥诗歌的审美教育作用。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对“兴观群怨”、“兴会”、“人格”这三个问题都有深刻理解和独到阐释，于此对前人的生命诗学是有所充实和超越的。     

中西传统诗学及其现代化

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物感说”,由此倡导“表现论”、“意境法”。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摹仿说”,由此倡导“再现论”、“典型论”。尽管二者都涉及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但是前者重在抒情,强调情感、意志的“真”,后者重在叙事,强调再现客观的“逼真”。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诗学上存在差异,因此,中西诗学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中国现代诗学在借鉴西方近代诗学基础上,主要趋向“再现论”;西方现代诗学却呈现“表现论”、“象征论”和“再现论”并存的格局,而以前者为主。中西传统诗学现代化呈现出反差。     

论"三个代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与创新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于其中,内容科学、逻辑缜密。而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根本保证,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命力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与创新,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东西方“比较诗学”及其历史建构

从东西不同文化区域的“诗学”涵义及其演变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实质上是指对于不同诗学体系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交叉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不同民族传统和不同文化体系之中的文学理论。从历史建构过程看,比较诗学既是诗学自身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比较文学趋于深化所提出的必然结果。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相互依重又相互参照,成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统一体。     

辩证法与吕进及其诗学体系

辩证法与吕进及其诗学体系的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辩证法不仅是吕进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宏观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而且还在具体的诗学问题和诗学观念中都有非常丰富的体现。除此之外,吕进这一棵开＂双色花＂的树同样有着充满智慧的辩证人生。     

“社会事实”概念的客观性及其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论中的地位——读《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事实”的本质属性在于客观实在性,“社会事实”概念不仅是迪尔凯姆辩证整体主义社会观的基础,而且也是他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他的整个方法论体系都是对“社会事实”客观性的逻辑展开。     

略论宋代心志观念与诗学

随着心性学兴起，宋人重新阐发了“心”，并对志、意、思进行探讨，进而要求“养之以正”。由此，在诗学领域，原有的“诗言志”、“言，心声也”等命题亦受到了改造，人们提出了一些基于心志修养的诗学命题。文章探讨宋代心论的特质，并考察在心志修养观念影响下的宋代诗学特点。     

论嘉道学术精神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嘉道时期处在历史巨变的前夜,绵延两千年的传统学术发生着裂变重组,诗学思想也随之悄然变化。与学术精神的经世致用相联系,嘉道诗学突出诗歌的社会现实性;同学术的兼容、开放相一致,嘉道诗学不仅是对古代诗学思想的多元继承和总结,而且为诗学的近代化打开了疆界;和追求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相一致,嘉道诗学在士人人格崛起的基础上,强调“诗与人为一”的本质论;和创新的学术追求相一致,嘉道诗学倡导求变开新。     

口语诗学：声音和语言的符号关联——关于符号学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论纲

长期以来,由于文字崇拜、文本中心和文人心态的影响,固有的“诗学”理论实际上局限于文本范围,堪称“文本诗学”。如今面对文本中心的消解,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口传文化的存在及其原创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对“口语诗学”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诗学理论的深化和拓展。     

“兴”与“隐喻”:中西方诗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探究

“兴”与“隐喻”作为中西方诗学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诗学思维。从文学层面看,中国诗学中的“兴”所阐发的是一种“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西方诗学中的“隐喻”则通过“异质远距”的原则给人带来一种新奇陌生的审美效果。从心理层面而言,“兴”是触物起情,强调内心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触发;“隐喻”更重视理性的作用以及客观事物的具体对应。中国诗学中特有的“意境”“意象”等概念,多强调心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追求一种“神与物游”的诗学境界,是由外在走向内在的哲学体现;而西方“绝对隐喻”的出现,使得“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是用已知呈现未知,以有限指向无限,从内在走向外在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命题的表现。     

中西传统诗学及其现代

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物感说”，由此倡导“表现论”、“意境法”。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摹仿说”，由此倡导“再现论”、“典型论”。尽管二者都涉及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但是前者重在抒情，强调情感，意志的“真”，后者重在叙事，强调再现客观的“逼真”，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诗学上存在差异，因此，中西诗学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中国现代诗学在借鉴西方近代诗学基础上，主要趋向“再现论”；西方现代诗学诗呈现“表现论”、“象征论”和“再现论”并存的格局，而以前者为主，中西传统诗学现代化呈现出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