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花间集序》的主旨

《花间集序》中所批评的对象是在宫体诗的艳情色彩影响下,北里娼妓口中所唱出的,产生于坊曲里巷乐工妓女之手的歌辞。"言之不文"是说其没有文采,"秀而不实"是指处于词体初期阶段,还未成熟。花间集序的主旨是通过对歌辞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勾勒和描述来为花间词寻找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认为花间词要继承的是歌辞文采上的精美,音乐上的和律,功能上的娱乐性;要创新的是用相对文雅的文人词来对鄙俗的市井之词进行"雅化",这种雅化是相对的,是进士文化和市井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从单纯的"娱宾"到"娱宾"、"遣兴"并存的转变。     

论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中的词学观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以传统的以诗论词的形式，评骘词人之创作，实可视为一部论述自唐代敦煌词到晚清词之源流正变的简明词史。从中也可窥见夏氏作为词史研究者与词人的词学观。夏氏以敦煌曲子词为词的起源，强调词的民间起源；同时将词与国风的传统连接起来，明确地体现出诗词一脉的词学观。在词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也更强调前者，认为对词作之高下的评判，当以反映社会生活之深度和广度为标准，并以此来贯穿整个词史。这一观念，就词学史而言，体现出一种革命性。实际上是沿着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思路，但持论更加谨慎有据，且主要着眼于内容和境界，不同于常州派主要着眼于兴寄的表现方法上。     

《楚辞·天问》“阳离”解

原始人类知道死亡但想超越之，其途径有四，其核心为死亡—复活观念。死亡—复活观念在古阿拉伯神话中，还产生了凤凰涅槊的形象。中国神话中，也有死而复生的灵禽。《天问》数句便说到了一个鸟在火中复生的神话。王逸、丁晏、闻一多、姜亮夫、黄文焕、黄拱辰、钱澄之、林云铭、蒋骥、刘梦鹏、胡文英、蒋天枢、林庚诸家对“阳离”一词各有所解。而以《山海经&;#183;海外东经》郭注及《周易&;#183;说卦》为据，“阳离”一词的真义却另有所指。     

晏几道词“苦无铺叙”说新论——从李清照《词论》谈起

李清照在《词论》中对其之前的词坛名家逐一指摘，其中“苦无铺叙”即是对晏几道《小山词》的批评。“铺叙”是一种创作手法，虽然与慢词长调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小令同样可以适用。纵观小山词，其中亦有“铺叙”之作，李清照的批评不免过分主观化。李清照对晏小山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铺叙”手法的缺失所导致的审美缺陷问题，这牵涉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及李清照词须沉稳蕴藉的审美观。联系到李清照的自身创作，“铺叙”与“易安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令词逐渐叙事化的倾向以及李清照“以赋为词”的词学通变思想。     

貌离神合 抵牾生趣──《围城》幽默笔法的成因之一

《围城》的语言挥洒自如，摇曳生姿，亦庄亦谐，情趣无限。在这行云流水一般的语句中，作者以其匠心独运的幽默笔法，调侃社会人生，挖掘人物灵魂，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三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生动画卷。仔细揣摩《围城》的幽默笔法，其形成的条件正如钱钟书先生自己所目惊德的话：“康德尝言，解颐趣话能撮合茫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会，得成配偶”（《管锥编》卷1），也正如他在《谈艺录》中自己所言：“律体之有对仗，乃撮合语言，配成眷属。愈能使不类为类，愈见诗人心手之妙”，《围城》作为一部有别于诗词而同时又与…     

论“琴操”

“琴操”与琴乐密切相联，为和琴曲而歌之辞。琴操“本词”多托名或托言先秦圣贤。以圣贤因遭忧罹患、遇合无际而致的郁思嗟怨为其主要内容，故而多或显或隐地与王朝政治之清明与污浊、宗庙社稷之兴衰与递嬗等相联。后人同题之作亦多为摹圣贤之言以抒己志。琴操“本词”情感意旨已相当狭囿，作诗讲求正宗的后人更难有施展才气的空间，这极大限制了“琴操”之“体”的演变。琴操非古诗，非骚词，又似古诗，似骚词，其诗“体”形式也限制了自身的演变。琴这种乐器所承载的道德和政治意蕴的雅正也使得琴曲“曲高和寡”，而为琴曲歌辞之一属的“琴操”更是被限囿于狭小的境地。     

持论易高，下笔难巧《人间词话》之词学用典观与《人间词》之用典

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反对词中隶事（用典），对代字深恶痛疾；对于化句式的用典，却表现得颇为宽容。在词创作实践上，王氏对事典和代字的使用虽有所节制，但并未达到《词话》所倡“不使隶事之句”与“忌用代字”之高标；大量化用前人诗词之成句，则是《人间词》创作上一大特色。王氏主要基于其以康德、叔本华哲学为根柢的“境界说”理论体系反对用典，其晚年的词作，与这种词学用典观已经完全异趣。     

《云韶集》辑评（之一）

《云韶集》乃陈氏早期的词选本，未刊，稿本今藏南京图书馆。《云韶集》凡二十六卷，选历代词人词作三千四百三十四首。陈廷焯为所选词写了大量评语，有时代概评、词人总评、词作分析，可以见出陈廷焯高超的词学理论水平和独特的鉴赏能力。这些评语汇辑起来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词话，是词学史的珍贵文献。唐圭璋先生当年编纂《词话丛编》，收入了多种由词选评语汇辑的词话，为词话著作增添了新的品种。今将《云韶集》中的评语加以汇辑，名之“云韶集辑评”，为词话增加一枝奇葩，更为词学研究者提供参考的方便。     

况澍的集《诗》“七夕”诗

清末况澍,字雨人,广西临桂人,为晚清词学大师况周颐的伯父,有《杂体诗钞》24卷。况周颐曾言幼时受其《杂体诗钞》的影响,仿效“自君之出矣”体,写过“自君之出矣,不复画长眉,眉长似远山,山远君归迟”的诗。况周颐1924年在刻《蕙风词话》于《惜荫堂丛书》中之前有《餐樱庑词话》,其中一部分发表于1920年《小说月报》十一卷五号至十二号,为《蕙风词话》的重要基础。近有人将其中发表于《小说月报》而不见于《蕙风词话》的各则,和散见于有关论著所引而不见于《蕙风词话》及《小说月报》的《餐樱庑词话》佚文分别辑出。在刊于《小说月报》而不见…     

“偏见”的背后——从文化层面看王国维对南宋词人的批评与接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南宋词整体评价不高,某些论者指其为“偏见”。然而,在这种“偏见”背后,隐藏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所秉持的观念,体现了他在文学评论中的文化眼光和文化选择：即以诗歌为北方文化的产物,把“北方的感情”作为诗歌的基础,强调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精神和热情,特别推重融合了“北方人之感情”和“南方人之想象”的作家作品。因此,他的这种词学观具有相当积极的社会意义。     

杨万里活法诗的泛生命化特征 及其易学思想渊源

杨万里的“诚斋体”又被称为“活法诗”，对于“活法诗”之“活”的理解一直存在分歧，有“灵活”、“活泼”、“活参”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杨万里的“活”具有“活的生命”的含义，即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泛生命化的特征，所谓泛生命化是诗人将自然界一切物体生命化，让自然万物鲜活起来。而这样的万物皆有生命的思想是与杨万里的“气本论”的哲学思想以及“万物有生”的观念密切相关的，这样的思想在杨万里的《诚斋易传》与《庸言》中得到集中的体现。     

汉赋辨说

汉赋几个主要问题需加以辨说。一是赋之称名由物质经济领域到精神文化领域均经过从动词到名词的转化,而以“赋”名篇,即是作为登高演示行为,转化为指称这种行为对象的语言作品。二是传统赋类作品需要辨明文体,汉赋就是“散体赋”,“骚体赋”应归于“楚辞体”,而“诗体赋”事实上不存在。三是汉赋前身是楚赋,楚赋源于民间隐语和《庄子》寓言,具有游戏性与讽喻性特点,而楚赋走向汉赋受到纵横说辞影响,具有夸饰性倾向。辨明这些问题,有助于科学认识汉赋以及整个汉代文学。     

集成与创获——读吴蓓的《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

作为南宋词坛大宗的吴文英,其《梦窗词》当时即享有盛名。尹焕——这位与吴文英兄长翁逢龙同榜进士的名流,在《梦窗词》序中称：“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黄升《花庵词选》续集卷十）吴文英的另一位密友周密所辑《绝妙好词》——被《四库总目》誉为“词选中最为善本”,收吴作十六首,远在自石、稼轩之上。     

《文心雕龙·原道》与《易传》之关系

《文心雕龙·序志》篇目：“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①这表明了刘勰的文论研究与《周易》之间的密切联系②。具体落实到《原道》篇，可以看出其中的很多语辞材料也渊源于《易传·系辞》。这一现象实际上为我们正确理解刘勰之道观的理论内涵提供了某些思路。不过，由于《文心》研究者大都局限于从单纯的“文”之起源的角度去阐释“道”的蕴意，致使《原道》篇中更本质的深层价值未能得到重视。如有的论者认为刘勰《原道》篇在根本观念上是承袭汉儒经学之《易》观，有的则指出刘勰家秉的是玄学大师王迅之《易…     

“终结”与“开篇”——清末民初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是中国词学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当时彊村派对传统词学作了总结，但也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南社及新文化派开始崛起，然而观念却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有了南社内部的南北宋之争和二胡（胡适与胡先骕）之间的传统与现代之争，最后以胡云翼《词学概论》、《宋词研究》、《中国词史略》为界，标志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完成。     

清初词人焦袁熹及其论词词

清初词人焦袁熹的论词组词《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五十六首是词史上第一组论词组词。结合焦袁熹的其他词论资料,可以看到焦袁熹论词并非前人所说不脱浙西派窠臼,而足称浙西派之诤友,他在浙西词派风靡词坛之后重新提出尊柳、尊周,认为词是以“嘲弄风月”来“空中传恨”,提出词中所传之情是一种无可奈何之情,并对这种词境早于况周颐近二百年进行了描述,凡此皆在词论史上颇具开创性与独创性。     

论王延寿赋

王延寿是西汉时代一位特出的文学天才。《后汉书》本传及李贤注言其生平甚略，大致云：延寿为楚辞学家王逸之子，字文考，一字子山，有隽才。年二十余时渡湘水溺死。这位早熟而早夭的慧星式人物，在辞赋史上留下了《鲁灵光殿赋》、《梦赋》和《王孙赋》三篇杰作①。其中“延寿《灵光》”与“相如《上林》”，“孟竖《两都》”、“张衡《二京》”等巨制并称，为他赢得了魏晋以前十家“辞赋之英杰”的殿军地位（《文心雕龙·诠赋》）。而《梦赋》、《王孙赋》作为赋史上同一题材的开山之作，也是文质兼胜，才情特出的名篇。如着眼于赋史发展，…     

王鹏运词集考述

王鹏运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词坛推为盟主，在词学史上地位崇高。当前有关王氏的研究，大多偏重其整理、校勘及刊印词籍方面，词作部分则明显受到忽略。其实王氏著述繁富，除了学界所熟知之《半塘定稿》及《半塘剩稿》外，尚有《四印斋词卷》（袖墨集、梁苑集、中年听雨词）、《梁苑集》、《半塘乙稿》（袖墨集、虫秋集）、《半塘丙稿》（味梨集）、《半塘丁稿》（鹜翁集）、《半塘戊稿》（蜩知集）、《半塘己稿》（校梦龛集）、《半塘辛稿》（南潜集）等别集；与友朋酬答之作，则有《薇省同声集》、《庚子秋词》、《春蛰吟》诸集，以及与龙继栋唱和之《王龙唱和词》；另有《和珠玉词》、《子苾词钞》，乃是与况周颐、郑文焯、张祥龄联句之作。根据笔者多年搜寻，除《南潜集》不知所踪外，其馀诸稿具在，且《袖墨集》共有四种，《梁苑集》、《校梦龛集》各有二种，版本情况甚为复杂。本文综论各集概况，统计各书收词之数量，分析四种《袖墨集》、二种《梁苑集》及《王龙唱和词》等集收词之异同，并就王氏词集之相关问题详加考辨。     

近代诗钟社探赜

诗钟是盛行于清末民初的一种诗歌游戏,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诗钟结社活动。诗钟社虽以娱宾遣兴为表,但借游戏笔墨寓风雅之意才是文人结社敲钟的主要目的。诗钟集中记录了诗钟社活动的具体内容,如制题、体格、唱卷等;取尚雅洁的诗钟作品从侧面反映出近代文人群体的思想状态。     

从琴曲到词调——宋代词调创制流变示例

皇韦占初年,太常博士沈遵游览滁州醉翁亭后,谱写琴曲《醉翁吟》。嘉祐元年,欧阳修、梅尧臣以及后来王令等人,为之填写了楚辞体的歌辞。元丰年间,苏轼又因庐山玉涧道人崔闲之请,将《醉翁吟》改名为《醉翁操》,并重新为之填词,使其成为词体《醉翁操》。之后郭祥正、楼钥以及辛弃疾等人根据苏轼词的格律谱填词,将其形式固定下来,变成一个词调名。这其间因为文献记载的矛盾,使得整个过程模糊不清,所以需要探究。而考察琴曲演变为词牌的过程,不仅对一个词牌的形成有所了解,而且对文学如何与音乐结合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