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吗？——兼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敛产生两种说法原因的考证

目前出版的各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等，均把出席我党“一大”的代表包惠僧说成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本对此提出了异议，并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考证，确切认定：一是出席“一大”的代表包惠僧不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有异于其他十二名代表的“特殊代表”、而是作为广州小组两个代表之一出席“一大”的；二是出席“一大”的代表确切人数应是十三人，但历史上曾有“十二人说”．这是因为另一名代表何叔衡的中途离会，没有终告所致。旨在驱散历史迷雾，依照历史本来面目认定“一大”代表人数，使今后有关支书对“一大”代表人数和代表身份的表述更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吗?——兼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产生两种说法原因的考证

目前出版的各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等,均把出席我党“一大”的代表包惠僧说成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本文对此提出了异议,并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考证,确切认定:一是出席“一大”的代表包惠僧不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有异于其他十二名代表的“特殊代表”,而是作为广州小组两个代表之一出席“一大”的;二是出席“一大”的代表确切人数应是十三人,但历史上曾有“十二人说”,这是因为另一名代表何叔衡的中途离会、没有终会所致。旨在驱散历史迷雾,依照历史本来面目认定“一大”代表人数,使今后有关史书对“一大”代表人数和代表身份的表述更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     

关于"一大"的几个热点问题的探讨

陈独秀李大钊等对“一大”不重视；广东只派了陈公博一位代表参加“一大”；包惠僧是陈独秀派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和“一大”组织者汇报情况的联络员，这种特殊身份使其不是代表而得以接近大会组织者并参加大会。“一大”闭幕于8月31日不符合马林对大会安全的要求；天气情况证明不可能闭幕于8月1日；8月5日在上海开过中央局成员会，这是8月5日闭幕说的由来；“一大”最可能闭幕于8月3日。“一大”的伟大历史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但有相对性的一面，革命和建设取得成绩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当时人们对“一大”意义的认识。     

包惠僧是否党的“一大”代表?

包惠僧生于一八九四年,原籍湖北黄冈。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毕业后即以新闻记者为业。一九二○年经刘伯垂介绍入党,并成为当时武汉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一九二一年初,包惠僧为几名青年的留苏问题,来到上海。同年五月,又受李汉俊的委托,去广州找陈独秀,要陈独秀回沪主持工作,结果陈独秀因正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无暇回沪,遂叫包惠僧和陈公博同回上海。两人都参加了党的“一大”。“一大”结束后,包惠僧曾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负责人,并做过武汉一带党的工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包即脱党,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内务部的官吏。解放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病逝。     

德国犀利哥

我在海德堡时的邻居是个很妙的老先生：所谓“妙”，是因为他人生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给篱笆上漆；所谓“老”，是因为他的动作非常缓慢，像一只蜗牛在深海里做慢镜头。从我抵达直到离开拢共30天，他那几根可怜的篱笆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     

你是一片独特的叶子

翻开学生的作文《成长的烦恼》，我被他们的烦恼深深地震撼了。一个学生因为自己的鼻子太大而烦恼，几乎不敢在人们而前说话；有的是因为自己太胖；有的是为数学成绩不好；有的是为没有好看的衣服；有的是因为同桌的成绩比他的好；还有的是为了老师从来没有看过他……掩卷遐思，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个在成长过程中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又自卑的孩子的心灵，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折衷混合——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诸流派中，以萨缪尔森(Paul.A．Sarmuelsan，1915——，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颇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因为他自诩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站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最前沿，不断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诸流派的最新成果，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综合理论体系。萨缪尔森等人关于运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     

我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面临的问题与改革措施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筑业经历过多次改革的洗礼之后，仍然没有构筑成熟的建设市场，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构建符合市场的工程造价管理体制，在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中仍然存在着管理主体不明确；立项和设计阶段造价管理薄弱；工程肢解发包，行业垄断严重；对造价中介组织管理力度不够等突出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工程造价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的同时，提出了改革措施。     

关于思维研究的突破口的新探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誉为“航天之父”的钱学森先生，对于思维科学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之论，呼吁学界加大对思维科学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这一观点的发表，引起学界的热烈反响。随即掀起了一个研究形象思维的热潮。作者认为：形象思维的研究没有突破，也就是思维科学的研究没有获得突破。原因可能是所有研究者的水平太低或努力不够；但也可能是钱老提出的命题本身就有问题，尽管形象思维是复杂的，但比形象思维还要复杂的思维并非没有。作者认为，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应当从更复杂的立体思维，复杂思维与创新思维中探寻。     

俞平伯词史观的渊源与实践

俞平伯的词史观主要集中反映在《〈唐宋词选〉前言》一文中，他认为词发端于民间，是诗进化的结果；词有两条发展道路，分别是以《花间》为代表的“获深”和以苏、辛为代表的“广深”，后者更接近词的本色，为词之正宗。他接受并扩充了黄侃、胡适及王国维的词史观，同时在俞樾、俞陛云的影响下幔取了传统词学理论的精华。他的三本词体鉴赏专著是其词史观的重要实证和阐释。     

李大钊史学理论研究

李大钊史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始终是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他对于中国史学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李大钊形成的史学理论对当代历史研究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本文将从李大钊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史学内容以及史学方法这几方面分别论述李大钊对史学理论研究的贡献,以及李大钊对辛亥革命、孙中山等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贡献、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意义、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比较,进行分析和阐述。     

中国民主党派第一人谭平山

谭平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建树、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他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后,他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建立中共广东支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在著名的南昌起义中,都留下了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组建中华革命党,创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新政协,特别是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开展新政协运动中,他的主张和影响为民革和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商建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陈独秀抗辩"莫须有"

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不抗日政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判处危害民国及叛国罪。针对这一“莫须有”的罪名,陈独秀根据宪政学说,进行了有力的抗辩。陈独秀的抗辩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宪政意识,加剧了人们对国民党当局的反感、蔑视和冷漠。     

李大钊之后的《晨钟报》总编辑

《晨钟报》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报纸,李大钊曾经出任过其第一任总编辑。但在李大钊之后该报还出现过哪些总编辑,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论及过。若把《晨钟报》和有关史料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在李大钊之后《晨钟报》至少还出现过陈光焘、“春冰”、刘以芬等三位总编辑。     

从干谒看李白杜甫的入仕心态

干谒之风非始于唐,却在盛唐时期最为风行,此期的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亦未能免俗。李白不屑科举走上干谒之途,杜甫则是科举失利方入干谒者之列。他们二人在干谒时段上有长短差异,在对干谒结果的认识上亦有所不同,但他们事干谒时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荷,然而无论怎样李白和杜甫在入仕心态上都是积极的。虽然他们都事干谒,却依然不减他们卓然大家之风范。     

李达脱党原因新探——与苗体君先生商榷

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却脱离了他亲手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事业的一大转折。笔者针对苗体君先生否认李达脱党与张国焘、陈独秀之间矛盾有关,希望通过挖掘新的材料,探求真实原因,恢复李达脱党的本来面貌,并希望能从中了解李达这些宝贵的人生经验,得到人生的启示。     

李大钊与新村主义

新村主义思潮是五四时期广为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之一,李大钊同志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新村主义发生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宣传推介,后来,随着认识的升化,逐渐远离了新村主义。通过史实阐述了李大钊与新村主义运动的渊源,剖析了李大钊思想转变的历程和原因。     

陈独秀教育思想刍议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者,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在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出路五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方面,他认为:教育是“必需品”非“奢侈品”,教育能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在教育方法方面,他指出,教育之道应是“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在教育内容方面,他认为教育必须要德智体三者并重。在教育内容方面,他提出要力除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两大弊端。在教育出路方面,他主张必须要取法西洋,废除旧教育,提倡新教育。     

义和团时期的李秉衡

山东巡抚李秉衡,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忧国忧民,堪称良吏,但对已经巨变的国际局势并不了解,处理中外关系,不懂得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仍然坚持尊王攘夷,同意杀洋人,杀教民,拆铁路。思想落后于时代,终为时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