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高适《燕歌行》所感的“征戍之事”

高适的《燕歌行》诗前有序曰:“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文苑英华》、《全唐诗》“元戎”作“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这就引起了研究者对诗歌所感“征戍之事”的针对性的讨论,有的认为专咏张守珪,有的认为讽刺安禄山,总之,如清人陈沆所说:“非泛咏边塞也”(《诗比兴笺》卷三)。笔者认为,此诗并不因某人某事而发,恰恰是一篇“泛咏边塞”之作。     

“兴”义再辨析

《诗》有六义,风、雅、颂为《诗》之分类,赋、比、兴为《诗》之表现手法。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者所形成的共识了,但具体解说到“比兴”的含义,尤其是“兴”的含义,则千百年来聚说纷纭。     

感情·兴趣·韵味——《沧浪诗话》研究之一

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严羽的《沧浪诗话》产生过十分广泛的影响,但是也引起了极为分歧的评价。攻之者指责它“瞽说以欺诳天下后生”,“不通之甚”;赞之者却称它为“无上之妙法”,“论诗者无以易此”。异说纷纷,眩人耳目。 《沧浪诗话·诗辨》说:“诗有别材,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     

杜甫《北征》与韩愈《南山诗》之风格比较

韩愈的《南山诗》用杜甫的《北征》之体而"张大"之,而韩学杜却独辟生面,所以《南山》和《南山诗》有一些共同点,也有一些不同点,历来多有文人墨客对其进行比较,评分优劣。因个人审美趣味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其优劣反映了评论者的审美倾向,同时也容易变得片面。若从比较两诗的风格之异同入手,便能更好地理解和鉴赏这两首诗。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李白与曹南

盛唐诗人李白非常热爱曹南这方沃土。他多次来此游玩、访友、求道。李白在曹南的活动,对他的思想发展和诗歌创作,都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南,本为山名,地在今曹县青岗集乡境内,地表已无遗存,然古籍有载。《诗·曹风》曰:“南山朝跻。”王充《论衡》曰:“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国,曹之南山,雨一国之山也。”《谷梁传》曰:“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均指此处。唐时,曹南泛指曹州。范宁《谷梁传注》曰:“唐人谓曹州为曹南。”唐时曹州的治所在“左山之阳,济水之南。”(清刘藻《曹州府志》)故地在今曹县申楼乡堤上范村北。当时,曹州辖济阴,剩氏、南华(离狐县改)、冤句、成武、考城六县,其     

论辞书的书证及体现词汇源流的问题

辞书之有书证,当系(讠乇)始于《说文解字》,原本《玉篇》用之甚广,到现代的《辞源》和《辞海》的语词部分,几乎无书证则不行了。《说文》之用书证,有的用来证明字的本义;如:“镈,……一曰:田器。《诗》曰:     

李长吉之死与病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字长吉,唐皇室后裔,才华横溢,其诗继承《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南朝乐府弦歌的传统,形成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独待风格。不幸,他英年早逝。或说他活了二十四岁,见李隐《李长吉小传》(“长吉生二十四年”)、《旧唐书·李贺传》(“卒时年二十四”);或说他二十七岁死,见沈亚之《序诗送李胶秀才》(“贺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生二十七年死矣”)、《新唐书·李贺传》(“年二十七”)。沈亚之为李贺好友,所说当为可信。且李贺所作《南园十三首》之四诗有“二十未有二十余”之句,窥其意,亦可证明他超了二十四岁。《旧唐书》误袭《李长吉小传》之说,而至《新唐书》时已订正。关于李贺之死,《李长吉小传》有一段记述:     

《小雅·黄鸟》臆断

《诗经·小雅·黄鸟》(以下简称《黄鸟》)是一篇众说纷纭的诗。但对诗中的“黄鸟”,当代《诗经》研究者的意见却比较一致,即认为是指剥削者。高亨先生说《黄鸟》的“作者是个佃农”,黄鸟指地主,“此诗与《魏风·硕鼠》有相似的地方”(《诗经今注》)。余冠英     

“(毛冒)(毛匋)”试解

敦敏《赠芹圃》诗，频为《红楼梦》研究者所引用。其中“一醉（毛冒）（）白眼斜”的“（毛冒）（）”(也有作瑁（）)，诸词书未收，音义不详，经考订，当是“毷醄”之误。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兼谈“诗言志”与“诗缘情”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一千多年来,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以王嗣爽在《杜臆》中说的最中肯。他说:“上数章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这真正触到了诗人创作的奥秘。 “非亲见不能作” 为什么《三吏》、《三别》“非亲见不能作”呢?因为它真实。“意翻空而易奇,言徽实而难巧。”把安史之乱给战地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真实地表现出来,比想落天外,梦笔生花要难。由于“诗缘情”的特征,诗人不能靠对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取     

“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以游情”——曹操、曹植的登高创作

<正> 我国文学中以登高为题材的创作从《诗经》就已开始了。“乘彼垝垣,以望复关”①是登高望远念所思,体现出缠绵悱恻的情感。“陟彼高冈,我马玄黄”②为怀人之作。诗中主人公想象“我”在山地跋涉、人困马乏的情景,表达出对行人的思念和关切。后代大量出现的反映行役之苦的内容在本诗中已见端倪。《魏风·陟岵》则是征人登高望乡思亲之作。对征人的内心活动刻画得细腻真切,为后代体现此类内容的作品开了先河。《鄘风·载驰》则表达出许     

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诗释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李商隐这首七绝是很值得欣赏的佳作。但过去研究者对之评价不一,能令人满意地析出诗中含义者尚少。纪晓岚的评语是“亦病其浅”;张采田则说:“此种题何可深做?若太求深,则入险怪一派矣。纪氏以诗法自命,岂不知作诗当相题耶?”我认为,商隐诗不苟作,     

介词“方”探源

汉语介词绝大多数由动词衍生，唯“方”例外，古汉语介词“方”是从副词发展而来的。本文拟描述这一“副词——介词”的转化过程。《说文》方部云：“方，讲船也。”《诗·邶风·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郑笺：“方，附也。”《诗经通释》：“方本饼船之名，因而饼竹木，亦谓之方，凡船以及用船以渡通谓之方。”《国语·齐语》：“方舟设阶。”韦昭注：“方，并也。编木口哨。”由并船引申出用船或筏渡之义，又如《诗·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以卜《诗经》两例之“方”均为动词。然而，介词“方”的意义显然不是源…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白石道人诗说》与姜夔诗词之关系

《白石道人诗说》为姜夔的诗法著作,但也可看成是其词论之作。从布置、精思、创新、对偶、用典、措辞和格意七个方面来看,《白石道人诗说》对白石词创作有很大影响。这种以“诗法入词”的创作方法塑造了姜夔词的独特风貌。     

国文中之倒装宾语

国文中宾语之位置居外动词或介词之後者,常也;然有倒装者。今详述之。 1疑问代名词为宾语时,必居动介之前。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 ?论语 终南“何”有?有条有枚。诗秦风终南 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左传闵二年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公羊传隐元年 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庄子骈拇以上居外动词之前者 “何”,由知吾可也?孟子梁惠王上 “谁”为为之?史记自序 水“奚”自至?吕氏春秋贵直 “曷”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公羊传 隐元年以上居介词之前者 唯介词“于”,“於”,“爰”三宇介绍疑问代名词…     

诗学之正源 法度之准则——赋、比、兴与意境创造

赋、比、兴一般称为三种创作手法,它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经验,后来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组重要范畴。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诗”中之“三诗”,后来亦称“三义”。《周礼》对“三诗”没有作出具体解释。汉以后对之解释、引申、发挥日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由于古代文学家、理论家对“三义”的研究、讨论,都是联系着《诗经》创作的实例、《易传》之“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以及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点     

古代用才五法

纵观历史,古往今来国家强弱盛衰无不与人才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历代先贤都十分重视用人。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从历史的启示中总结出了“爽邦由哲”的名言。《吕氏春秋·求人》篇中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关于用人的重要性古人也有论述,《韩非子.观行》中说:“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不能自举。”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只要用得其人,国泰民安的局面不愁不会出现,他说:“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宝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得贤臣所致也。”一言以蔽之用人之道是立国之本,安邦之略。那么古人是如何用人的呢?     

《国语·周语·晋羊舌聘周》点校发疑

《国语·周语下》中晋国大夫叔向对《诗经》中的《昊天有成命》一诗进行了完整的说解 ,这段说解文字是训诂学和注释学史上的珍贵资料 ,但自古以来这段文字中就有一处严重的句读失误和一处校勘失误一直未被研究者发现。原文中被人读为“於 ,缉熙 !厥心 ,肆其靖之”的文句当读为“於缉 !熙厥心 ,肆其靖之”。原文中的“基 ,始也” ,“始”当是“俭”字之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