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制与董事会制:民国初期大学内部职权体系之比较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本文以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和郭秉文时期的东南大学为例,探讨20世纪20年代前后军阀政治与政党政治交替之际,大学内部职权与政治、学术、市场多重互动的复杂关系,并对两所大学的内部职权运行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     

论大学组织学术权力生成的逻辑

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在其内部管理权力结构中，学术权力占据重要位置。无论考察大学组织的历史渊源、社会功能、大学基层学科组织的规训，还是审视大学组织内学科评价标准、科学基金支持、科研成果评价、教师职称晋升、教学活动评估等学术活动，可以发现都无法离开学术权力。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主是学术权力的基本特征。     

批判与期盼: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大学

在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中,大学已由引领者的角色渐次落后为追逐者,其原因主要有:大学的行政化倾向、政府权力的异化、大学之间的非理性竞争和内部的寻租型文化等。中国大学要实现与社会相匹配的或超前性的快速转型,需以制度创新为前提,以知识与技术创新为动力,以解决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己任,以培养大批的创业者为目的。     

文化背后隐性系统的存否——福柯自科学话语分析而始的回答

福柯将文化作为剖解西方社会的钥匙,揭示了文化被控制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权力性。他将科学话语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进行探究,在论证科学话语规则预先设定性的过程中确证了文化被控制的理论根源。随着福柯对文化的探讨从理论领域走向现实领域,转而认识到科学话语是权力有目的的生产,并在科学与权力的共谋中洞悉资本内在权力对文化的掌控。文化作为权力的策略因素之一侧面证明了资本权力的生产性,透过文化被生产的原因与过程,资本权力体系的运行逻辑得以窥见。     

阿尔特霍夫体系述评——大工业时代的德国大学和科学政策

1882年至1907年间,阿尔特霍夫是普鲁士文化部主管高校的官员。在他的指引之下,普鲁士大学进行了一些改革。另外,一些国家研究所也建立起来。他还是威廉皇帝学会的最早发起者。这些改革措施被人们称为"阿尔特霍夫体系"。本文介绍了阿尔特霍夫体系的内容、人们对它的评价,并结合当时普鲁士权力结构探讨了这一体系形成的原因和所存在的问题。     

论大学科技园建设的认知理路

大学科技园建设涉及到政府与科技园的关系,大学与科技园的关系,以及企业与科技园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政府如何界定其在科技园发展中的作用,关涉到科技园能否长大的问题;大学如何摆正其在科技园中的位置,涉及到园区怎样长大的问题;创新型企业如何应对科技园内网络关系,决定着科技园能够长多大的问题。正是在对这些关系认知上存在的“计划情结”、“权力情结”和“高、大、全情结”,造成了大学科技园现实发展中的障碍。只有化解这些障碍性情结,视大学科技园为一种基于市场解决模式的创新网络,并且是一个通过组织协同、互利共生充分展现网络效应的网络组织,才能澄清认知理路,使大学科技园的建设更有成效。     

知识与权力:从福柯的观点看学科场域中的权力运作

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改变了传统的知识/权力观,其微观规训权力与知识结盟,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权力关系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身体控制、空间分割、时间编排、介入、追踪、符号生产等技术支撑,使课程、教室、实验室等学科场域,成为"规训社会"的不同表达。     

技术转移中的知识流和知识产权分析

论文首先从知识载体之间和知识载体内部两个角度,具体分析了技术转移中的复杂知识流,指出了技术转移过程中知识流的两种形态嬗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技术转移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即由知识流的组织专属性的嬗变所带来的技术转移中权力的部分让渡,和由知识流从公共知识向私人知识的转化所带来的技术转移中利益的重新分配。论文最后从知识产权的规制和管理方面给出了促进技术转移、加速知识流动的建议。     

从知识权力视角看交叉学科的诞生——以物理化学学科为例

本文以劳斯的知识权力观为理论基础,对物理化学学科的诞生及早期发展进行分析,探索交叉学科形成过程中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在交叉学科诞生过程中,知识与权力相互交织;每个知识过程都发生在实践的权力网络中。这种权力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叉学科的诞生,却又与新的知识相互作用并使其自身得以发展。而对于交叉学科的发展而言,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多地与原来的知识网络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可能也需要相关研究进一步促进我们对交叉学科的理解。     

中国大学"泛行政化管理"模式与"量化考核"评价机制亟待改变

中国大学内部的“泛行政化管理”模式,正让广大一线教学科研人员成为权力的附庸。大学是一个规模巨大、与社会密切联系、具有多种功能的独立实体,它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其内部管理不是行政管理,而是侧重于教学、科研人员学术事务的管理。从大学的本质上讲,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学者、学生,中心工作是教学、科研工作,并且自主、自由是这种探索性工作的生命。但实际上,如今大学却像个     

范式与制度性事实—兼论库恩和塞尔在客观性标准上的一致性

库恩的范式自一提出,就受到众人关注,同时也引来了种种诘难。本文认为,这些诘难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人们对范式的误解。要消除这些误解,就必须看到范式的本质——范式是一种制度性事实,蕴涵了科学共同体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权威形式。制度性事实是由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出,具有特定的内部逻辑结构X在情境C中看作Y。在新旧范式更替中,范式的内部结构并未改变,而是结构中的变量Y和C的取值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得到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新的范式(Y)的地位功能和道义权力是由科学共同体集体赋予的。按照塞尔的观点,这种集体认可保证了制度性事实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而库恩也认为,再没有比科学共同体的决定作为客观性判定的更好标准了。由此,本文得出结论:库恩和塞尔在客观性标准上的探讨是一致的。     

科学文化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科学文化为大学人的自我发展树立了目标并创造了环境条件。当代大学文化建设必须注重科学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努力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使大学人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全面和谐发展。     

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反省

汉语生命伦理学正在经历危机.生命伦理学应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其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学科发展、学术行动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加之学科门类的顽固偏见,使其始终处于政治伦理、制度伦理或政策边缘,始终处于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专门化的边缘.生命伦理学至今没有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科学的方法学训练机制,并由少数人操控学术体制使之成为学术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局部利益,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     

基于B/S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信息系统分析设计

随着网络经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手段与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已形成了巨大反差,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化中介服务体系已具备条件.本文在分析国内网络业的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网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新思想,并进行了系统分析与设计.     

论高校科技项目信息化管理

近年来,高校承担科技项目不断增多,科技管理工作日益繁重。科技项目的信息化管理有助于推动高校科技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实现科技资源的高度互利共享。目前各高校的科技项目管理系统,多数仍存在资源分散、功能单一、信息利用率低等问题。高校需要通过统一的规划部署、规范管理制度等方式来完善科技项目的信息化管理。     

生态价值视野中的环境教育——从生态价值看我国的环境教育

把自然因素列入价值体系将完善传统的价值观;把自然价值纳入环境教育体系不仅完善现行的道德体系,而且将引起办学模式和办学方向的转变,引起人类知识体系的转变。工业革命以前的价值观以损害自然的形式表现,具有“反自然”性质。在此价值观的误导下,环境教育存在诸多弊端,应该探讨如何有效地完善现行的环境教育。     

西部地区技术转移的历史考察

古代的技术转移大都伴随技术人员的流动而进行,转移的技术主要是技术器物和技术方法.近代的技术转移主要集中在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及技术人员三个层面上.现代的技术转移主要包括技术器物、技术人员、技术制度及技术观念等方面.技术转移要注意与当地的气候风土和民族文化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技术转移持续有效地实施与实现.     

爱丁堡学派解构默顿科学社会学的三元向度

20世纪70年代伊始,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其中,爱丁堡学派可谓是最激进的代表。爱丁堡学派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默顿科学社会学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其一,极力批判默顿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进行“黑箱化”处理,倡导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其二,质疑默顿科学规范理论,不仅直接批评了默顿科学规范的独特性和有效性,还强调与默顿科学规范相悖的科学中的利益和权威等因素;其三,对同行承认作了本质上不同于默顿的解读。与默顿迥异,爱丁堡学派认为,同行承认只是科学奖励制度的一个中介环节,激励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最终因素是包含利益因素的科学家个人的特定要求和需要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