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可以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合法性及执行力。目前,公民参与存在着政府认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参与能力低等问题。因此,必须转变地方政府观念,加强法律保障和制度建设,建立和信息公开制度等制度,确保公民参与的实现。     

论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及其模式创新

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不仅需要公民的有序参与,而且需要社会管理及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评述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中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面临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外在动力机制和法律法规等四个方面的现实困境,从政府如何加强公民参与意识的培养、构建公民有序参与的文化和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以及加强社会管理等层面,探讨了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及参与模式创新的基本途径。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中的公共政策民主化分析

公共政策的民主化是当代政策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政治机会结构反映了政治体系的开放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质上属于政治过程的公共政策过程的多元参与程度。本文将通过对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政策场地与策略的分析,采探讨不同社会主体的政策参与能力问题。通过分析指出政府主导构建公平性的制度保障是保护弱势群体参与权利,提升公共政策民主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优化论析

在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应展开科学执政、民主行政与理性施政,以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平抑公共冲突、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优化地方政府治理,就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民主治理理念,强化“法治行政”的制度化治理素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性改革,优化利益均衡实现的公共政策过程,提升政府综合治理的技术化水平,建设具有公共协同性的行政文化。     

论公民文化与法治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得以确立和运行,都离不开社会成员对其制度价值合法性的普遍有效认同。在具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结构的现代国家,社会的发展与秩序必然建立在与公民内在自觉的、普遍有效的合法性意识相吻合的基础上。呈现出自由、平等、契约、权利、正义、秩序等等价值诉求的公民文化必然对法治秩序产生重要的内在支撑作用。     

公民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公民参与

阿尔蒙德所谓的公民文化是指一种具有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之融合特征的政治文化,它也是一种公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体。西方公民文化传统中,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现出抽象的二元对峙,并且各自处于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的崛起正是对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现代性危机以及上述抽象对峙的两种尝试性解困。现代中国正逢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协调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因此,在西方公民文化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践构建中国公民文化不仅对公民参与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     

法治政府：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最高实践表达

法治政府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价值取向上讲,深刻体现了价值与规范的统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伟大标志,从互动关系上讲,深刻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实践,从哲学上讲,体现了理念与实践的统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中催生的国家治理模式,从政府行为上讲,体现了政府诚信与政府责任的统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监督模式,从公民参与来讲,体现了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利的统一。亦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人类文明的深沉体认,从制度安排上讲,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英国、瑞典社会救济制度及对中国救济制度的借鉴意义

社会救济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应履行的保证公民在非常时期的生活权利的法律职责,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措施,也是稳定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社会救济是公民应当享受的权利,是国家政府的义务。任何人不能够随便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本文主要介绍英国、瑞典这两个福利国家的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对中国救济制度的借鉴意义。     

服务型政府向度下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路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离不开公民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它是服务型政府发展民主的核心内容,与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相契合。针对实践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困境,树立民本执政理念,塑造理性的政治参与公民,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制度,支持引导公民社会良性发展,是今后服务型政府加快自身建设、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     

在听证制度的平台上,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指导理念的政府,它重视政府的服务性,更加重视公民的主人权利。但由于传统治理理念的影响,很多以权利本位为基的治理模式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政府行为。本文试图从听证制度的完善入手,让听证制度成为公民表达民意的平台,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更快更好地进入服务型政府。     

成熟的公民社会:反腐之源

腐败的实质是弱社会模式下,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权力对于权利的侵犯。成熟的公民社会可以有力地限制国家权力,维护公民的权利。党和国家政府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壮大和发展公民社会。     

公民文化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公民文化是一种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的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它通过确立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强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等方式稳定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公民文化的培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培育公民文化.关键在于推行公民教育,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鼓励公民践行政治活动.     

提高政府公信力的路径研究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认可的能力。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政府公信力面临严峻挑战。能否提高政府公信力,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政府行为因素和文化因素。为此,政府公职人员在行为方式上应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应以严肃谨慎、诚实信用为基本规范;政府在社会管理上要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提高政府公信力,根本途径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具体途径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     

理性、权利与正义——康德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康德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建构了道德形而上学,并且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中以正义和权利概念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进而逐步实现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从而保证公民作为同样的自由意志的存在者能够在这个社会中和谐共存。最终,人类要实现永久和平。由此,康德在马基雅维里之后重建了政治与道德的统一。康德提出的正义、自由、平等和国家和谐等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从当代中美国际法实践比较看中国政治文化创新

政治文化与一国国际法实践呈互为塑造和加强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的国际法实践较之美国等国际制度的创立者和规制者,很多方面显示出极大的局限性。因此要秉承立足国情、兼收并蓄的原则,加强和引导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尊重政治文化多元性,加强主导政治文化对非主导政治文化的引导和规约;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以此加快中国政治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国际法实践。     

依法治国与公民法律文化的转化

当前，我国公民的法律文化大致还是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主导的。这已经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如果要使其从法治化的阻止力变为法治化的内在驱动力，则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而现代的公民法律文化应该以权利文化、权利制约文化、程序正义文化为核心。     

法治视阈下公共政策制定的公民参与研究

公共政策是为解决公共问题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公共性特征。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公民意愿体现得越充分,则公共性越强。然而,现实中公民参与仍存在诸多不足。应在法治视阈下深入分析公民参与存在的具体问题,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规则和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以保障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权利。     

试论《理想国》中的正义观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正义宣言。柏拉图在书中驳斥了正义就是欠债还债、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和不正义比正义有益四种“正义观”，其中还系统的阐述了他追求的正义观是一种社会秩序观，其中包括城邦等级秩序和个人内心秩序的平衡。这样才能建立起哲学家当王，国家公民各守其职、各尽其责的理想国。此外，正义国家还需要教育制度和公共制度的保障。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还比较低,一些问题还比较突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强化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健全政策参与制度,规范公民参与途径;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公民有序参与。     

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