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研究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菊与刀》是二战期间本尼迪克特由于军事目的而研究日本的一本著作。作者用"菊"与"刀"来寓示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和日本文化的两面性。本文主要通过介绍《菊与刀》的创作背景和主要内容以及《菊与刀》相关研究的特点,探讨其现代意义。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和看待《菊与刀》,要深入理解和研究日本文化,以此促进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和发展。     

编者的话

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来概括日本民族的两个特性,被推为经典,但作为日本国花的樱花,其一边盛开一边凋谢的生命状态,却更符合日式的审美观:突如其来却又脆折易逝的绚丽。清明过后,正是樱花四处开放的日子,赏樱也成为北京、武汉等地都市人喜爱的春日活动。如果在游园之中带一些食物和米酒,席坐于樱树下赏花飨宴,就与日本的"花     

人类学者视野中的美日文化——谈《菊与刀》的比较文化研究

分析了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是如何对美国与日本两国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本尼迪克特研究发现,日本人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他们注重社会对个体行动的评价,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本尼迪克特把日本人的这种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而与之相对应的以罪为基调的西方罪感文化中,人们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正是这些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国民性。     

试析菊花与日本文化的关系

菊花虽源自中国,但从中发展了具有日本特色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意识。菊花典雅高贵,与长寿有着不解之缘,最终被确定为天皇的专用徽章。本尼迪克特借菊与刀形象地描述了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日本人既醉心于菊的柔美,又崇尚刀的锋利。但是,笔者认为,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是天皇制最高权威的象征,而刀是武家文化和武士精神的象征,菊与刀更加体现了天皇和武士间对立统一的忠义关系。     

需要仔细研究的日本

<正>最近钓鱼岛形势异常紧张,日本问题又成为中国人普遍关心的主题。在众多的有关对日本研究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献是美国研究者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其次是日本人新渡户稻造写的《武士道》、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在中国还有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写的《日本论》等。《菊与刀》的开篇中谈到,"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     

日本近代化的启示:菊花和刀的成功

<正> 美国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指出,菊花和刀是日本人的两重性格,"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即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     

戴季陶：中国首席“知日家”

凡是研究日本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然而日本却有学者认为：外国人撰写的日本文化论著中,有一部可以凌驾《菊与刀》之上,这就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日本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却凭着对日本人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     

论日本人的耻辱观

自从日本文化在《菊与刀》中被界定为"耻文化"之后,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评论。本文将以"耻文化"的理解为基点,从归属意识、集团心理、权威追拜、重视名誉、武士思想这几个方面来探讨日本人耻辱观的形成、表现及其对日本战争、日本社会、日本人统一文化心理的正负面影响,从而得出日本军人形成强烈的战争信念和不畏牺牲的精神根源。     

浅议日本和欧美罪感意识之差异

日本文化名著《菊与刀》中把日本定性为耻感文化,否定了日本人的罪感意识。而实际上这是东西方文化对＂罪＂的概念、意识、惩罚等认识的不同,而造成的理解偏差。严谨守法的日本人以其独特的罪感意识诠释着其特有的文化模式。     

日本二次元逆袭好莱坞

清新如菊,凛冽如刀,美国人的日本印象大抵源自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孰知今日,当至纯至雅却又弥漫肃杀精粹的武士刀成了昆汀。塔伦蒂诺的常客．当霓虹阑珊却又迷茫顾忌的东京街头成了科波拉的布景,当越来越多的东瀛风情魅力镶嵌入好莱坞的构思．又一波日本二次元文化的植入和逆袭存好莱坞愈演愈烈。     

朝鲜的大众文化生活——从平壤国际电影节谈起

60多年前,一位美国作家写出了《菊与刀》一书,深刻剖析了日本民族的特性与其国家社会未来走向之间的关系,为美国政府制定二战后对日占领政策提供了决策性建议。现在,似乎很需要一位作家深入朝鲜,写一本《金达莱与剑》之类的论文,深深把脉一下在外界看来颇为神秘、实则不乏情趣和浪漫的朝鲜人。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探析

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心理学派,在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主要通过介绍评析其著作《文化模式》一书来分析其文化模式论的主要观点、理论贡献和相对局限性。     

从川端康成《千只鹤》看日本母性崇拜的文化传统

天照大神的神话传统在日本影响深远,大和民族对于女性特别是母亲充满了天然的眷恋和崇敬。母性崇拜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着极为鲜明的表现。川端康成在其名著《千只鹤》中就以菊治和父亲情人的乱伦之事对母性崇拜文化传统进行了阐述,表现了作家对于母亲的恋慕和崇拜。     

认输、认错、难认罪的日本人

在中国人眼中,缺乏自省意识甚至"八啦换诟"谋已成为对日本国民性的浓缩概括。"反省"依据其认识深度可分为三层含义:认输、认错和认罪。从认输认错的角度,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日本人没有反省。中国人抗议日本人没有反省,争议主要集中在日本人有没有认罪,特别是向中国人认罪这个层面上。并习惯拿其与德国相比。但就日本而言,其所信仰的独特的神道教与武士道文化精神,使其在认罪上远不同于德国。其实在不同文化体系下,德、日、中三国对认罪的认识与解读也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如果要让日本人做出让中国人满意的谢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论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独异的“个人”观

鲁迅1908年在《河南》月刊上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以独特的视角论述了"个人"、"个人主义"、"非物质"等一系列问题,他在其中提倡的个人观与清末思想界所提出的截然不同。本文概括了《文化偏至论》中鲁迅个人观的两大特点:"个人"与"群体"的对立以及"平等"对独异个人的伤害,这正是鲁迅的个人观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得到回应的原因。     

小小杭白菊桐乡大发展

杭白菊又称甘菊,是我国传统的栽培药用植物,是浙江省八大名药材“浙八味”之一。明末清初桐乡著名学者、农学家张履祥,在其著作《补农书》中曾写道:“甘菊性甘温,久服最有益,古人春食苗、夏食英、冬食根,有以也。每地棱头种一二株,取其花,可以减茶之半,茶性苦寒与苦菊同泡。”可见,早在300多年以前,就有人以种菊为业,不断积累种菊经验,并将白菊作为商品菊进行栽培。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日本女星

正从"真由美"到苍井空日本女星成了中国人认识日本的一扇窗口,也成了中国人自我欲望的投影。1997年3月,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到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任主任。他首先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中国知识界,日本文化的地位比我们日本人想象的还要低"。沟口雄三发现,大多数日本高中生、大学生至少都能举出二三部中国古典作品的名称来,如《三国志》、《水浒传》等。而中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则很少有人知道日本有一部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高傲的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力依然是集中在欧美,对周围的亚洲诸国无暇顾及。"沟口如是说。那么中日民间的文化交流又如何呢?"歌舞伎"、"落语"、"浮世绘"、茶道、花道、书道能让欧美人感到异国情趣,中国人恐怕不能完全接受。歌舞伎会让中国人联想到京剧,落语会让人联想到单口相声,浮世绘和国画也有相通之处,至于茶道、花道、书法则至多不过被看成是对中国的模仿。对具有文化宗主国意识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古代文化只不过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已。沟口没有想到,日本的现代影视剧反而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日本女星成了中国人认识日本的一扇窗口,也成了中国人自我欲望的投影。     

圣德太子时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方略

<正>自圣德太子时代以来,日本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保守中开放"或曰"坚守中开放",即:引入外来文化强化自身。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时,则表现为"与强者为伍",为此可以"适应强者"乃至"以他者为中心",其对象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中国、明治维新开始后是德国与英国、二战时期是德国、二战后是美国。圣德太子似乎扮演了"日本周公"的角色,他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与宪法十七条、撰写《三经义疏》、与苏我马子合编《天皇记》《国记》等史书、派遣遣隋使与留学生。通过这些措施,圣德太子广泛摄纳儒道法思想、力倡佛教以抑制氏姓贵族、强化天皇权威,从而为大化改新奠定了基本条件     

“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辛亥革命与长沙》丛书综评

回顾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可以用"变"与"新"来概括:百年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和特点是"变",而百年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和特点则是"新"。新政、新民、新文化就代表了百年思想文化的进路[1]。基于此思路,薛其林博士主编了《辛亥革命与长沙》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全面地揭示了长沙在"变"与"新"这一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大立菊栽培技术

本文是根据笔者在广东省茂名市公园管理处的种植经验，概括出的一套栽培技术，系统性地介绍了茂名市盆栽大立菊的生产方式，供各位菊花专家和菊艺爱好者共赏，以促使我国菊花行业健康快速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