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秦汉重农抑商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了三个问题：一、重农抑商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和外延。二、分析了国家与商人的资源抢夺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的内部原因。这种资源抢夺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对产品资源的抢夺；二是对资金资源的抢夺；三是对土地资源的抢夺；四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抢夺。三、本文提出大一统的封建地主制中央集权是“重农抑商”政策的政策背景。本文以秦汉时为一考察期，希望从中得出一些有益于今天的启示。     

清代科举异态化趋势述略

科举制自隋唐建立以来,为培育栋梁、选拔人才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然而发展至清代,日趋没落腐败,在名与实、形与用等各方面的缺陷完全暴露出来,昭示着对其进行改革的必然之势,终致清末教育的巨大变革。     

“始皇”与“刺客”:中国国族英雄及国家起源的表述

将《荆轲刺秦王》、《英雄》两部影片置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时空场域之中,旨在更为深入地解读并分析二者的故事情节与叙事方式,并力图探察"大一统"情结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意味深长的持续性及衍生性。认为中国国家起源的神话在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富有相当的影响力,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实践并非总是政府意愿的产物。     

上古“向上看”概念场研究

＂向上看＂是指人把目光投向上方,在上古汉语中,人们用8个词项、三种结构模式来表达此义位。＂向上看＂概念场经过上古前期、上古中期、上古后期三个时期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了各成员在发展过程中内部要素之间的消长和更替的情况。     

“重农抑商”：一个儒法相融的历史案例——以战国秦汉作为分析范本

“重农抑商”，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一个既定政策，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用力甚多。传统观点认为是儒家的主张，如果笼统地说，也不错，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一言以蔽之日：儒学。但如果认真分析，其实不尽然。先秦的原始儒家是不主张“重农抑商”的，“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只是到秦汉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而土地兼并的主体又由官僚地主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商人地主为主，“重农抑商”这一法家的主张便被儒家承接过来。     

先秦歌谣婚俗沉淀之管窥

以先秦民间歌谣为主 ,参用同时期的相关史料 ,阐述上古社会群婚制在当代的嬗变轨迹。同时通过对民歌中的“夫征不复”和“妇孕不育”现象的分析 ,论证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内在动因及其意义     

从《史记》中苏秦、张仪形象看司马迁对《战国策》史料的运用

《战国策》是《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从把握《史记》与《战国策》中苏秦、张仪的形象异同可以见出司马迁受辱不馁的人生观、尊重史实公平公正的史官精神及其在材料的增删改写方面取得的卓越艺术成就。     

秦汉时期社会领域中的大屠杀现象

秦汉时期社会性大屠杀事件共发生56起,包括仇杀、滥杀、人殉和食人。这些大屠杀事件在时间上呈现出波浪式分布的特点,在空间上分布十分不均匀;从性质上看,滥杀现象严重,食人现象造成的灾难最大;从身份上看,加害人与受害人身份具有重合性和差异性,差异性表明社会性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危险主要来自社会上层,而且属于那些能够制定规则和破坏规则的人。秦汉时期社会性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很多,如报复、权力腐败、权力腐败与心理变态、人祸、人祸与天灾、天灾和思想狭隘等。究其根本,原因有三：绝对权力的滥用、周期性的战乱和频繁的自然灾害。     

秦汉时期军事领域中的大屠杀现象研究

秦汉时期军事领域出现了三次大屠杀现象的高峰,主要表现为三种性质的大屠杀:屠城、滥杀和杀降。这些大屠杀现象在性质、数量、人物和阶段上具有鲜明的特点。根据这些大屠杀现象的特点和具体原因,可知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军事形势的改变,二是复仇思潮的影响,三是战略战术方面的需要。     

商业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整体思路

商业伦理所努力解决的根本实践问题是：个人、商业组织、社会三者如何在商业决策与经营行动中实现权利与权力、责任与义务、贡献与利益的平等、公正与协调和谐。所以商业伦理研究既要为商业决策和经营行动提供普遍的人性论依据、伦理价值尺度、道德原则和行动规范，也要为商业文化、商业经营哲学、商业精神建设提供新的视野、新的思想资源和新的方法。     

宋代地方官学建校资金来源探究——侧重于对学记文本的分析

宋代掀起四次大规模的兴学高潮,地方州县学校遍及全国各地。文章通过对学记的分析,考察了宋代地方州县修建学校的资金来源,发现地方官学筹集资金是一个多渠道的方式：或朝廷和路级官府拨款,或州县官府自筹经费,或民间捐献。不同的州县有不同的筹款方式,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