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生物医学干预与道德增强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意在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解决各种与道德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生物医学认知干预增强和情感干预增强。情感干预是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最主要的方法。发展生物医学道德增强,需要对情感干预的作用以及合理性进行深入研究。当前生物医学情感干预受到的三种主要的质疑是:情感增强是否是有效的道德增强方法,情感所激发的行为有没有道德价值,以及反道德情感的减弱是否侵犯自主性。情感干预是一种有效的道德增强方式;完全由情感所激发的道德行为因为有助于美德的形成,并且有可能进一步维护人的同一性,所以具有道德价值;反道德情感的削弱或消除不会直接降低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并不会侵犯人的自主性。通过生物医学方法对情感进行干预是一种有效的、合乎伦理的道德增强方式。     

道德增强:问题的提出与正反论证

能否使用生物医学技术或基因工程来增强人类道德是近年来生命伦理学领域中颇具争议的话题。主张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具有功利上的合理性:道德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人类道德进步的路径,对防止恐怖主义,气候灾难和核战争以及促进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反对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不能简单地从功利上进行衡量,道德有其特殊的地位,对道德进行生物医学上的干预需要寻找更多正当的理由,支持道德增强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道德增强需要更多的论证。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自然性”问题的厘清与辩驳

道德增强派与反增强派之间的博弈一直在持续，反增强派以“不自然”作为反驳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应用时，多从“自然道德被作为人为之物、道德医学化对道德疾病的等同、人性尊严受损与人格同一性的断裂”等方面进行论证，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增强派以“纳入科学研究范围、顺应大众的常见技术、道德治疗的优手段”为理由所作的“自然”角度的论证，也有较大漏洞，易被二次反驳。症结在于，以“自然性”作为一条规范性论据去支持与反对道德增强技术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自然”概念本身的歧义性与复杂性，对自然与非自然的判定标准及适用界限未达成统一，易陷入将其作为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误区。     

过程论视域下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论辩双方皆从后果论的分析框架出发,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使得论辩的有效性大打折扣。通过引入现象学的过程论思想,表明道德增强技术恰恰构成了对传统德性习得过程的省略甚至剥夺,使该项技术进一步导致个体经验的剥夺和个人同一性的剥夺这两个伦理问题。从而道德增强技术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提升人的道德能力,反而会因为道德经验的普遍阙如,使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道德能力成为不可能。     

论佩尔松和萨夫列斯库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观

人类面临着生化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人为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全球经济不平等等重大威胁。佩尔松和萨夫列斯库称之为"道德大问题",并提出了生物医学道德增强(BME)这一应对之策。在阐明BME提出的背景和原因的基础上,论述了其基本内容和可能性,并揭示了其无碍于自由、较弱意义上改变个人同一性、兼容性、谨慎性和乌托邦性等特征。     

人工情感智能体的道德赋能问题探析

伴随着情感计算、情感脑机接口、人工心理等技术应用的发展，有“情商”的人工情感智能体逐渐成为可能，情感与道德的双重嵌入议题进入学界视野。一方面，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情感嵌入技术和实际应用需求决定了人工情感智能体具备道德赋能的现实可行性；另一方面，囿于计算主义技术争议、情感真实性争议和主体认识论争议，人工情感智能体的道德赋能陷入理论困境。考虑到人工情感智能体的技术与应用特性，我们需要从技术伦理审查、现实应用情境和主体思维观念等角度为道德赋能创造条件，以防范人工情感智能时代到来可能面临的伦理挑战。     

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

学界对"技术人工物能否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答案的观点较多关注技术人工物不断增强的社会角色,持否定答案的较多关注道德行动体的标准哲学概念及其既有定义、特征。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技术人工物是否满足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是存在物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技术人工物基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两重性之上的三元意向性、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差异自主性,使其满足了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在"人-技术"综合存在中只有技术人工物的自主性和道德敏感性强于人的时,它才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既扩展了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责任,又拓展了伦理学的理论视域。     

重审心理变态研究对道德情感主义的经验支持

随着经验科学和伦理学的交叉互动日益增多，古典道德情感主义所重视的经验维度在当代也得到了继承和推进。其核心主张之一是情感对道德判断来说是必要的。关于心理变态的心理学研究由于揭示出情感缺陷和道德判断的缺陷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受到当代情感主义哲学家的关注，并被援引为重要的支持性证据。但是，最近十年间，这些经验证据正在遭受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情感主义者可以在重新审视相关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一方面对相冲突的实验结果给出和情感主义相容的解释，另一方面揭示出实验研究的限度，以及情感在现实条件下的道德判断中，在感知处境、引导推理上发挥的必要作用。     

大数据时代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与回归

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技术治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更是催生了技术治理的全面扩张.大数据技术治理带来治理效率提升等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控制人,偏离服务于人本身等方面的异化,致使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情感是技术治理的必要内涵,是技术治理的出发点和价值合理性的来源.通过强化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情感支...     

论技术活动之道德价值的实现

技术活动是以“利害人己”为目的的伦理行为。道德目的与道德价值之间不是一种线性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伦理行为的道德价值是动机、意志、道德实践能力、环境影响力诸因素非线性互动的结果,其互动模式为E=M.V.(A+C)。该模型既能说明技术活动道德价值实现的多种典型情态,也能为实现技术活动道德价值的最大化提供指南。     

社会规范的文化延伸——文明作为中国人的一种道德基础

西方道德心理学基于规范、习俗之别明确区分了道德领域和非道德领域,但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领域的内容和结构可能存在差异.近期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发现,与西方人的道德领域划分不同,中国人把"不文明"作为典型的不道德行为,并以"文明"程度作为判断一个人行为道德与否的重要标准.这种基于"文明"的道德判断提示我们,社会规范的界定需要考虑...     

人类道德增强与人格同一性——兼论人工智能增强

人格同一性是中西方经典哲学问题,近年来成为人工智能哲学、道德增强技术研究的热门话题。在道德增强技术哲学中,关于人格同一性问题讨论占有优先的地位。道德增强可能改变个体的人格特征,引发“我是谁”的人格同一性危机。我是谁？昨天的我与今天的我是同一个我吗？增强前的“我”和增强后的“我”是同一个我吗？增强后的“我”具有道德自由和能够承担道德责任吗？显然,对道德增强人格同一性的持续追问将引发了许多极有学术生长意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拓展和深化了人格同一性哲学的论域。     

技术调节视角下的人工物道德功能探析

技术中介理论认为技术对人的感知和行为发挥着调节作用。维贝克在道德物化思想中进一步提出,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能动者,能够对人的行为和决策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从伦理实践进路来看,技术人工物的引导功能侧重于主体性的"个人-德性",有助于个人德性的塑造和养成;而规范功能侧重于主体间的"社会-秩序",强调社会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规范。尽管技术人工物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仍需理性对待其在伦理实践中的局限性。总之,道德物化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实践进路。     

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论网络空间社会问题的道德控制

网络空间在给社会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为维护其运行秩序，保障网上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必须建构控制体系，要用技术的、法律的、道德的等手段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技术控制的缺陷性、法律控制的局限性和道德控制的实用性，道德控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控制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为达到控制的有效性，应遵循如下控制原则：注重个人自律，利用组织力量；道德控制主导，进行综合治理；加强伦理研究，形成网络规范；开展伦理教育，提高责任意识；满足社会需要，确保个人权力；把握控制力度，保持必要张力；注入人关怀，防止符号异化。     

道德责任与情境主义挑战

新兴的情境主义心理学研究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探讨带来了冲击,其中对道德责任的挑战尤为新颖。本文就情境主义研究对道德责任构成挑战的诸种主要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指出情境主义研究所造成的威胁的范围和程度都有其局限性,它不像极端的道德责任怀疑论那样试图彻底地全面地否定道德责任观念的合理性。     

知识经济与道德文明

本文探讨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的首先观念和道德行为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分析了知识经济可能引起的道德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道德建设应有新的对策，从而使知识经济真正成为一种道德经济、文明经济。     

培养皿中的大脑模型:人脑类器官研究的伦理问题探讨

人脑类器官技术为人类神经系统所特有的神经发育和疾病过程研究提供了具有生理相关性的模型,可用于大脑发育的研究和脑部疾病的预测。然而,这一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和潜在风险。通过概述由人脑类器官技术引发的意识风险方面、动物“人性化”和能力增强方面、人脑类器官的道德地位归属方面以及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问题,提出道德预防性原则、进行伦理限制和伦理监督、设立特定伦理评估机构以及扩大公众参与和伦理讨论等对应举措,为人脑类器官的伦理治理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论技术主义时代的道德恐慌策略及其悖论

道德恐慌是社会冲突理论的重要概念,揭示了人们在社会交换中的对抗性行为和关系,维系着脆弱的社会平衡.技术主义对社会的大规模渗透,大大拓展了道德恐慌的实施手段和空间,同时制造出诸多悖论,不但技术主义本身成为道德恐慌的新根源,而且一般社会群体和特殊社会群体-知识分子也纷纷雇佣道德恐慌策略谋取各自利益,同样引发出新的道德恐慌.因而必须慎重对待技术主义式的道德恐慌策略及其社会功能和个人效用,运用人的自觉和智慧,通过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克服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建设符合人性化要求的文明世界.     

论机器人道德能力的建构

在机器人与人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代背景中,建构机器人的道德能力可以使机器人更好地与人类相处,并维护人类的基本利益。机器人道德能力的建构与人类道德能力的培养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从人与机器人互动的角度看,需要在考虑人与机器人道德地位不对称性的基础上,从机器人外观、社会智能、人工情感等方面入手,建构机器人的道德能力。     

试论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中的“人”

中国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始终要考虑人的因素。他们认为,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又是由“人和”及“人力”构成,人和需要靠道德来维系,人力又包括智力和体力两个部分,于是三才中的人又可分解为德、智、体三个方面。传统农学理论中有关“人”的论述方面,虽然认识到了“智力”或“知识”的作用,但尊重知识并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重体轻脑、重德轻艺的片面认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体力和道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