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人类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就法人类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几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解读。认为法人类学是一门采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民间社会的法律行为与法律现象的一门学科。尽管国外已经很成熟了,作为一门引进的学科,在中国还远没有确立,虽然有一些研究还说不上是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致蔡华的贺信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蔡华教授: 欣闻蔡华教授荣获法国科学院2002年度“法语国家大奖”金奖,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祝贺。 人类学是一门自西方传来的学问。它要求研究者既要具备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辛的田野工作。蔡华教授的研究就是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一次尝试。他以其研究成果对传统人类学理论提出了质疑与补充,并由此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首肯,说明随着中国学者研究实力的提高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已经逐渐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所认知和重视。     

新时期人类学发展走向分析

文化是受时空、民族因素制约的具体。一种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的被阐释受到文化语境的限制，人类学的发展和人类学研究都存在语境问题。本文试用从文化语境的诠释、人类学新的研究走向、主体民族的研究等方面检讨人类学在中国的提倡和发展的必要性。     

卷首语

2006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金色的日子。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同时在广西南宁举行。“三临品味壮乡茶,四海宾朋恋槿花；共赢东盟年年盛,互惠平台届届佳。”金色的季节,金色的收获。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本刊全体同仁也满怀金色的心情把2006年的压轴期奉献给大家法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不少学者都对之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为此,本期主打栏目特刊发由第三届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吴大华教授主持的法人类学研究“习俗与法”栏目,隆重推出吴大华的《论法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张文山的《关于法人类学若干问题的思考》,戴小明、谭万霞的《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整合》,徐晓光的《贵州苗族水火利用与灾害预防习惯规范调查研究》,莫金山、潘远益的《瑶族石牌制及其在南方民族习惯法中的地位》等文章,其中,吴大华和张文山两位学者就法人类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几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解读,认为法律多元是法人类学的基本立场。文章观点新颖,值得一读。1935年,费孝通先生深入广西大瑶山开始民族学调查,并以此展开他七十年民族研究生涯,七十年里,先生抱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志在富民”的崇高理想,以中华民族研究为立足点,“行行重行行”,为建设“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富强中国与和谐世界,建言献策,鞠躬尽瘁。为缅怀人类学民族学的世界级大师,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承办的“纪念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暨研讨会”于2006年10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著名人类学家、台湾世新大学乔健教授的话代表了多数学者的认识：“先生早已超越了名人的境界,而正式进入了历史,成为在建立人类学、社会学或者综合地来说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奠定了永恒的与普世的历史地位,成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并列为十二位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本期全文刊发由敏俊卿撰写的这次研讨全综述,以飨读者。     

当科学史遇上人类学——以少数民族科学史研究为主的讨论

近年来,国内学者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引入少数民族科学史研究,不但在本学科内取得大量成果,更开辟了科学史和人类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新途径.在回顾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科学史的人类学考察的基础上,以两维度("田野-文献"和"形而上-形而下")划分四象限,探讨其特点与不足。展望少数民族科学史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应该重视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并进一步加强田野工作中对于观念层面上的"科学知识"的考察.     

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

从人类学角度,特别是从社区和区域的视角,来讨论南岭走廊的人类学意义。南岭民族走廊的研究,需要考虑不同生态空间之间的有机的联系,需要重新反思中心与周边的学术概念在这一新的人类学视角中的特殊性问题。在南岭民族走廊这一空间中,空间的社会性、文化性及区域性的特殊性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民族或族群的特殊性和个性,因此一定要重视民族走廊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则。南岭走廊本身的变迁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在这变迁过程里面,族群文化不断建构的同时,也带来地方文化的重新创造与生产。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以几种批评个案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人类学转向的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人类学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文章以文学人类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文化诗学对人类学知识的借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移植等个案为例,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进行了考察,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转向的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关于田野调查工作——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研究之七

实地的调查研究是每一位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最主要的基本功。整个文化人类学领域离开了实地调查研究就没有生命力。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应特别重视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 ,这一方法是在主动避免“自我文化中心”的偏见的基础上 ,在某一具体民族社会中间通过“三同”生活 ,既研究其文化的不同形式的方面 ,又注意其文化及社会现象的公开一面 ,既留心常态的社会现象 ,又不放过变态社会现象 ,努力取得反映各该社会群体历史和现状的第一手材料。调查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准备工作、实地调查、整理分析三个阶段进行。从现实入手 ,也就是使用谱系法、搜集“社会的化石”——生活习俗和民族文物等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工作     

深描说:构建法律多元之基——读《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

吉尔兹的深描法是其解释人类学的重要方法.就法律发展来看,他试图打破普遍性的神话,唤起人们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法律认识特性的重视,呼吁人们尊重和认真对待不同文化间的法律差异,通过深入到不同文化群体生活的实际去建立对该文化中法律认识的理解的解释系统,进而主张比较法的文化及解释转向.     

开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新局面——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2008年)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将于 2 0 0 8年在我国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 ,有利于推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发展 ,有利于进一步宣传、展示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成就 ,有利于促进国际文化和经济交流 ,有利于我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     

制度、思想、器物——地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刍议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由各民族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法律上层建筑的总称,即是与民族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和法律行为的总和.历史上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在制度、思想和器物方面都形成独特的法律文化,各民族多元法文化的存在大大丰富了中华法文化的内容,有些民族法律文化现象一直保留至今.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法史学解读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中国法制史的贡献问题,有开山鼻祖说、学科设置贡献说、副产品说等几种说法。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如:1.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对象应设定为历朝历代法制的整体;2.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应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3.注重中国法制史学科功能的发挥和实现;4.法史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经历理论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     

法律论证的逻辑——试论法律逻辑的定位

法律逻辑作为法律实践中极其重要的法学方法论,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界对其定位与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争论。回顾了西方近现代法哲学界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探讨,这些探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法哲学界所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为中国法律逻辑的定位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中国的法律逻辑应定位为法律论证的逻辑;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逻辑学界所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思想,为中国法律逻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与理论基础。     

中国语境下法律社会化实现的路径选择

法律社会化是法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亦是国家法律运行的最高要求。长期以来，我国通过五次“普法”运动力图推进法律社会化的进程，然基于其仅限法律条文层面的社会化，而致该法律社会化路径的选择具有先天的不足。因此，确立民众现代的法治理念，并加大对其法律信仰的启蒙与教育，才是中国语境下法律社会化实现的理性路径。     

中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培养之生成基础与路径选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视角

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不仅是我国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国虽已如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整体法治建设与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是不同步的,培养和提升我国公民新型的现代法律意识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理论的基础上,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实际现状出发,吸收与借鉴人类法律文化成果中法律意识培养、法治观念树立的有益因素,力求在中国法制改革道路的模式选择框架中,深入探究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土壤。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培养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把这项工作制度化和长期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教育和培养。     

法学研究的新范式——进化生物学范式及其展望

进化生物学已对几乎所有社会科学产生影响，并成为经济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主导研究范式之一，但在法学研究中仍未取得与之相称的进展。进化生物学既研究有机体进化也研究文化进化，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并有其进化上的根源，因而在法学研究中引入进化生物学范式就成为可能。     

中国法制史教学法刍议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由于其内容广、难度大且与现实联系不强,中国法制史教学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处境。文章剖析了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困境,并阐明了破解这些困境的对策,目的是呼唤法科学生重视本国的优良法制传统,认真学好中国法制史课程。     

关于法律确定性的探讨

法律确定性可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可以控制权力,保障权利。但是,法律的确定性又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在介绍这些理论争论的基础上我们展现法律确定性的困境与出路,在中国法制建设中实现法律的确定性上提出一些建议。     

依法治国与公民法律文化的转化

当前，我国公民的法律文化大致还是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主导的。这已经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如果要使其从法治化的阻止力变为法治化的内在驱动力，则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而现代的公民法律文化应该以权利文化、权利制约文化、程序正义文化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