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的观念与治道传统--兼论"李约瑟难题"

中国古代数的观念与治道传统关系极为紧密。受传统治道思想的影响，数的观念在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理性”受到“神性”的抑制；在理论形成阶段，人们注重对“公约”的遵守而采走上“公理化”的道路；而在对数的运用与研究过程中，则过于强调实用、功利，始终采能超越封建政治文化制度，仅以求得特定的方法、技巧为满足，从而陷入“数术”的框架，采能像近代西方那样创设独立的“数学”理论体系。     

解读"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由以财富分配为主题的阶级社会向以风险分配为主题的风险社会转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政治上的变迁,包括个体化进程、对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反思等等。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相当的政策价值。     

走向一种科学技术政治学理论──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政治效应的观点

本文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的观点。作者指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但是他们较深入地探讨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的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政治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走向一种科学技术政治学理论－－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政治效应的观点

本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的观点。作指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但是他们较深入地探讨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的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政治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心”“脑”之辨的当代认知价值

“心”“脑”这两个概念混用,源于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用中国文化术语译介西方脑科学知识的特定表达方式,而后逐渐成为民众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其后果是容易造成人们“用心”思维能力弱化,很多应该“用心”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当代全球化趋势和人工智能广泛使用给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彰显了“用心”思维作为不可替代的人类智能的特定价值。有必要从认知科学和哲学视角仔细辨析“心”“脑”之间的本质差异和联系,分析“心”“脑”概念混淆的缘由及影响,建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心”“脑”协同关系,使中国传统的“心”的智慧转化为当代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李约瑟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研究的贡献

本文着重评介李约瑟在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面的独特贡献，特别是他的“有机的关系模式”和“相互联系的思维”的观点。本文还讨论了发展他的观点的可能途径及其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科技进步中的动力机制问题

本文援引科学哲学家们对科技进步与知识增长的一般讨论方法，特别是所谓“范式转化”的一般原理，深入讨论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当中科技发展模式的转化，以及这种模式转化背景下科技知识增长的一般特征和内在动力机制问题。本文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对现代工业科技文明表现出的诸多不适应性，必须用模式转化这一非常规知识增长的理论而不能用常规线性知识增长的对比理论加以解释。对于当前科学发展总趋势下中国科技潜在的创新动力危机，本文同样认为问题集中于文化主体性的缺失和科技模式的创造性转化的不充分。我们主张通过创造性的模式转化和自主的模式设计，获得超越式知识增长的动力源泉，从而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     

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5月29日-30日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围绕以下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1、多学科视野中的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2、科学文化、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3、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4、科技文化视野中的新     

1964年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前,"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解读;而在科研工作中应当如何理解与贯彻这一原则,则是新中国科学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立足中国科学院,着重整理1964年<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初稿)>(简称"三十六条")的制定背景、起草过程以及颁布实施等,并分析其实施效果."三十六条"是中国科学院在总结以往经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其主旨是为了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下保证科研工作的相对稳定、保护基础研究并给科学院的科研方向以正确定位.它将"如何理解与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这一核心问题转化为"科研工作的分类与比例划分"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科学院解决该问题的一次大力尝试与集中反映.由于"三十六条"颁布不久即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这次尝试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     

"理论渗透观察"论题的认知解读

“理论渗透观察”论题的认知解读，是通过认知科学多个经验领域的研究，改变这一问题的讨论方式，尝试在知觉与认知的关系层面上展开对该论题的重新解读。福多与丘奇兰德的争论开启了“理论渗透观察”的认知解读，提供了在感官域限基础上探讨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分析进路。本文讨论延续了这一分析脉络，致力于澄清认知在知觉处理中的作用方式与认知作用于知觉过程的约束机制。     

科技文化软实力及其实现路径

科技文化作为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逻辑地包含着科技文化的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规划便成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模式，曾经并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截至目前，国内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本文首先构建了科技发展规划的基本模型，进而，以此模型为基础，认为科技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公共政策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哲学与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保证科技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探析

哈贝马斯师承马尔库塞“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其内在根据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是深刻的,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认识当代技术文明的某些负效应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而且提出了一些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但是,由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并没有具体而科学地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制度是如何制约和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反,他抛开特定的社会背号,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性,将科学技术说成是一种肯定的、排除批判否定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帮凶,甚至把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这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科学人文主义在中国的演进及其意义

萨顿首倡的科学人文主义,在西方各个领域得到重视和发展,在中国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快速演进,其创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继承弘扬了萨顿的核心思想,既克服了科学主义的缺点,又超越了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狭隘性。具有开放性、人本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等显著的中国特色,从而是“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它对指导未来中国社会实践,对促进科技、社会和人的全面而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如何理解并讲授"自然辩证法"及"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自然辩证法”分会场对理工科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公共必修课“自然辩证法”及“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内容问题曾展开热烈争论,这应该是这两门课中所存在的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以下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一点见解。     

新文化史家视野中的技术

科技史与一般史的融通已成为近年来倡导科技史"再建制化"的学者们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文章从新文化史取向出发,当代新文化史家思考技术的视角和方法,涉及物质文化视角的技术史研究;日常生活中身体对技术体验的研究;以及书籍史阅读史视角的技术史研究。     

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我国科技决策与发展的重大影响

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邓小平科技哲学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萌生、形成与发展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从本质论、演进律、价值观、体制说与人才学等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根本属性、巨大功能与产生发展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我国科学技术决策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学习与研究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进步道路,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的地域建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效应——基于“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法”的科学活动中心再阐释

基于"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法"对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科学地域建构表明:文艺、哲学、教育三因素是基础性因素具有"启蒙"作用;经济、技术和科学三者结合性强,经济对于科学的发展可能是刚性的;政治因素对科学发展具有"刺激"或"保障"作用。科学活动的地域建构,最好将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效应来理解。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科学与技术的文化主导权之争及其终结——科学、技术与技科学

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的共识是: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也主导着技术,其哲学基础是科学实在论。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建构论的出现,技术逐渐取代科学,占据主导地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导权之争实际上是基于不会有答案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从科学实践的角度,基于辩证的新本体论的技科学,则会消解这种无果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