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审美存在与精神生态——李洱的小说意蕴及其《应物兄》的精神价值

综观李洱小说及其评论,"知识分子"是一个关键词.李洱对知识分子的关注,既体现为一种创作主体身份,也体现为众多的文学形象,更体现为呈现视角和认知.从前期小说到《花腔》,再到《应物兄》,在对知识分子的生活铺陈中,李洱小说呈现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其中绵延不断的精神追问是李洱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反讽式拷问和力图...     

论李洱的知识分子智性叙事

李洱是当代极具自觉意识的智性作家。李洱充满"智性"的知识分子叙事体现在重建"现在"本体论的"体验式"写作和包含多种叙事手段的智性表达上;而其对知识分子的认同、对"思"与"不会思"精神困境的思考及对"午后"难度的追求所形成的独具个人特色的知识分子智性叙事,使作者自觉站在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审视和批判当下知识分子的悖谬与复杂,关怀历史与现实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李洱试图在智性叙事中走出知识分子"围城",在其知识分子智性叙事的成果与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其作品的经典建构做出思考。     

英雄的颠覆与历史的还原--莫言的《檀香刑》与李洱的《花腔》之比较

莫言的<檀香刑>和李洱的<花腔>各自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对英雄的本真状态和知识分子的境遇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阐释,在对历史题材的重新讲述中,追寻出历史的复杂与荒诞.这两部作品的出现其实也是文坛对于理性思考、叙事技巧和英雄人物的呼唤所致.由于莫言和李洱的写作方式和关注重心各有侧重,也使得这两部作品的联系与对比更为明显.     

乡土呈现中的一种知识分子批判－－李佩甫小说的一个主题侧面解读

虽然不以知识分子的正面描写对象，但在李佩甫的作品里也同时包含了一个知识分子批判的主题，里边虽不乏受教育的知识者，但知识者的现代精神力量基本是缺席的，他们也往往成为民间利益的背叛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格深层所具有的共同缺陷。     

没有主人的宴会——论《花腔》三段论手法的运用

小说《花腔》巧取现代史上一件极富时代色彩的事件，采用三段论的叙事手法，即小说真正的主人公葛任隐退在话语背后，而由熟悉葛任的三个当事人以不同的叙述话语建构葛任的历史，恰如一场没有主人的宴会。这种变单声宏观历史话语为多声个体对话及“学术考证”的叙事方式使读者获得了全新的阅读感受。     

特色《花腔》

李洱的《花腔》是一部异于新生代作家远离政治生活中心的文化边缘定位和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的新作，他一反过去对消融于世俗生活场景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出人意料地回视历史，展示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以奇异的结构方式对文学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在对历史的重新构画中，以新的视点试图寻找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因而凸出其与众不同的特质，被评论界认为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一部将在文学史和读者心中留下持久回声的杰作。”     

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现代性危机的解决

当代西方学者正在深入讨论现代性给知识分子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在现代性危机状态下,反思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这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履行应有的职责,不乏启发意义。     

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指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对社会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以及对其所掌握的知识、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检讨、批评、否弃与创新。知识分子要不辱使命,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积极从事思维前提的批判、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为了全人类的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写实到反讽: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叙事风格的演变

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叙事风格上发生的从写实到反讽的明显转型:当代作家重新调整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立场,从“自赏”转为“自审”。90年代以来,“反右”“文革”小说叙事风格的演变,是作家从政治反思到人格反思,从“感谢苦难”到直面精神创痛的嬗变过程,深刻传达出作家的创作立场、价值取向和历史观的转变。     

论贾平凹小说中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嬗变

贾平凹在其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地对中国城乡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予以关注和批判。从《商州初录》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诗意抒写到《废都》对西京文人精神危机的救赎,再到《高老庄》对知识者精神回乡的尴尬书写,直到《秦腔》所吟唱的乡村知识者和乡土文明的挽歌,贾平凹勾画出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城乡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嬗变历程,也昭示了作家对自身所在的知识者群体精神生态的深切反思。     

论李煜词的生命意识

李煜是南唐末代帝王,也是开一代词风的的代表性人物。其前期作品风情绮丽,清靡婉转;后期作品意境深远,风格沉郁苍凉,具有浓重的生命悲剧意识。     

论人生的信仰诉求

信仰就是人们对某种事物、思想或主义极度的尊崇和信服,并把它奉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为准则。信仰是人的最高需要的体现,是人的最高价值观念,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非常重要,它是人生的基本需要、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人生的终极价值。我们要选择崇高的人生信仰,用科学的信仰指引我们的人生。     

诗意栖居之梦--论现代乡土小说中精神家园的放逐与建构

现代乡土小说体现了现代乡土作家对自我的二重放逐。他们告别故乡，就意味着成为乡土的一个“他者”，而同时又无法自如地进入城市的生存语境。于是他们只能把自己精神的栖所放在“别处”，在创作的“白日梦”中为漂泊的灵魂重构一个虚构性和理想性的精神家园，为现代人建构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人和自然完全的和谐。     

没有主人的宴会--论《花腔》三段论手法的运用

小说<花腔>巧取现代史上一件极富时代色彩的事件,采用三段论的叙事手法,即小说真正的主人公葛任隐退在话语背后,而由熟悉葛任的三个当事人以不同的叙述话语建构葛任的历史,恰如一场没有主人的宴会.这种变单声宏观历史话语为多声个体对话及"学术考证"的叙事方式使读者获得了全新的阅读感受.     

晚唐诗人李贺的生死观——兼论唐代诗人对生与死的理解与诠释

诗人李贺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病痛和政途失意造成心理的阴霾在其诗歌中有多方面的表现。诗风的急剧转变也是畏惧死亡的某种心理折射;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构建,在美好的仙境中寄托超脱凡世的追求,体现了李贺自我超越的生命态度。儒家中庸生死观在唐人思想中有表现,唐朝诗人追求精神超越,说明李贺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品读李贺的诗歌,既能深刻地体悟到李贺本人的生死观,又能进而理解唐人对生死的各种诠释。     

《野叟曝言》文本的叙事操作及其意义

作为乾隆中期的一部重要长篇章回小说,《野叟曝言》以往较少被人关注,其实该书文本的叙事操作是颇有特点的,从叙事焦点、情节动力和炫才倾向等三方面来看,作者似乎徘徊于表现与再现之间,从而造成了对小说艺术本体的遵循与疏离,而这些均源自作者主体意识对小说的主导作用.     

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转向”

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转向所带来的文学史意义，无疑是重大的。但是，评论界在强调这场转向的同时，又无意间制造了新写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这无疑就割裂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事实上，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对话空间，要大于他们之间的对立空间。但也正是这种对话空间的存在，预示了新写实小说的短暂青春。     

关汉卿士妓之恋剧中的儒生形象及其心态

从唐代士妓之恋传奇与关汉卿的士妓之恋杂剧的比较入手,分析了元代儒生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软弱自卑的形象性格特征,从而窥视出有元一代文人的心理和追求,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文人的心态。     

抵达精神深处的智性书写——对艾伟小说的一种解读

艾伟是一个擅长小说写作的新锐作家。在日益喧嚣浮躁的时代里，艾伟的小说却在不断演绎人性深处的奥秘，并因此而获得一种可贵的精神的厚度，他善于将人物置于非常情境中去看取人性的变化，原罪与救赎是他的小说在向人性深处掘进时一个不断被言说的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