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石下的水晶——文学批评视野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伟大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相互融合才能到达艺术创作的理想境界。分析伍尔夫“双性同体”,可以看出这个术语的提出不仅是由于女性她自己的利益,同样也是为了揭示男性的性别实质。毫无疑问,其中蕴含的对社会性别的透视提高了批评意识。     

窗户的开启——论伍尔夫双性同体对文艺批评思维与写作的启示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 1882—1941）1929年在《自己的一间屋》里首次提出双性同体这一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概念,其强调对话、多元、异质,让男性因素与女性因素在同一平面上交流互动,从而改善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点,对文艺批评思维与写作的启示也是不言而喻的。     

理想中的和谐 现实中的悲剧——论卡森·麦卡勒斯小说中的双性同体

双性同体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率先把双性同体引入女权批评的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倡导男女两性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和谐统一。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在她的三部作品中塑造了四位双性同体人物:少女米克和弗兰琪迫于父权社会的压力接受了传统角色的既定模式从而使双性同体特征消失殆尽;爱米利亚和辛格拒绝妥协并保留双性同体特征至成年而最终导致人生的悲剧。可以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卡森.麦卡勒斯的自画像。     

论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双性同体”思想

“双性同体”这一源于母系社会时期的思想，体现了远古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但由于父权制度的确立，”双性同体”思想逐渐从主流文化中隐退。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心理学家荣格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揭示人身上的”双性”倾向，使这一思想再次引起学界尤其是女性主义者的注目。通过对两人”双性同体”思想进行归纳，揭示了他们对这一思想的贡献，并对两人的思想进行比较，指出了他们在这一思想方面的缺陷与不足。     

试论美国华裔文学中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双性同体”视域下的美国华裔文学之人物形象

汤亭亭与赵健秀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华裔文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由于赵对以汤为代表的部分华裔作家作品中“女性化的男性形象”颇感不满,因此两者多有针锋相对的舌战,并逐渐形成了美国华裔文学人物形象批评的性别对立。从“双性同体”的视角人手,尝试消解美国华裔文学中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并以《女勇士》《典型的美国佬》《蝴蝶君》三部作品为例,指出“双性和谐”是消解性别矛盾的文化理想。     

地域资源、文化符码与诗意发现——论张永刚的地域诗创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滇东诗歌真正觉醒和崛起的时期，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崛起借助了“神话滇东”、“传说滇东”广博丰厚的诗意底蕴及情态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20世纪90年代，张永刚的诗歌创作通过对神话滇东的演绎及对“河流滇东”的审美开拓，促进了“诗意滇东”的成型和生长。张永刚是“诗意滇东”一个有贡献的诗歌实践者。     

语域理论视角中的诗歌分析——以A.E.Housman的一首诗为例

用系统功能语法中的语域理论,对英国诗人A.E.Housman的诗“Is My Team Plouging”中的话语语场(field of discourse)、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和话语语式(mode of discourse)等三方面情景语境因素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可发现语域理论在分析诗歌的语义语用特征中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这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诗歌的主题意义,挖掘诗歌的美学价值,为文学文本的诠释提供多维视角。     

论伯恩斯坦语码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对话

伯恩斯坦教育社会学理论以话语和语码为核心,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了语码、文化再生产、教育话语等社会问题,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教育学理论,对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回顾了韩礼德、哈桑和马丁对伯氏教育社会学语码理论的研究,并尝试挖掘两者对话和合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为进一步对话合作奠定基础。     

论黄庭坚的审美理想及其与诗法之关系

自然天成的浑融之美是黄庭坚孜孜以求的审美理想,它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中有深刻体现,而且贯穿于诸如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的鉴赏中,因而代表了黄庭坚艺术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平时为人所重视的强调人工锻炼的“诗法”说则与此崇高的艺术理想构成了辩证的统一关系,即由人工归于自然的艺术真理。     

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形式与思想的完美统一——《致他羞涩的情人》之语篇分析

选择就是意义,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在文学作品篇章表层形式后往往隐藏着作者的深刻用意。人们可以从四个角度,即人称代词、时态、篇章结构以及修辞手段等,对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伏尔著名的情诗《致他羞涩的情人》进行鉴赏。这首诗以歌颂"及时行乐"为主题,整首诗逻辑严密,用词准确,比喻奇特。如果从语篇分析角度出发,即通过对篇章的一些表层形式的剖析,则能更深层次地挖掘出诗人所要明确表达的精神主题。     

小说不能承受之轻交给诗——论雷蒙德·卡佛的诗与小说的互文性关系

雷蒙德·卡佛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成就并不亚于小说。卡佛的诗言小说所不能言,是作者最为心仪的本色表达方式,是生存状态与精神理路的真实复现,同时与他的小说在行文风格、叙事主题、深层意蕴等方面存在着互文性关系,值得重视。     

“非诗”之美——于坚的《尚义街六号》评析兼论“第三代”诗歌

于坚,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尚义街六号》是他的成名作,被视为"第三代"诗歌"口语诗"时代开启的标志。于坚坚持以口语入诗,拒绝隐喻,关注日常生活,其诗歌理念代表了"第三代"诗歌的主流取向,论文着重分析了《尚义街六号》的审美特质,兼及对"第三代"诗歌的审美评价。     

束缚与反抗——爱伦·坡与艾米莉·迪金森死亡诗中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美国19世纪伟大诗人爱伦·坡与艾米莉·迪金森都喜欢写死亡诗,但两者笔下的女性形象迥然不同,分别反映了男权社会中的被束缚的和奋起反抗的女性。     

“女性谱系”的建构——论林白的小说《回廊之椅》

林白的小说《回廊之椅》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里面的边陲女子彼此探访、追寻,形成了一个具备传承特征的女性谱系。女性谱系充满爱与温暖,抗拒着居于历史文化正统地位的具有暴力特征的男性史。     

诗与思的多维艺术建构——论刘春诗风

刘春的诗歌风格一直处于变动的、多样化的样态,既富于诗意,又泛溢着哲思,诗中有思,思中有诗,诗与思完美结合,互动互补,以诗与思的多维建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诗歌精神和审美风范,构造了一条独属于他自己的诗歌道路。     

论晚清步调不一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中心

评价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可以联系他们对小说界革命的看法,他们面对两种文类革新时发言的姿态是很不一样的。在以激进的言论探讨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对诗界革命的态度却是审慎的,甚至趋向保守的。这说明不同的文类成规对美学变革有不同的制约作用。梳理和比较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面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不同反应,可以借此更深入地反思古典成规对诗歌革新的强大牵引力。     

外诗汉译中的诗学对话与融合意识——以余光中为个案的研究

外诗汉译的研究常常需要与现代汉诗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回顾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有两条线索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现代汉诗在中外诗学的对话与融合中发展;二是现代汉诗在外诗汉译的影响中发展。如果在外诗汉译中就有意识地展开中外诗学的对话与融合,现代汉诗的发展将不仅从中直接受益,而且能少受其负面影响。余光中的英诗汉译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他的译诗实践浸透着中英诗学的对话与融合意识,这不仅决定了他的译诗品质,也直接助益了他的诗歌创作。     

自我突围与方言自觉——论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创作

沙鸥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大后方诗坛上诗风独特、影响甚著的四川方言诗人。他通过选择以四川方言入诗作为自我突围、转型的突破口,寻找和确定了属于自己诗歌创作的风格与特色。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诗人用四川农民活的语言来书写大后方农村的凋敝破败与农民的苦难生活,既接续了深入民间、为民代言的传统,也为新诗民间化、大众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诗意识的沉醉与孤独——诚斋诗之“诗”及“诗人”意象疏议

诚斋诗中大量出现的“诗”及“诗人”意泉,充分透示着诗人诗意识的存显状态。这种状态可谓之“感心”,此“感心”包含着“沉醉”与“孤独”两个方面的意蕴。通过频繁使用醉、颠、癣、催、觅句、诗债、苦吟,以及瘦、愁、苦、病、闷、穷等一系列极富暗示性的词语,诗人深入地表现了自我精神世界在“沉醉”与“孤独”之间所呈现的巨大矛盾与痛苦。此种精神状态不仅映证着诗人艰苦的诗歌创作之路,更传示出其沉重而丰厚的社会人生经验与个体生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