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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副实、词不达意和一词多义是科技名词中最忌讳的毛病。尽管如此,目前通用的科技名词中仍有不少患有这些毛病的名词。这些名词,或因约定俗成,使用年代日久,或没有合适的替代词而仍然应用于各学科中。这对于科技名词的推广、普及和应用都十分不便。毫不例外,土木工程学科也存在有这些问题的名词,现择其中若干常用的名词,谨抒鄙见,以作抛砖引玉之用。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系指在地面、地下或水域内修建房屋、道路、桥梁、铁路、隧道、海港、市政等工程设施的技术。但土木工程的范围不断扩大,最近如环境保护、海洋工程均可列入土木工程的范围。就“土木工程”一词而言,很难从字面上体验到它的内容,所以这个词应该改革。土木工程无论在我国或其他国家,都是最早建立的工程技术之一。中国最早的土木工程,可追溯到夏商时代。夏禹治水是我国最早的土木(水利)工程,但当时还没有土木工程这个词。这个词的起源虽难于考究,但从秦末修建阿房宫,大兴土木来说,“土木”一词可能源出于秦末,即公元前200年左右。那时的土木工程大多是修建房屋的工程,而当时所用建筑材料,主要是“土”和“木”,故那时称为“土木工程”是合理的,名实相符。现在已经历了2000多年,科学技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沿用这个词就不大合适了。首先,土木工程所用的材料品种繁多,除“土”和“木”外,还有钢材、铝材、玻璃、陶瓷、各种纤维及有机材料等,再用这个词,显得名不副实了！那么,“土木工程”这个词是否应改呢？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个词虽不合理,但约定俗成,不宜改,且没有令人满意的替代词。还有一个理由认为：日本也是沿用“土木工程”这个词,他们不改,似乎我们也不应该改。持赞成意见者认为：除日本外,许多国家都用“民用工程”一词以表示土木工程的内涵,如英美等国家使用civil engineering一词,苏联使用Граждан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ъство一词,均为“民用工程”的意思。“民用工程”一词更与国际相接轨。约定俗成的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窯业学会”,这是解放前我国使用的词,日本也同样使用。解放初,我们改用了“硅酸盐学会”,这是从苏联的惯用词转译过来的,而欧美各国都用ceramics一词,这说明约定俗成的词不是不能改的。笔者倾向于改为“民用工程”一词,是否恰当,供大家探讨。高层建筑 这是一个词不达意的常用词。从字面上看,“高层建筑”似乎是“楼层之间距离很高的建筑”,但其实是“高的多层建筑物”。“高层建筑”是从英语multi-stor(e)y building或high-rise building一词翻译过来的,可能是把这两个词含的“高”与“层”并在一起了,但在汉语中是不通的,应该改为“多层建筑(物)”。也可以使用“高耸建筑(物)”一词,但此词是一个泛称的概念,因高耸建筑物不一定是房子,如电视塔也是高耸建筑物。建筑 这是一个一词多义的词。“建筑”的一个意义是“施工”,如“建筑公司”,是搞工程施工的公司;其次是“建筑物”,如“十大建筑”;再次是指“建筑物的艺术或外形的设计”,如“建筑学”。在英语中,这个词的三个意义分别用不同的词来表示,如construction表示施工,building表示建筑物,architecture表示建筑艺术或建筑学,三者不可混淆。常见一些非工程专业的翻译工作者把“建筑”这个词翻错了,如“建筑公司”翻为Architecture Company等,这样不利于普及和应用。建议专词专用,施工不再用“建筑”一词表示;“建筑物”表示房子;“建筑学”表示研究建筑艺术的学科等。是否妥当,还请大家讨论。* 卢荣俭教授是土木工程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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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老龄”（ageing）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汉语“龄”字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是表示“年龄”的“专有名词”；其次，老龄一词的使用从衰老生物学扩大到老年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史实；另外，“老龄”一词符合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基本原则，已被学术界、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官方文件广泛接受；最后，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习惯性命名原则和“龄”字的汉语特点，“ageing”可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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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给Internet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因特网,其他学科的规范名词也在不断公布、陆续完善。我们从事汉语自然语言处理工作的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名词统一将使中文信息处理直接受益,这点显而易见。但从汉语切分的角度,我们感到专有名词的定名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值得探讨,并引起注意。词是构成句子的基本单位,也是表达概念的基本单元。汉语信息处理,第一步就是要切分出词,也就是要把句子中相对独立的概念分离出来。从汉英翻译的角度来看,把句子正确切分成词是正确翻译的前提。英语是以空格将词与词分隔开来,汉语词与词之间则没有分隔符。对应于英文单词的是汉语的词,而不是字(单字词例外),如“学生”对应于“student”,“杀害”对应于“kill”。如下列句子：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这时计算机可能有两种切分方式：(1)天气 预报 说明 天下 雨。(2)天气 预报 说 明天 下雨。显然,正确的切分应该选(2)。为了有利于切分正确,专有名词应该尽可能回避使用有独立意义的常用字(如下文中的“里”),及构词能力较强的常用字(如下文中的“因”,“混”),尽量选用一些构词能力不太活跃或使用频率较低的字,以利于体现专有之意。例如： 我喜欢在大海里游泳。因为计算机词库里有“海里”这个词,于是可能产生错误切分：大 海里。再如,“混沌”(Chaos)是当今很活跃的理论。但若有这样的句子：他是搞混沌的。则机器就会面临两难境地：(1)他 是 搞混 沌 的。(2)他 是 搞 混沌的。“混”这个字可以跟在一个动词后面组成一个动补结构的词,如“搞混”,“弄混”等。或许定名为“浑沌”更好些,因为“浑”的构词能力比“混”弱些。同样,因特网的“因”字也是属于能够独立使用的比较常见的字,能组成原因、起因、成因、内因、外因、因素、因式等许多常用词。不如当初选用“莱茵河”的“茵”字更佳。人名的命名也是如此。回避常用词是应该注意的问题之一。例如某人叫“李国庆”。当遇到李国庆出差了。计算机一定会翻译为Li went on business on the National Day。再例如报载有一位名叫“许多”的曲艺家最近刚刚去世。报纸报道许多同志是黑龙江省白城市人。这样带来的问题不仅计算机处理起来很困难,即使是人来区分,也易造成误解。当然,切分问题是语言信息处理的一大难点,不应该只靠名词术语定名时回避常见字完全解决。况且,名词命名有多种因素需要权衡考虑,不能只考虑有利于汉语信息处理这一点。但如果人们定名时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尽可能加以避免,就能减轻一些现代语言信息处理的困难。一词一义,专词专用,尽量减少歧义性,无疑能使人们思维更加清晰,交流起来更加便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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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了术语字母词在新闻语体中不同文章领域的差异和分布,并就文章领域对术语字母词使用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和文章领域相关。其中,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中国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新闻语体中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国际交流的日益加深,当代汉语与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接触(主要是书面接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深与广阶段。在当代汉语中的表现就是大量使用字母词①,字母词是由字母语素参与构成的词,或字母语素单独,或字母语素与汉字语素、数字语素、符号等一起构成字母词(如“CT”“卡拉OK”“F1”“.cn”等),引起了语言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语文建设》《语言文字应用》《科技术语研究》等刊物特设专栏讨论字母词问题。政府主管部门连续几次召开有关问题学术讨论会。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字母词中外文缩略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现代术语多用缩略语表达。“顺应人们想用简易手段来表达复杂概念的愿望,把已有的术语加以缩短、简化,便得到缩略术语。缩略术语的大量出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是现代术语发展中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1]“形译是将源术语的书写形式照搬进本族语。……近些年,形译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的现象多了起来,例如：ASCⅡ、CAD、CD、CPU……”[2]因此术语在字母词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达70%以上。用字母词表达的术语我们称之为“术语字母词”。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字母词的使用。术语字母词在汉语中的实际使用状况如何呢？为此笔者做了一项有关考察。一、考察对象本研究把考察对象分为三个地点：北京、上海和广州;两种性质：日报和晚报。本研究最终的考察对象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6种报纸。本研究所考察的语料均来自于6种报纸的网络版。二、考察方法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是6种报纸2003年的语料。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总体2003年的报纸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周。周一为10月27日,周二为1月7日,周三为7月2日,周四为12月4日,周五为8月15日,周六为6月14日,周日为9月28日。6种报纸样本所构成的语料库共约600万字(6006315字)。考察结果用统计软件SPSS11.5处理。三、术语字母词的切分首先,要区分字母词与非字母词。字母词是汉语词语,它与外文原词(如“flash”)不同,外文原词在汉语中的使用是外文词语在汉语中的混用,不属于词汇的借用;而一般却把外文缩略语在汉语中的使用(如“CT”)看做词汇的借用,即外文缩略语是外来借形词。其主要原因和字母词的概念原型有关。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字母词就是由字母参与构成的词语,如“阿Q”等,既然是字母词首先要读字母名称音,如“X射线”等,而不读语言系统音。再次形体要大写,如“F学校”等。而外文缩略语多数读字母名称音;而且一般大写。因此,外文缩略语与字母词的概念原型相吻合。而外文原词则不同,它们读外语语音系统音,而且一般情况下小写。汉语拼音缩略语是受外文缩略语构词方式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如“HSK(汉语水平考试)”,是字母词;但汉语拼音原词不是字母词,如“Beijing”等,正如外文原词不是字母词一样;小于词的单位如汉语的字母如“ㄚ、ㄧ”,英文的语素如“im-”等,也不属于字母词的范围。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只切分术语字母词。本研究对术语字母词切分的基本原则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的。具体处理情况如下：第一,双字母及多字母一般情况能单独使用并有一定意义的作为一个词处理,如CDMA等;如果与汉字相连,而汉字一般又不单独使用,看做一个字母词,如CDMA网。第二,单字母意义不确定,一般和汉字或数字连用共同构成字母词,如“3G(第三代)”等;第三,计量单位如“m”“g”作为独立的单位处理,带“/”字符的复合单位切分为两个字母词,如“mg/L”。第四,产品型号和品牌分开使用时看做不同的字母词,如“MAZD新款A6……”,其中的“MAZD”和“A6”是两个字母词,一个是产品品牌,一个是产品型号;连用时看做一个短语,如“MAZDA6是新款……”,不再切分。第五,含有缩略成分的单位一般作为一个字母词处理。“汽车牌号”中的地名标志一般缩略为一个字,如“京F29445”,其中“北京”缩写为“京”。四、结果与分析(一)当代汉语中术语字母词的类型“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1]计量单位、代号、产品型号等都是用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因此都是术语,但它们都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科学单位是一种特殊的术语。”[1]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们只是一些代码,一般不把它们作为“词”看待。代号如汽车牌号(“京B98933”),其中的字母只是一个区别符号,没有任何意义,其中的数字也只是一个顺序号;产品型号如汽车型号(A6),其中的字母一般是汽车品牌的首字母(“A”是“AUDI”的首字母),其中的数字是产品顺序号。代号和产品型号应该说是语言文字符号的符号,是语言文字的替代品,具有抽象的代码性质;计量单位一般是词内首字母缩写(如cm是centimeter的缩写),属于量词的范畴,在汉语中早期都有汉译形式,一般也都使用汉译形式,字母形式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在学科领域中作为汉译形式的替代品而使用,一般称之为“单位符号”,而且一般读汉译形式音,不读字母音,因此计量单位也具有较强的替代品的性质;只有一般术语,如“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样本语料库中共出现一般术语、代号、产品型号和计量单位四种类型。一般术语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计量单位、代号和产品型号是非典型的术语字母词。(二)当代汉语中使用术语字母词的数量考察结果为,样本中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①,占字母词总数的72.90%。②平均1358个字中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术语字母词所占比例为0.07%。如果平均词长以2字来计算的话,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折合为3003157.5个词,平均约679个词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约占0.15%。平均每种报纸每天出现90.27词次术语字母词。其中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最多,共3543词次,占80.10%;其次是产品型号、计量单位和代号,共880词次,占19.9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374词次,占8.46%;再次是计量单位,共300词次,占6.78%;代号最少,共206词次,占4.66%。以上数据为字母词在样本中出现的实际次数。由于文章内容不同、作者用词习惯不同,都有可能导致出现字母词多少不同,因此每篇文章同一字母词以一次计算较为科学。这种统计方法得出的词次实际上是基于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的。③这样得到的数据是,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2111词次,术语字母词1081个,具体情况如表1：从表1可知,其中典型术语最多,共1463词次,占69.30%;非典型术语共648词次,占30.7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296词次,代号212词次,计量单位140词次。术语字母词中典型术语比例最高,是因为术语直接“移植”了大量的外文缩略语。(三)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和文章领域相关本研究根据中国大学一级学科的11个门类划分术语类别,即“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除“农学”“哲学”“历史学”术语字母词在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中没有出现外,其他学科术语皆有使用。非典型术语字母词因有其特殊性,本研究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6种报纸样本中典型术语字母词共1463词次。其学科分布考察结果见表2：其中“工学”术语最多,共539词次,占36.84%;其次是经济学术语,共396词次,占27.07%;“管理学”“理学”“法学”术语最少。④不同学科术语在不同文章领域的分布情况是不同的,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文章,分别为459词次和375词次,分别占31.37%和25.63%。“经济”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原因是“金融”和“汽车”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是因为“信息”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少的是军事领域文章,共7词次,占0.49%;另外教育96词次,社会生活90词次,体育129词次,文化58词次,医药109词次,娱乐73词次,政法67词次。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汉语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而术语的准确翻译要建立在对术语概念内涵的准确把握上,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能满足即时引进和交流的需要,因此大量的术语不再翻译而直接移植过来。[4]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解释的话,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军事领域术语字母词使用较少主要和军事领域文章较少有关,同时也和语篇的性质有关,军事领域文章一般内容较为严肃,风格较为严谨,较少使用术语字母词。[5]不同的文章领域,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有统计学上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呢？方差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文章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是有差异的(F=102.507,概值<0.001),因此可以说术语字母词与文章领域相关。同时,从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来看,“工学”术语有327词次用在了“科技”领域,因为“工学”术语中大部分为“信息”“通信”“计算机”类术语,而“科技”类文章中又大部分是“信息科技”文章,所以说,“工学”术语集中运用在“信息科技”领域中,占60.67%;“医学”术语有96词次用在“医药保健”文章领域中,占51.89%;“经济学”术语有341词次用在“经济”领域的文章中占86.11%;“教育学”术语有102词次用在了“体育”领域,占62.96%,这是因为“教育学”术语包含了“体育学”术语;“文学”术语有33词次用在了“娱乐”领域文章中,占40.74%,这是因为“文学”术语包括了“艺术学”术语;“管理学”术语多在“经济”领域中使用,共23词次,占45.10%,因为“管理学”术语包括了“经济管理学”术语。从以上分析可知,术语字母词的分布比较集中,大多数术语字母词都在各自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中使用;分布面相对较广的术语字母词是“工学”和“医学”术语,“工学”术语主要表现为“信息科技领域术语”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医学”术语表现为与人们生活较密切的疾病名与医疗仪器名对其他领域的渗透。但总起来看,跨出学科领域流播到非相关学科特别是一般生活领域的术语字母词是有限的。(四)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字母词虽然是汉语词语,但毕竟是借形词,有学者多次提出字母词在文章首次出现时要加必要的注释,那么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中使用时注释的情况如何呢？因代号、产品型号、计量单位都是在专业范围内使用的有特殊用途的术语字母词,一般无需解释,一般阅读者也不必知道它们的含义。因此,我们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本研究根据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把术语字母词加注的情况分为：“在括注中”,如“醛糖还原酶抑制剂(ARI)”;“后汉注”,如“IEMN(微体电子)”;“有句子解释”,如“GMP是指药品生产质量全面管理控制的国际通行标准”;“并用汉字词前”,如“多功能运动车SUV”;“并用字母词前”,如“CAN多路传送协议”;“对举”,如“SARS……;非典……”。对表1中1463词次典型术语字母词考察结果见表3：其中228词次有注释,占术语字母词的15.58%。“在括注中”即在括号中出现的术语字母词,共82词次,占术语字母词的5.60%,占注释类型的35.96%。“在括注中”是对汉语翻译的外文注释,应该说它们不是在汉语行文中直接使用的术语字母词,如果把此种情况也看作有注释的话,有注释的术语字母词也只有15%强;而且像“对举”这样的注释是非常微弱的,如果对术语字母词一无所知,“对举”对帮助理解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后汉注”才是典型的对术语的注释,但只占注释类型的17.98%,占术语字母词的2.80%。因此,应该说术语字母词注释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五、结论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6006315字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占字母词总数6068词次的72.90%;(二)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与文章领域相关,科技领域与经济领域文章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三)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 本论文是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十五”课题——“汉语外来词语规范原则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YB105-15,得到国家语委经费支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宇明教授的指导,在此谨表--------------------------第19页① 本研究所称“字母词”也包括“语”,为简洁起见称为字母词。--------------------------第21页① 本考察所用“词次”是指字母词的个数及其频度总和。② 所有字母词共6068词次,字母词1603个。除术语外,另有专名307词次、普通词语1338词次。③ 这种统计方法使用的词次实际上是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尹斌庸、方世增[3]：“什么是‘分布率’呢？如果把语料分成若干组,一个词在多少组里出现(不管出现次数),就说它的分布指数是多少。”④ 需要说明的是：“工学”包括“信息”“计算机”“网络”“电子”“通信”“交通”“化妆品”等术语;“经济学”包括“金融”“股市”“商业”“房地产”“汽车”“保险”“宏观经济”“旅游”等术语;“管理学”包括“工商管理”“出版”“人事”等术语;“理学”包括“化学”“物理”等术语;“法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等术语。另外,“医学”包括“药学”“卫生”等术语;“教育学”包括“教育”“体育”等术语;“文学”包括“音乐”“美术”“动画”“电影”“语言学”“服装设计”“舞蹈”“电子游戏”“集邮”等术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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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1。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2);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3),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4)。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5)“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6),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7)),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8)。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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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是专业领域中的概念名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专业概念不断出现,在各种专业中,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领域中,术语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无法统计。本文中所指的术语是以词语形式出现的术语。在各种语言中,术语形成和扩展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非术语转化为(或用作)术语。另一条是,利用语言中固有词或词素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成法)创造术语。借用外来术语也是扩展术语的途径之一。拟声在术语形成过程中也拥有少许作用。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不仅见于术语形成初期,也见于当今的科学时代。例如,“江”和“河”(地理学术语)在汉语中最初分别指称“长江”和“黄河”,因而属于专名,而现在它们已经转化为地名通名,转化为术语。从文字的角度上讲,“江”、“河”等字属于汉语中的类属字。又如,现代汉语中的“月”(与专名交叉的术语)指的是地球卫星,俗称“月亮”,后来也指称时间单位,表示“月份”。“江”、“河”、“月”等汉语固有词的词义转化是人们把词的命名对象转移到其它概念上去的结果。这种语言现象是一词多义现象。不应当把这样的固有词视作汉语中的“新词”。在国际单位制中,诸如安[培]、开[尔文]、摩[尔]、赫[兹]、牛[顿]、焦[耳]、瓦[特]、西[门子]、韦[伯]等计量单位名称都是术语。这些术语是由属于专名的家姓演化而来的。除了由专名转化而来的术语外,还经常可以遇到由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比方,“疲劳”本属日常词语,表示“因体力或脑力消耗过多而需要休息”。在材料力学中,“疲劳”作为术语另有自己的含义,表示“因外力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而不能继续拥有正常反应”,如“弹性疲劳”、“磁性疲劳”或“疲劳试验”等。日常词语用作术语的情况存在于各种现代语言之中,如俄语中的дворник(扫院子的人)转义为“汽车风挡玻璃上的雨刷”,баранка(小面包圈)转义为“机动车方向盘”等。德语词Feder(羽毛)转化为术语“弹簧”,也是其中一例。由于有相当数量的术语是由非术语,即日常词语转化来的,加之有些术语在形成之后也逐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转化为一般词语,因此不少术语,尤其是用于多种专业的一般术语与非术语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这也是术语与非术语形成交叉的原因。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有基于两种原因的两种方法,即隐喻法(比喻法)和换喻法(替换法)。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隐喻法。隐喻法的语义转化是由于新旧概念在形态、性质或功能等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引起的。德语词Feder(羽毛)之所以能够转义为“弹簧”,是由于“羽毛”和“弹簧”都具有弹性。该词的另一个转义是“蘸水钢笔”。这个转义的形成是因为“羽毛”和“蘸水钢笔”都拥有书写功能。就是说,现在人们常用“蘸水钢笔”书写,而在欧洲国家,人们曾用“羽毛”书写。俄语词иеро,英语词pen和法语词plume也是由“羽毛”这个语义转义为“蘸水钢笔”的。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则不是因为新旧概念之间在某一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而是由于新旧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或相近性而引起的。法语词bureau(<拉丁语词bure)的词义转化是个典型的换喻示例。该词原属日常词语,本义为“驼绒毯子”,后来转义为“盖着这种毯子的桌子”(中世纪使用于法国中部的法院或机关),以后又指称“放有这种桌子的房间”,最后才由“房间”,这个语义转义为“整个机关”或“机关中的一部分”。与法语词对应的德语词为Büro,英语词为bureau,俄语词为бгоро,它们都是通过法语传入到各自民族语言之中的。该词作为术语可视具体情况汉译为“事务所”、“办事处”、“办公室”或“厅”、“局”、“司”、“处”、“署”等部门的通名。隐喻法的词义转化,其特点在于词义的每次转化都源于词的本义。因此,这种转化的理由易于理解。但是,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却很难被理解,因为换喻的转化是链条式的转化,其转化过程是一个接一个进行的。正因为如此,转义与本义之间通常没有直接关系,只是相关的转义才有可能被理解。完全可以预料,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或用作术语的情况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词法)创造术语是术语形成和扩展的最重要途径。术语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借助于这种手段形成的。构词法是介于语法学和词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汉语构词法与西方语言的构词法相比,往往有着各自的特点。汉语构词法主要属于句法型构词法。通过构词法创造出来的汉语术语有主谓式、动宾式或偏正式等句法特征。在拥有词形变化的西方语言中,常见的构词类型则属于形态学类型。例如,在德语中,构词的主要方法有词根变化、词根加前缀、词根加后缀和词干合成四种。除了通过词干合成法构成的是复合词外,用其它方法构成的都是派生词。通过构词法构成的指称同一概念的单词型术语在不同语言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结构语义不同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由不同语言各自的构词规律和构词习惯决定的。请看如下示例。汉语词“蜈蚣”(物种名,节肢动物名称)在俄语中被称为сороконожка,意为“四十足”,在德语中叫作Tausendfüβler,意为“千足”,而其英语对应词为centipede,意为“百足”。某些汉语方言中,“蜈蚣”也被称为“百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主要是指“蜈蚣”而言的。从上述示例中可以看出,“四十”这个数字在俄语中显然拥有“多得很”的含义。至于“四十”这个数字为什么在俄语中表示“多”,其答案只能求助于俄语词源学的研究。还可以举一个派生词示例来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在不同语言中有着明显不同的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比如,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都到印刷厂去。他们看见排字工人在铅字架前工作。排字工人首先拣出所需要的铅字,然后把铅字放向手托并组成排样。俄罗斯人注意到的是排字工人“拣集铅字”的这个行为,因而给排字工人命名为наборщцк([铅字]拣集人)<动词набирать(拣集)。德意志人观察到的却是排字工人的另一行为,即把铅字放向手托的“放置”行为,所以称排字工人为der Setzer([铅字]放置人)<动词set－zen(按一定位置安放)。英格兰人只注意到排字工人用铅字“组成”活字排样的行为,因此称排字工人为compositor([用铅字]组成排样的人)<动词compose(组成)。他们把排字工人不同工作阶段中的行为特征抽象出来,并依据他们各自注意到的排字工人的不同行为给排字工人命以名称。这个事实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不同民族在给概念命名时的命名着眼点或命名习惯常有不同。如果把不同语言中的术语进行一番对比,就可以发现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差异较大的情况并不罕见。下面提供的汉德术语对比说明,同一个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有着不同的“理据”特征。 汉语术语 德语术语及其结构语义海洋平台 Bohrinsel(钻井岛)车床 Drehbank(转动[工作]台)氢 Wasserstoff(水素)氧 Sauertoff(酸素)银河 Milchweg(牛奶路)汽车 Automobil(自己能行走的车)机动车方向盘 Steuerrad(控制轮)或Lenkrad(操纵轮)轮椅或电梯 Fahrstuhl(乘行椅)三轮摩托车侧斗 Seitenwagen(边车)在一些西方语言中,与汉语词“火车”对应的词都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并且都有“被牵引的”内含,如德语词Zug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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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载体,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合格性原则。中国的现代科技概念虽然多数来自西方,它们的语言载体却很少与之俱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中国科技界必须用汉语材料来创制自己的术语,很少借用。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术语以音译为主,外来词一经转写,稍作形态加工,就成为本族术语。甚至音节结构的格局和汉语相似,历史上又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音译词。意译法对科技交流有不利影响：第一,新概念的移植比较缓慢。第二,同一概念往往并存若干译法,规范化的任务繁重。第三,由于中外术语间缺少有规则的对应,给国际交流带来不便。出现这种情况既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语言方面,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划一。每个音带由声母和韵母构成,上加声调。声母都是单辅音,无复辅音。韵母包含一个单元音或者复合元音,前面有时带个介音(i,u,ü),后面有时带个韵尾(n,ng)。例如“江”(jiang),“欢”(huan)都由声母＋介音＋元音＋韵尾构成,可以算是汉语中最复杂的音节。英语的strut是个单音节词,转成汉音就成了“斯特拉脱”(sitelate)四个音节。这个词我们译成“轴架”。从音韵上说,汉语的音节格局限制了音译词的可接受程度。可是这个词却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了日语,成为四音节的sutoratto。日语为什么能够容纳累赘而采用音译呢？这要从两种语言的术语合格性原则来解释,而原则的不同又反映两个民族社会语言心理的差异。汉语的术语要为汉族人民接受,除了一般的术语标准外,还须符合两个条件：1.有限的长度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占优势。随着音系的简化和需要表达的概念日益纷繁,单音节框住了词汇扩大的可能性,于是汉语很早就步入了双音节的轨道。到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中以双音节的复合词占优势,古代的单音节词多数退居词根的地位,成为构词的材料。今天,新创的词几乎都是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中又发展出一批“无－”“半－”“准－”“非－”“反－”“可－”“－性”“－体”“－者”“－化”等等的词缀,它们大多出现在科学术语中。于是,在词根复合之外,汉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派生法来构词。当前最受欢迎的新词形式是双音节复合词,或前面冠一前缀,或后面附一后缀,或前后都带词缀。新词须尽可能地紧凑,超出上述长度的很可能被更新的词替换。这一特点当然只就单词而言,不涉及由单词构成的短语。2.内部形式透明汉族人语感的另一要求是“望文生义”,即词内的每个音节(语素)都带有意义,对整个词义的形成作出贡献。所以音译词中兼有表义作用的最受欢迎,如“俱乐部”(club),“基因”(gene),“雷达”(radar)等等。其次是在译音的成分外加一释义的语素,点明词义所属的范畴,其原理类似形声字在音符之外加一意符偏旁一样。例如“卡片”、“啤酒”、“冰淇淋”。汉族人的语感不习惯于整体借音,意义全不透明的构词成分会引起理解的困难。难怪许多音译词往往被本族语材料构成的词所替换。甚至曾经长期广泛流行的音译词也在所难免。例如“布尔什维克”改成了“共产党人”,“布尔乔亚”改成了“资产阶级”,“吉普车”改成了“越野车”。现代汉语中未被替换的音译词集中在化学元素、化合物、药物、度量衡单位、外币名称等领域,以及仍带“洋味”的“咖啡”、“可可”、“咖喱”、“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沙发”、“扑克”等等原先的舶来品名称。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天文、林学、遗传、微生物这几种学科的术语中,含音译成分(不算专名)的条目仅占0.5%,其中大多数只是构词成分,全部译音的极少。在化学和药物学的术语中,音译成分的比率预计会高得多。综上所述,汉语术语已迈上本族化的道路。为了便于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扩大国际交流,看来术语形成的现行原则需要作些调整。我们认为,着重仿译,即用本族语材料复制外来术语的内部形式,类似football译成“足球”,是条可行的出路。今天,表达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术语已在国内通用,并且得到审定。我们可就这部分术语编出详细的中外文对照表。汉语已发展出一套齐备的词缀,它们跟印欧系语言的对应也不难确定。这两项为仿译准备了基本的语言资源。为新概念提供语言载体的任务已简化为采择适当的词根。这可有以下途径：1.自行择定本族词根2.比照基本资源中相当的语料3.更多地使用音译我国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善于引入外来词根,使之归化。他们的丰富经验可为扩大术语的音译提供有益的参考。 相似文献
13.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17)。“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18)？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19)。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20)。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21)。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22)。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17)。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23),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24)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25)。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nH2n－O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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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这个词是可以用的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生态环境”四个字连起来用是不恰当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当然也不宜使用。但“生态建设”这个词应该还是可以用的。我们进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时，就用了这个词。我们专题的名称就是：“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科技问题”。“生态建设”一词若译成英文应该是“ecological restoration”。其内涵包括了修复、重建、建设等概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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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不同学科间的名词规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多名词术语都是先有了英文名称,然后有了各种译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很多领域各项技术都有了交叉和集成。目前,在各领域中各执一词的名词术语也有不少。这些名词的定义、含义基本相同,而在汉语定名时却各不相同,常令人感到困惑。我从事测绘期刊编辑工作,在工作中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次,一个作者投来一篇题为《卡尔曼鲁棒滤波器在GPS/INS组合导航系统中的应用》的文章,当时大家都不明白“鲁棒”是什么意思,后来与作者联系,才知是“robust”。作者是学自动控制的,因为文章中涉及GPS(全球定位系统),属于交叉学科应用,所以投到测绘期刊。“robust”一词,在自动控制、导航领域,一直采用音译,译为“鲁棒”,“robust Kalmal filter”就是“卡尔曼鲁棒滤波器”。但是在测绘学科领域中,一开始也是采用音译“鲁棒”,20世纪50年代后又采用了直译“稳健的”。“robust estimator”(测量中的一种平差方法)就称之为“稳健估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我国测绘界平差权威周江文先生的倡导下,已逐步约定译为“抗差”,取之“抵抗粗差干扰”之意。于是“robust estimator”就译为“抗差估计”,“robust Kalmal filter”为“卡尔曼抗差滤波器”。这个译法得到了测绘界的一致认同,明白简单,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日。同样,如“root-mean-square”,物理学、电工学中定名为“方均根”,而在数学学科中定名为“均方根”。此外,一些名词在汉语定名时,虽然指的是同一概念,但文字也存在着不同。例如《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第2期中宫建平先生提到,对同一生物组织结构,《生理学名词》中定名为“髓袢”,而《组织学名词》中定名为“髓襻”,按《现代汉语词典》,“袢”同“襻”,所以两个学科应协商选用其中一个名词为好。还有物理学名词“黏度”,与化学工程中的“粘度”*,也是同属一个概念的名词而用字不同。这样就容易形成科技书刊中用字的差异和不规范及在派生学科中接着出现混乱。所以最好在规范名词时也考虑一些交叉学科中名词的规范和协调或者有一个对应表,以便及时纠正定名中的不协调和不规范的现象。当然,如果提倡大家在专业名词使用中都使用英语汉语双语制,那么对这一类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依据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总署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1998年4月语文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全国科技名词委于1999年底以后公布的规范名词已将粘(读nián时)改用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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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要探讨了字母词的定义和归属两个问题。通过比较和分析认为字母词应为书面形式上有外文字母参与构成,能在口语中使用,语音形式整体或部分来自外语并有完整词义的外来词。并统计了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对词典中的字母词作了形式和语义来源的分类和统计。将字母词分为三类：借入式、缩略式和替代式,通过统计,进一步确定了字母词系外来词的归属问题。在如何看待字母词问题上,语言学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字母词定义、归属这两个方面。一 字母词的定义指称这一类外来词形式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外文字母词(如英文字母词、西文字母词、拉丁字母词、借形词),另一种是字母词(包括汉语拼音)。对字母词的定义,不同的语言学者有着各异的说法。如有人认为：“所谓字母词,包括纯外文字母词如(WTO、VCD)和汉外组合词(如卡拉OK、A股),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缩略词语,但也有少量是经过缩略的,用以表示中国事物的字母词,如GB(国标)、CCTV(中央电视台)、HSK(汉语水平考试)、RMB(人民币)、CBA(中国篮球联赛)等。”[1]这一类学者的观点是,汉语中凡由字母构成或字母参与构成的词都称作字母词(这里的字母指所有的字母,如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及汉语拼音字母),按此定义字母词不单是外来语。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来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示的词,前者如B超、卡拉OK,后者如CD、UFO,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语。[2]持这一观点的还有罗聿言,他认为字母词是指现代汉语中除日文之外的外语词,按其原来形状借入,用以指称外来事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严格区分外文字母词和汉语字母词,持有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胡明扬。他认为只有GB、HSK才是汉语字母词,包含外文字母的词应称为“外文字母词”或“西文字母词”,而外文缩略语根本不是词,只能是原装外文缩略语。[3]由上看到,不同的语言学者对字母词的定义不同,不仅如此,就是同一学者对“字母词”的定义也有所变化。如刘涌泉在《字母词词典》中提出的字母词定义：由汉语拼音字母、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以及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统称为“字母词”。在这之后,刘涌泉又提出“应称谓这类词为汉语字母词或中文字母词更好些。”[4]以上对字母词的定义可归纳为两种观点,它们的分歧在于完全由汉语拼音简写和汉语拼音简写加汉字构成的是否是字母词。由于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查找了刘涌泉编的《字母词词典》,找到汉语拼音简写的“字母词”如AH(Anhui,安徽)、BJ(Beijing,北京)、CQ(Chongqing,重庆)、DB(Di Biao地方标准的代号)、TP(Tezhong you zi pian,特种邮资片)、ZL(Zhuan Li,专利)、ZRG(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共57个此类词汇,占全书收入词汇总数的2.5%,可见汉语拼音词数目较少。汉语词的语义指向狭窄,在57个词当中,地名的拼音缩写词有31个,占整个汉语拼音词的54%,特殊代号字12个,占21%,专有名词14个,占25%。这些词几乎都不在口语中使用,其语义也都是汉语自产的,不是借用的外来语。它们只在书面或屏幕上伴有特定的条件出现,出现后又能让人一目了然,因此不被列入字母词之列。基于以上理由,字母词应该指凡由外文字母构成或外文字母参与构成的词。但这样定义也有人提出异议。那就是计量单位、元素符号、分子式这些由外文字母构成的书写符号是否是字母词。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书写符号不属于字母词之列。原因是：“作为语言中的一个词,它必须是个音义结合体,也就是说,它不仅要有意义,还必须有它自己的读音形式。”它们在口语中不被使用,只是特殊的符号而已。有的学者从读音角度给字母词下了一个定义：“字母词应该指那些按照字母本音(一组字母,若其中有元音,可以连读,如basic,fortran等)或按《汉语拼音方案》来读,否则,它们仅仅是符号罢了。”这种定义方式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突破了以上诸语言学者只从书写形式上对字母词进行定义的局限。但是,这种定义方法让人难以掌握,遇到具体的情况难以判断。字母词是传统汉语书写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另类,定义字母词就应该从文字和词汇两个角度加以定义,也就是,在给字母词定义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书写形式,还要考虑语音和词义来源等因素。笔者认为,字母词应指书面形式上有外文字母参与构成的,能在口语中使用的,语音形式整体或部分来自外语的并有完整词义的外来词。如：USB、IT、OPEC、MBA、WTO、B股、IP电话等。二 字母词的归属为了进一步说明字母词的归属,笔者统计了刘涌泉编的《字母词词典》,对词典中的字母词作了形式和语义来源的分类和统计。笔者从来源上将字母词分为借入式、缩略式和替代式三大类。所谓的借入式是指起初是外族语社会使用的语言单位,后来随着语言社会之间的频繁接触而逐渐被借到汉语社会中,是照抄过来的,这种情况称为借入式。从形式上看,即直接借用外文原词形,如：VCD、IT、OPEC等。所谓的缩略式是指由汉语社会中的人们自己创造形成的,如汉语社会中固有的一些词语出于国际交流的需要而被翻译成了英文,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相应的字母简缩形式。这些英文缩略形式不久以后又反过来运用于汉语社会的不同场合,汇入了字母词的队列,如：CCTV、CBA、CBD、CEPA(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CC(也叫3C,中国强制认证)等。所谓的替代式是指用英文字母替代汉语词语的部分或全部,如：卡拉OK、e化、IP电话、AA制等。经统计,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共收有“字母词”2019个,属于借入式字母词的有1781个,占总数的88.21%。属于缩略式和替代式的共有164个,占总数的8.12%。其余74个,占总数的3.67%。由以上的数字可看出,借入式的字母词占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类词的归属,也就是借入式字母词算不算汉语词这个问题,现在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看法。持肯定观点的代表学者周一民曾提到：“在今天的语言生活中,英语字母和英语字母缩写词随处可见,……英语字母已进入了汉语,成为现代汉语交际中不可缺少的词汇部分。”[5]“字母词也是汉语词语,当一个字母词的读音是汉语语音系统中的音,其意义又能为我们理解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是汉语词语。这时的字母词和用汉字表示的音译词语在执行交际功能时没有什么不同。”[6]持否定观点的如武夫在谈到字母词时疾呼：“救救汉语！”[7]李国文写到：“汉语是世界上强有力的语种之一。在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过程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对应上的困难。……汉语成了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随意驰骋的天下,长此以往,汉字不将成为一种大杂烩的文字了吗？”[8]在字母词归属的问题上,有很多作者都从字母词的读音上对字母词进行了归属。有人认为汉语中的字母词读音都已经过汉语语音系统的改造,而与原来的外语读音不同了,所以字母词应该属于汉语词汇。也有人认为借入式的非缩略语部分即原型单词借入部分不属于汉语词汇。笔者认为,现在语言学界讨论字母词的情况与20世纪上半叶谈论外来词的情况相似,当时讨论外来词的问题主要也是关于定义、归属等问题,具体内容在这里不再赘述了。究竟字母词该如何归属呢？从字母词的构成来看,它或是借用外文字母或是借用外语词的字形。从字母词所代表的词义上看,它或是借用外文词义或是借用外文字母的形象义、序列义或字母所代表的词汇义。从语音上看,它直接借用外文词汇的发音,或是借用外文字母的字母音。无论是结构、词义、语音,外文字母词都是全部或部分借用了外族语言成分,可以说字母词是借来的,是借用外族语言成分生成的。指称这类词比较接近于赵元任先生在1967年使用的“借语”这个术语。赵先生所说的“借语”除了“包括loan words(指采用直接引用、音译或仿译等手段,从另一种语言或方言引用的词)的范围外,还企图用来包括从音位、语素、词到短语和外来用法或语法结构,所借之形大大小小、不一而足。”[9]这一说法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认真的响应,但赵元任先生的见解预见到了汉语借用外来语形式的多样化趋势。语言学界公认的“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10]。笔者认为字母词应属外来词,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外来词”。这里所谈的字母词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还将经受考验,如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就会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外来词”行列,扎根于汉语词汇系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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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技名词的确定,涉及对历史和现实使用情况的分析以及对学科发展趋势的前瞻,有关“空间”一词的讨论也是如此。现就此谈点个人看法,内容仅限于该词在基础研究中的使用问题。的确,“空间”作为对远离地球环境的泛指,它不是唯一的一个词,宇宙、乾坤、天等等都有相同的含义,而后者的使用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但另一方面,“空间”一词在特殊限定的情况下又具有专指的含义,这种含义由于历史的原因,似乎没有必要用一个新名词来代替,例如“日地空间”,“地球外层空间”,“星际空间”等,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在这种专指的意义下,研究这些特定区域的学科也冠以“空间”二字,如空间物理、空间化学等。在这些特定区域内发生的不同于地面的现象,以及从这些区域对地球和其他天体进行的研究也常加上“空间”,如空间天文学,空间生命科学,空间微重力科学,空间遥感等。就上述例子而言,这些词似乎也已经约定俗成,专业同行决不会发生误解。但对不同领域的人,以空间作为修饰词的组合名词可能产生某些歧义,这也许是问题讨论的焦点,例如,“空间科学”可能被认为是讨论某种数学抽象的(点、线、面、空间)科学,甚至联想到与建筑空间结构有关的科学,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首先,一词多义是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外语也是如此。“空间”来自英语space,所有上述歧义在英语中同样存在,如要换一个新词,其原则应当是,或者新词的歧义少,或者原有的歧义存在严重误解的可能,而且,新词尽可能不要太冷僻。其次,同一术语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内涵也是难以避免的,要想在不同学科中对相同的词都加以特殊的限定会使术语变得非常累赘,因此除特定场合外,一般不加限定并无大碍,例如“容量”,不同领域的人很自然的会有各自正确的理解,不必在任何场合下都要严格地用“水库容量”,“电机容量”,“交换机容量”,反而增加麻烦。另外,空间一词已在许多场合下被广泛使用了多年,形成了大量的组合名词,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在任何场合下都用一个统一的新词来代替,少量的组合词经过同行讨论适当代换是可以的,如空间物理、空间天气、空间碎片改为太空物理等,优点是歧义较少,非专业人员也许更易理解,但也仅此而已,倒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文献检索问题,一个曾经大量使用过的名词,在某个时刻换成了另一个词,将会给通过关键词或主题词开展文献检索及统计工作带来新的困难。总的说,“空间”一词存在多义、不严格等缺点,但并没有严重的问题,多年来已经通用了,现在做一个统一的变动似乎既不可能,必要性也不大,个别组合词的重新命名可以考虑,但需要十分慎重,比较多方面的利弊后再做决定。* 肖佐教授是地球物理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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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熟悉的“E mail”(电子邮件 )一词今后将从法国官方文件中消失。为维护法语的纯洁 ,防止英语单词入侵 ,法国政府日前对“E mail”一词下达了禁令 ,转而使用“courriel”表达“电子邮件”。据美联社报道 ,根据法国文化部发布的禁令 ,政府各部、官方文件、出版物或网站都不得使用“E mail”一词。文化部下属“术语和新词最高委员会”称 ,现在法国的网上冲浪者大多使用“courrierelectronique”一词表示电子邮件 ,两词缩写为“courriel” ,这个词常常在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省使用。该委员会说 :“‘courrierelectronique’一词具有唤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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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学东渐兴起之前中国的典籍中是否已出现了“科学”这一术语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汉语大词典》“科学”词条中的,以及个别学者著文指出的有关南宋陈亮已在文章中使用过“科单”一词之说并不可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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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论述了汉语科技术语规范和统一的意义和特点,综述了该项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阐述了汉语术语的命名原则、协调原则和目前的工作重点。一、汉语科技术语规范和统一的意义和特点1.意义科技术语作为科技发展和交流的载体,一直与科学技术同步产生和变化。科技术语反映着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审定和统一科技术语,实现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发展是一项配套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可以说是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规范化的支撑条件,现代科技的协调发展将遇到极大困难。就像在天文学中,假如没有统一的关于各类天体的命名,现在人们可能仍然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只能看到无序的混乱,很难找到科学的规律。如是,天文学就很难发展。其他学科也是这样。在我国,科技术语的统一工作主要是对汉语的科技术语进行规范化。汉语是世界上各民族语言文字当中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之一。它不仅是我国的官方语言,也是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之一。它所构成的文化宝藏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现在世界上使用汉字汉语的人口约为14亿之众,占世界总人口的26%,形成了广阔的汉语文化圈[1]。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汉语科技术语的使用会越来越广泛,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因而,做好汉语科技名词的统一工作不仅是我国的需要,也是对亚洲和世界的重要贡献。2.特点我国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字,在术语规范化工作中,既要注意同国际上的术语工作相衔接,又要使之符合自己的语言文字特点和科技状况。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可供表意的词汇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加之我国已逐渐建立起完整的科技体系,西方有很多很偏僻的学术领域在我国都能找到同行、知音。因此,汉语及汉语科技术语完全能够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不管学术内容多么抽象和深奥,都能在汉语文化宝库里找到贴切的名词与之对应[2—3]。作为表达科学概念的符号,科技名词应力求简明、易懂,且包含尽可能多的科技信息,而汉语恰恰在这方面见长[4]。汉语文字绝大多数是形声文字,在表形、表音、表意、简短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越性。在汉语的基本名词中双音词占重要比例,而其每一个音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词。因此双音词就包含了两个单词的信息。比如“激光”一词就含有“光”和“受激”两个关键性科学信息。再比如,“自转”“行星”等名词,都显示出了汉字的表形、表意、指事、会意的特点。这样的长处在现代科技名词的编辑、分类以及规范化等方面都是很有利的。但在另一方面,汉字用作科技名词也有其所短。尤其表现在表音和表形方面难以与国际上的科技名词接轨。在印欧语系各国之间,因所有字符相同或相通,在引进科技名词时采用字符转写的方式就可以了[3]。但在我国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无法转写。其音和形无法与国际接轨。即使按音定名,也很难推广,主要原因是汉语为形声表意文字,人们已习惯于它的望文生义、顾名思义等特点。一旦采用音译,人们就容易产生误解,难以正确地顾名思义。因此,在我国进行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只能是依靠和发挥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按照科技的概念和内涵,创造和规范出符合科技规律和汉语文字结构特点的科技名词。这就是汉语科技名词的独特性。二、汉语科技术语统一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因而其名词术语的出现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久远的。然而在我国的历史上真正成立专门的机构从事科技名词的审定却始于清朝末年——1909年(宣统元年)[5]。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编订馆。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江苏教育会之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学和化学名词;中华医药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名词;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1928年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截止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名词(草案)14部。这是我国的专家学者们在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史上掀起的第一次小高潮。1932年成立了国立编译馆,在当时的教育部主持下,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的名词术语的审定。截止1949年底,相继审定并编订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以及生物科学等科学技术各学科名词草案50—60种[5]。这是我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的第二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国立编译馆审查编订的各类名词术语草案,并于1950年4月6日批准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组。截止60年代,审定、公布、出版了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5],深受学术界欢迎,对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国内外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和促进作用。这是我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的第三次高潮。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60年代中期中断了名词的审定工作,直到80年代中期才得以恢复。这期间,世界科技飞速发展,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上的差距被拉大。“文革”后,我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抓紧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这就对统一科技名词提出了迫切要求。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正式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已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它标志着我国科技名词的统一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预示着我国科技名词工作的第四次高潮的到来。全国名词委自成立以来按学科共组建了52个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有1700多位高水平的科学家参加名词审定工作,还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加书面审查和座谈、讨论等。十多年间形成的科技名词工作队伍规模之大、水平层次之高前所未有。目前全国名词委已公布出版了包括理、工、农、医各学科领域共计40多个学科的名词。其中有的学科加了定义。这些学科名词的公布,消除了一批混乱的名词。对我国科研、教学和学术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全国名词委近来还开展了新词的定名工作和海峡两岸的名词对照统一工作。三、全国名词委名词审定工作的方针政策及规划全国名词委在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中采取了全面规划,依靠专家,统一协调,科学审定,正式发布的工作方针[6],按科技体系分学科进行名词审定。在学科安排上,遵循先基础后应用、先单科后综合、先主科后副科等原则。在内容上除名词术语外,还包括命名原则及符号等[7]。同时,在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中努力贯彻我国政府提出的“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密切结合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在系统地开展基础学科名词审定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开展工程技术方面的名词审定。全面规划中将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工作分两步走,或者说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只审定公布各学科的基本词,对有争议、易混淆的名词及新名词加定义或注释。交叉学科的名词则普遍加定义。第二批名词审定是在第一批审定的术语公布以后5年左右进行修订、补充和加定义或注释[7]。对于随着科技迅猛发展而产生的新名词,将采取灵活机动的组织形式、审定形式和公布试用形式,使其尽快地占领社会,起到导向作用。试用一段时间后根据反馈意见再正式审定公布。在海峡两岸名词工作方面,采取“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以及“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的原则开展工作[8]。这一原则也适合于香港和澳门。全国名词委十分重视国内外学术交流,积极参加有关科技术语的活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各术语学派的理论及术语工作经验,提高名词工作水平,逐步使我国科技名词同国际接轨。四、汉语科技术语的审定原则科技名词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技概念的一种形式与意义结合的约定性语言符号[7,9]。遵照术语学理论,根据汉语汉字的特点,结合我国科技名词定名工作的实践经验,全国名词委制定了汉语科技名词定名的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指导着并十分适用于我国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这些原则主要包括：1.单义性科技名词应是单一的、专用的。从理论上讲,一个名词应只对应一个概念,即“一词一义”。并且一个概念也只应有一个名词,即一义一词。对于“一义多词”的名词应统一为一个名词,特殊情况时可保留一个同义词。如ergonomics一词涉及十几个学科,汉语称谓十分混乱,在15部字典中就有“人机工效学”“人类工程学”“人体工程学”“尔刚学”“工效学”等21个不同的叫法。经组织专家按概念进行研讨,最后定名为“工效学”,并给予了严格的定义。对于“一词多义”的外文词,应按其不同的涵义分别定汉文名。比如plasma,在物理学中将其定名为“等离子体”,但在医学中应将其定名为“血浆”。2.科学性即定名时应按科学概念的内涵来定出规范的名词,使其“名符其义”,准确地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征。比如myocardial infarction一词,以前一直叫做“心肌梗塞”,但从科学概念上讲,肌肉是可以坏死而不能阻塞的,血管则是可以阻塞的,因此应定名为“心肌梗死”。3.系统性科技名词在其相关学科或领域中不是孤立的、随机的,而是有层次、成系统的,是合乎分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名词的系统性包括学科概念体系、逻辑相关性和构词能力等。在审定名词时,要充分考虑名词的概念体系,包括上位与下位(属与种)概念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部分与部分关系,以及时间、空间和因果联系的关系。比如地理学名词中的地理圈、景观圈、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等,就系统而形象地反应出了地球构造整体中各层次的物质和状态。4.简明性名词简单明了,易懂、易记、易写,便于使用,这是命名的基本要求和原则之一。例如医学名词coronary heart disease一词,如直接按意定名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显得太长,现在定名为“冠心病”,简明而符其义,效果很好。有的英文词和对应的汉语都很长,这时可根据选取英文字首缩合词,然后按音汉译,或者取一部分英文缩合词和一部分汉语组合而成。如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的汉语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中文都太长,如选其英文字首缩合词“AIDS”,按音定名为“艾滋病”,就比较好。5.习惯性(即约定俗成)有些名词的定名虽不尽合理,不太名符其义,但已使用很久且应用范围很广,人们都已习惯,则宜继续使用,不要轻易改动。否则会造成新的混乱而不利于名词的统一 。如mechanical motion并非指简单的机械运动,天体运动也是重要的方面,一些专家建议改称“力学运动”,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一混乱源于外语,国内外沿用已久,不宜再改动,现仍定名为“机械运动”。6.民族性即在给术语定名时要尽量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如天文学中已定名的“金星”“木星”等,就特别具有中国特色,而不采用外来术语“爱神(Venus)”和“大力神(Jupiter)”。还有反映二十四节气的定名和一大批有关中医针灸的定名,都具有中国特色。7.国际性即术语定名时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以利于国际交流。如我国大气科学中曾有“热带气旋(tropical depression)”“热带风暴(tropical storm)”“台风(typhoon)”和“强台风(violent typhoon)”四个词,但国际上无“强台风”这个词,而用“强热带风暴(severe tropical storm)”。考虑到与国际接轨,我国取消了“强台风”一词,而增加了“强热带风暴”一词,并修改了定义[10]。8.学术性在定名时应避免采用普通生活用词,注意名词的学术性。如石油工程中的wild cat well 和watchdog,曾分别称为“野猫井”和“看门狗”。石油工程中显然不会有猫,也不会有狗。现根据其涵义分别定名为“预探井”和“把关定时器”。五、科技术语定名的协调原则对科技名词进行定名是为了使之统一和规范,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学科内和学科间的名词协调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必须制定相应的协调原则。以下各原则是在多年的名词统一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1.习惯性(约定俗成)服从科学性在科技名词审定的实践中,习惯性(即约定俗成)与科学性有时是对立的、矛盾的。在这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一般来说,习惯性要服从科学性。名词 要规范化,就要尽量向科学性靠拢。如地学中的lagoon过去一直称为“泻湖”,实际上是“潟湖”的误写和误称。根据lagoon的定义和“潟”与“泻”的涵义,现在选定了“潟湖”,废除了“泻湖”,服从了科学性。2.副科靠拢主科,主科尊重副科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或领域中名称不一致时,应进行协调。协调时副科应向主科的定名靠拢,主科定名时也要考虑到副科的名词使用情况。如probability一词,物理学等学科一直定名为“几率”或“或然率”,现在都服从其主学科数学的定名,称为“概率”。3.分别定名,共存并列有的术语在不同学科中确实不宜统一或难以协商统一为一个词,可分别定名,暂时并存。如vector一词,物理学中定为“矢量”,数学中定为“向量”,又称“矢量”。electric potential在物理学等学科中定名为“电势”,而电子学等学科中则定名为“电位”。4.涉及外国科学家人名的科技术语,其人名音译名应按照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尊重规范等原则来进行审定和协调[11]其中主要是名从主人,即以本人的国家民族语言和习惯为准。对于科学界通行很久、人所共知的著名科学家,即使音译不准确或用字不妥当,也不宜更改。对于新出现的科学家人名定名则要求尽量规范化。六、目前的工作重点迄今全国名词委已完成了基础科学各学科的第一批名词审定工作,应用技术学科的名词工作也完成近半。因此可以说我国在名词术语工作上基本上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科技名词体系。尽管如此,我国的科技名词统一工作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任务。1.继续做好各学科名词审定工作尚未完成第一批名词审定的学科需抓紧审定和公布;有些学科需尽快进行第二批审定,即对第一批公布的名词进行修订、补充和加注定义。2.大量科技新词亟待定名和规范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与之同步产生的科技术语层出不穷,其产生和传播速度之快、渠道之多、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如果术语工作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常规的审定模式上,不抓紧新词的定名和规范的话,很快就会造成社会上使用名词极为混乱的现象,使得人们,特别是新闻媒介无所适从。新词定名工作的特点是要快,否则就会形成约定俗成,再改就难。但新词定名也要保证质量,应有很高的准确率。因此,新词规范化工作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保证新词概念准确的基础上尽快命名,并向社会发布试用。第二步是在试用一段时间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上的反馈意见进行修订,然后正式公布。鉴此,全国名词委在新词定名工作中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组织形式、审定形式和公布试用形式。另外还采用了点面结合的方法,将当前发展最迅速、新词最多且最混乱的学科信息科学技术和生命科学列为重点,加大投入,以期尽快减少这些学科新词使用的混乱现象。其他学科也作了普遍发动,新词定名工作正在逐渐开展。3.两岸科技名词亟待对照统一海峡两岸分隔近50年,这期间正是现代科学技术大发展时期,因此科技名词尤其是新兴学科的名词,两岸存在着严重的不统一。如计算机科学,两岸就有80%左右不一致[12]。相对情况较好的基础学科,如物理学,也有大约20%的不一致。同文同种却一国两词、一物多名,这种状况影响着两岸科技、经贸、文教方面的交流。1995年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把探讨大陆与台湾科技名词统一的工作列入了共同协议之中,此举顺应两岸民意,尤其反映了科技界人士的愿望。全国名词委始终把两岸科技名词的交流与统一工作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性任务,克服重重困难,利用各种渠道和机会,促进和开展这项工作。近几年,全国名词委已由间接地通过各个学会和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的专家与台湾同行进行交往变为直接来往和接触,并与台湾负责两岸科技名词统一工作的台湾“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有许多学科双方已在开展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全国名词委本着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基础后应用的原则来开展工作。对于那些与“三通”有关的学科,如大气、航海、信息科技等,要先行开展;对那些发展迅速、新词不断产生、社会上使用混乱的学科也要加紧开展,如计算机科学技术。两岸名词工作,宜采用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即老词暂以对照为主,逐步达到统一。而新词,两岸可在一开始就一起研讨,共同定名,取得一致。4.名词推广应用工作需大力加强如何使全国名词委众多专家的多年劳动成果即审定公布的名词得以推广使用,成为全国各有关单位、行业、部门和公民自觉遵守的规范,是个重要而急需加强的工作。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繁荣和活跃名词工作势在必行。各新闻媒体和书刊出版单位是推广规范科技名词的重要力量。新闻媒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知道某件事情或某一个词。比如“克隆”这个名词,全国名词委1989年就公布在名词书上了,但一般百姓极少知道。而“克隆羊”一出现,几天功夫克隆一词就被新闻媒介炒得家喻户晓。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新闻媒体和书刊出版单位都给予了全国名词委很大的支持。现在要使社会各界了解、重视和支持名词统一工作,自觉使用规范名词,仍然要靠新闻出版界的支持。5.术语学理论有待提高在名词术语统一和规范化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一些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术语学理论也有待提高。术语学带有明显的边缘性学科的色彩,其研究领域不仅与语言学紧密相关,而且还同逻辑学、分类学、本体论、信息科学密切相关。此外,术语学还要研究各学科的术语问题,所以它又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发生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术语学可以说是一门几乎涉及人类知识各个方面的独特的学科。虽然其理论和方法有待逐渐完善,但其涵盖面如此之广,以至几乎所有学科的专家都有必要对其予以关注,这正体现了术语学在人类现代知识总体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因而,完全有必要大力开展术语学的研究,提高科技名词统一与规范化工作的水平,逐步使中国科技名词术语同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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