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命名发展探究

新冠病毒疾病自发现以来,其术语名称不断发展完善,最终汉语名称确定为“2019冠状病毒病”,简称“新冠”,英语名称确定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简称COVID-19。文章通过阐述英语、汉语新冠疾病术语的命名发展过程,梳理出新疾病名称的命名大致经历范畴化、信息回避与综合三个发展阶段,这种动态的命名机制对新传染性疾病命名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意义。     

谈术语及术语系统之系统性

系统性是最重要的术语理论问题之一。俄罗斯术语学派把概念结构及相应的语言结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术语系统的系统性,使术语获得理据性,并通过术语的语言形式展现术语所命名概念的特征以及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众所周知,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奥地利术语学派重视概念研究,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术语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观点相同。但俄派把概念和术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研究概念的同时,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术语,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一、 系统性 (системность) 是术语最重要的属性俄罗斯术语学家通常把“术语”界定为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词或词组。从来源看,术语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词或词组;从功能上看,术语称谓、表示概念,而且是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如术语масса(质量)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中表示不同概念,具有不同内涵,是两个同音异义术语,而不是多义术语。许多研究术语问题的教材、专著把系统性看作“术语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术语只有作为术语系统的成分才能得以存在……”^[1]。甚至有人指出：“单独存在的术语是虚构的,它只能存在于术语系统之中,即和与之具有一定关系的其他术语共存”^[2],而“术语系统”(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а)是准确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术语的总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术语所要表示的是某一知识、活动领域中服务于某一确定理论的概念。我们知道,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若干种理论,相应地也就有若干个概念系统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着若干个术语系统。脱离开术语系统去审定、统一和创造术语就会无的放矢。正因如此,俄罗斯的许多术语学家认为术语工作的首要原则之一是：“不应单独地脱离开术语所属的术语系统来评价、统一术语……系统性是术语不可分割的属性。所有术语毫无例外地具有系统性特点^[3]。” 坚持这一原则,有助于解决术语词汇中诸如多义、同音异义现象等语义问题。通常情况下,同一语言形式在同一学科、同一术语系统中表示不同概念时,为多义术语,如范畴多义术语：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分类 — 分类结果);同一语言形式表示不同学科的概念时,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同音异义术语：речь (言语<语言学> ;舌,舌头<解剖学>);但同一语言形式表示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理论中的概念时,则为学科领域内部、跨系统的同音异义术语,如上面提到的物理学术语“质量”。二、 完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前提术语系统之系统性(системность 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ы)是说把术语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系统性特征。1.俄罗斯术语学派的观点俄术语学派对“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把术语之间存在的形态、构词和词汇－语义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当作术语系统自身的系统性特征,忽略概念和相应的概念系统^[4]。第二种观点由俄罗斯术语理论创始人之一Д.С.洛特提出。他认为,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作为构筑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结果应当在发展中研究概念并且具有预见性;②从分类示意图出发划分出的术语应当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③只有在前两个步骤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词和词的组成部分构成术语。被选中的词,一方面应当尽可能直观地反映所表示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共性,另一方面又要体现该概念的自身特点,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同一序列的术语应具有相同类型的结构^[5]。” 从上述三个条件可以看出,概念的分类结果是创建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动态地研究概念并具有预见性,能否根据分类结果划分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必备前提。概念分类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合适的语言手段来表示概念。而且,术语应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且尽可能直观地通过术语的形式反映概念之间的联系。很显然,在洛特看来,要实现术语系统的系统性,必须有合理、完善的概念系统和相应的语言形式系统,建立完善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先决条件。可见,俄罗斯术语学派强调概念、概念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对术语、术语系统的决定作用。2.奥地利术语学派的观点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西欧术语传统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受制于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和本体论关系^[6]。根据维斯特的理论,最为典型的逻辑关系是纵向的属种关系。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构成延伸链。如：发动机—燃气发动机—汽油发动机。此外,逻辑关系还包括逻辑交叉关系(教授—作家)、横向的逻辑协调关系(燃气发动机—电力发动机—风力发动机)和对角逻辑关系(动物名词—抽象集合名词)。最重要的本体论关系是整体—部分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在很多方面与属种关系类似,也可以构成纵向的属种和种属关系、整体与部分的交叉关系、“横向的”的协调关系和“对角”关系。本体论关系还包括时、空上的相邻关系及“因—果”、“材料—产品”、“工具—功能”等类型关系。显然,本体论关系类型系统具有开放性。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划分为上下层级关系和非上下层级关系。层级关系中包含纵向属种、种属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这些关系使概念具有层级性。其他关系(无论是逻辑关系,还是本体论关系)都不是层级关系,无法使概念具有层级性。西欧术语理论认为概念可以不依赖其语言表达形式而存在。如H.费尔伯不止一次指出：“概念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如果语言学中词的内容与其形式被看作一个单位,那么术语学中概念与其表现形式(术语、符号、缩写形式)可以彼此相互分开”^[7]。T.Л.坎黛拉基和Г.Г.萨姆布罗娃发表于1969年的《已整理的术语系统之意义系统的模式问题》一文中就曾提出过类似思想：“……整理过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1) 阐明日后用于构建术语系统的概念系统;2) 制定术语系统。这一过程中,整理之后的术语系统的质量完完全全地取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质量,即概念系统的质量^[8]。” 显然,这里所考虑的只是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而没有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在她们看来,只要概念系统制定得正确合理,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以及术语系统就应该是正确合理的。实际上,这里把术语系统看成了对概念系统的完全重复、等同,但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不存在等同关系,比如概念系统中包括单独概念,而单独概念是用另一种专业词汇单位-名称表示的^[9]。另外,一个概念可以有若干个术语与之对应(同义术语),同一个语言符号(术语)因用于广义、狭义而对应不同概念(多义术语)或者表示不同学科的不同概念、同一学科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概念(同音异义术语),因此,一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的总和不等于服务于该理论的术语的总和,二者之间不是复现关系。建立完善合理的术语系统只是术语系统获得科学性、系统性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惟一条件。三、建立完善的语言结构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如隆多所说,术语是由能指(即名称^①——术语的外部语言形式)和所指(即概念)组成的语言符号^[10],那么术语系统就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开语言(符号)单位而存在。传统上通常用“系统”表示概念(内容)层面各单位、语言(表达)层面各单位以及这两个层面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的所谓“概念系统”并不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因此,有人称之为“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或“术语系统的逻辑－概念结构”,而不是“系统”。与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相对应,术语系统各单位(其中包括术语系统特有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语言对应关系的总和称为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这样,“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就是术语系统所表示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术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范性质,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分析、描写概念结构,还必须考虑到概念的语言表达方式,因为规范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挑选最优化的语言单位来表示、称谓概念。因此,洛特学派在统一、规范术语时,把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放在一起来研究术语系统之系统性^[5]。可以说,术语系统的系统性程度如何取决于两点：1)术语系统所表示的逻辑－概念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2)与概念结构对应的语言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这两个条件对实现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系统性而言同等重要,缺一不可。1.理据性是联系术语的意义及其形式的纽带俄罗斯术语学派认为：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术语的理据性占第一位且具有双重作用。这是因为“理据性是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连接环节”^[1]。一方面,理据性通过语言手段揭示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字面意义)之间联系的合理化程度,而这对评价术语的性质而言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只有以整个术语系统为背景才能得以正确评判。从整体上理解术语系统的理据性对分析、统一术语非常重要,而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理据程度与术语系统性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洛特在创立俄术语理论之初并没有使用“理据”、“理据性”这样的术语,但他非常重视术语的理据性问题。比如,洛特认为：“术语元素^②应直接反映的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来自于以分类示意图为基础给概念所下的定义。构筑术语的艺术在于要尽可能直观地、同时又相当简明(紧凑)地反映这些充要特征”^[5]。洛特的这段话中包含着3层意思：1)为概念下定义的基础是概念的分类结果;2) 在概念的定义中给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3)术语要直观、简明地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可见,洛特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同时又把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因此,有人认为较之奥地利学派,俄派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向前迈出一步,追求术语系统的完美性。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只有极少数理想化的完美术语才能在其语言形式中表达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许多术语的语言形式中只包含概念的某一区分特征,有些术语的表达层面对认识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没有帮助,而有些甚至有误导倾向。洛特根据术语的真正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是否相符,区分出三种类型术语：“正确定位术语”,即具有正确理据的术语;“中性术语”,即没有理据或理据无法判断的术语;“错误定位术语”,即具有错误理据、其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相矛盾的术语。2.术语的理据程度取决于术语的构成方式任何一个发达的俄语术语系统中,无理据术语只占少数,而且多为外来音译术语。绝大部分术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据性。根据有理据术语的构成方式,可以划分出：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поле(电场、磁场、力场<物理学>,采区<矿物>,字段<计算机>,域<数学>—场地、田野);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золочение(镀金<冶金>);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如：релаксация напряжений (应力松弛<物理学>);4)综合上述两种或三种方式构成的术语：роза ветра(风向图<气向学>),позвоночный столб(脊柱<解剖学>)等。(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术语的语义构成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1)隐喻型,如：колено(膝、膝盖—弯管、曲柄<技术>)(外形相似);2)借代型,如：добыча(开采—开采量)(过程—过程结果),лицо(脸—人、人员)(人体部位—担任某一职务、职位的人);3)缩小语义型,如：стрижка(剪,剪短—剪毛<技术>)。通过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在意义上与其生产词(源词)保持着一定联系。发生隐喻引申时,术语与其源词表示的概念只有一个或几个特征相似,其余的区分特征各不相同,而相似特征正是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发生借代引申时,情况与隐喻引申相同,只不过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是一个或几个相近、相邻的特征。通过缩小语义构成术语时,专业概念和通用概念的所有主要区分特征均相同,但专业概念还具有某些通用概念不具备的其他主要特征。从理据程度来看,通过缩小语义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源词相比,术语概念的外延缩小,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具备日常词所表示的概念的所有特征之外,术语表示的概念又从学科、理论体系的概念结构中获得其他专门特征。而以隐喻和借代方式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较弱,因为术语与源词在意义上的联系弱。(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Т.Л.坎黛拉基曾以形态方式构成的技术过程称谓为材料,描写、分析了术语和术语意义之间具有规律性的语言关系,提出术语的必备属理据性和补充理据性,前者与最邻近属概念相符,后者与种差相符。谈到最邻近属概念的作用时,她认为,表示最邻近属概念的词和未来要构成的术语必须在词类和某些词汇—语法类别上一致。而通过种差分析理据性时,坎氏划分出直接理据性和间接理据性。前者指：术语的词干与该术语定义中表示种差的词具有直接联系,如：术语жирование(涂油、滑润)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жир(脂肪、油脂),术语известкование(加石灰、涂石灰)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известь(石灰)等等。间接理据性则是指：术语的词干不直接、而是通过其他词类的同根词与种差特征联系^[11]。坎黛拉基的分析表明,术语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总是具有任意性的。术语与其意义的有规律的联系体现在术语的理据性中,即术语的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的对应关系中。(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一些研究术语语义问题的论著,通过比较术语的内部形式和概念内涵的对应关系来考察术语的理据程度。如果提供理据的术语元素,其语义投入越充分、准确,术语所获得的理据性也就越强。但这不等于说,如果术语元素的语义全部进入术语的语义,术语就会获得最大理据性。因为最大理据性的实现取决于诸如术语的句法结构、术语的语词长度、术语的范畴语义等等因素。术语的内在形式和术语意义要相符、术语理据要高度准确,这不仅是对术语提出的理想化要求,有时也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相当硬性的规定。比如,当词组—术语中的术语元素自身是术语,且与词组—术语同属一个概念系统时,术语元素的语义应当完全进入词组—术语的语义中,如：излучение(辐射),поток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плотность потока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的密度)。把术语元素的语义直接加入到整个术语的语义中是记录术语与其构成成分(同样为术语)之间语义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如果术语的组成部分自身也是术语,词组－术语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从术语元素中获取理据,最终以进入其组成的所有单个术语为理据。综上所述,理据性是确保术语系统获得语言系统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术语元素自身不是术语,那么使术语获得理据性是术语工作者努力的目标,但如果术语元素自身就是术语,那么词组—术语必须具有理据性,这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硬性规定。研究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还应关注术语的同义和多义现象。虽然术语的同义或多义现象对建立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没有影响,但对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而言却至关重要。甚至在概念结构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下,术语系统也可能由于同一概念具有多种变体表达形式、术语自身具有不同程度的多义性而大相径庭。四、小结统一、规范术语时,必须将术语置于其所属的系统中,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到有的放矢。对术语系统而言,系统性体现为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协调搭配程度。作为术语系统基础的概念结构复杂多样,术语系统的类型各不相同、其系统性程度也有差异。如何协调各方面因素,充分揭示术语系统的系统性本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这里的“名称”(隆多的术语)是指语言词汇单位的语音外壳,与继术语之后划分出来的又一专业词汇单位——“名称”是同音异义术语。②术语元素是受制于术语所表达的概念特征的术语表义部分。Канделаки Т Л.Об одном типе слдоваря медународных Терминолементов.НДВⅢ.Φилол.науки.1967(2):38。     

术语指称与汉译规范

摘要 对术语内涵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术语翻译有时也随之深入和趋近科学,这是术语翻译规范化必经的过程,它将同时促进译语词汇与词典的规范化。一、术语指称与内涵的发展术语是各个学科的专门用语、常用词或短语表达,与其相对应的思维单位是概念。概念的内涵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而在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人们是逐步全面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有的认识还是无穷尽的过程。事物在发展,反映事物的名称的内涵也在发展。现有术语的内涵并不代表所指对象的全部特性。如arrive起初指“靠岸”,随着交通的发展,现泛指“到达”,海陆空不限。传统的指称理论认为只有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的事物,才是这一名称的指称对象,把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当作确定指称对象必要且充分的条件,理据性不足。术语指称与内涵有三种对应：基本符合、局部符合和基本不符合。前后两种确定指称对象的准确程度较高,中间一种较低,往往需要结合语境才能确定。一般情况下,只要某一对象的大部分特性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即可大致确定它是否是这个名称的指称。某个对象的某些特性不完全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只要有部分符合,结合一定的语境仍可确定这一对象是否是这一名称的指称。二、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有助于术语翻译1.正确认识术语内涵与术语翻译用汉语现成词语译域外术语,不是简单的对应,常常需要比较原语术语与译语词语的内涵,甚至是要更多地考虑汉语词语的构词语义,毕竟是译给国内人看,这也就可能出现术语的动态对应^[1]。一面要考察原词的内涵,一面要照顾汉译的约定俗成。比如language acquisition按英语本意指“在自然交际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习得”;language learning本指“在有意识的学习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获得”,而汉语界和外语界常常混淆二者,主要原因是对原语词语的内涵不清,同时对汉语字词本身的所指不明。有了上述的区分,相关语言学术语也就明了了：“语言学习”旨在掌握语言,而语言的掌握又包括“语言习得”和“语言获得”,它们构成了整个语言学习的活动,前者突出“习”的成分,后者突出“学”的成分。仍以语言学术语为例。语素是morpheme的译名,上世纪50年代传入我国。陆志韦把它译作“词素”,用指词的组成成分,后来吕叔湘据朱德熙的建议译作“语素”,用指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朱德熙说,把它译为语素。流行的译名是词素,它有两种涵义,或指词内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如词根,词头,词尾等,或指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就前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是合适的,就后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会让人感到先有词,从词里头再分析出词素来。正如张志公说：这不仅仅是名称问题,而是关系到语言的观察和认识问题。即是从语素组成词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词分解为词素的角度来分析的问题^[2]。通过不断地观察语言,语言学界已认可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一级语言单位。2.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与术语外延的变化对于一个概念来说,最初的词不是一种简单的象征,可能是一种意象,一种图景,一种概念的心理素描,一种关于概念的简短故事^[3]。客观事物的发展和人的主观认识的深化引起术语意义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随着对人体自身的科学揭谜,逐步认识到思维的器官是大脑,但与心相关的各种语言现象照样沉积下来,不见人们更改。其他语言中也存有类似现象,译过来也没有匡正。如英语中learn by heart(熟记,能背出)、at heart(内心)、put one’s heart into sth.(全身心地做某事)、set one’s heart on/upon/sth.(决心要做某事)等。又如俄语中的сложить в своём сердце(铭记在心,牢牢记住)、читать в сердцах(猜透或识破人们的心思)、с открытым сердцем(赤诚地,一片诚心地,毫无诡计地)、сердце сердцу весть подаёт(意会神传,心心相印)等。有的术语来自普通语言,著名作家徐迟善写科学和科学家,据他讲,人类迄今所发现的地球上最小的物质单位“夸克”,得名于爱尔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4]的小说《芬乃庚醒来》中的一句：“给麦克先生三个‘夸克’。”3.对术语内涵本质属性的认识与音译改意译事物的区别性特征是其比较稳定的本质属性,变化的是其非本质属性或偶有属性。不论非本质属性变化多大,只要本质属性不变,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也不变。因此识别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对象意义重大,对其翻译的方式选择也会产生重大作用。比如对俄语платье(连衣裙)的认识,最初比较模糊,只好用音译对付：布拉吉,如果可能,还可以译作“布拉接”,前者用语素“布”能起到联想的作用,后者至少可以反映衣的裁剪(布的“拉”与“接”)。但随着中苏交往的深入和人们对这一服装的接触,就是把上衣和裙子连在一起的服装,译作“连衣裙”,是非常准确的服装术语。因为“衣”在汉语中广义上泛指衣服,狭义上多指上衣或外衣,如“衣角”“衣襟”“衣裤”“衣领”“衣袖”“衣摆”“大衣”“风衣”等。强调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的重要意义,并不否认非本质属性的作用。譬如,先民的交通工具之一是船,port是停船处,命名为“码头”。飞机发明后,需要类似港口的停机处,为了区别船码头,通过构词法,在port前加了air。port所指的停船码头的原义扩展到了飞机降落与停放处。人类的认识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认识的局限,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认识事物的全部特征或特性。在命名的过程中,追求指称上的绝对确定性是达不到的,事物本身在不断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日益深化,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也不可能绝对准确无误地根据事物的本质属性去确定它是否是某个名称的所指。因此,事物的命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宽泛性和时效性,正是这些特性为术语内涵的不断发展、丰富留下了柔性空间。三、术语翻译与词典规范上述讨论表明,术语翻译与词典密切相关,术语翻译不可完全拘泥于词典。词典往往落后于语言现实,译者要尊重词典,更应尊重语言现实。术语翻译与词典既涉及双语词典,又涉及单语词典。1.术语翻译与双语词典规范词典中的词是语言的、抽象的、规范的、全民共用。话语中的词是言语的、具体的、生动的、变化多样。言语的词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会约定俗成,进入词典,成为语言的词或词的一个义项,走向规范,进入规范。言语的词变为语言的词的一个义项,换言之,是赋予旧词新义,正反映了原有术语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这是一种反比关系,内涵越多的概念其外延越小,内涵越少的概念其外延越大。如果一个术语所指的对象扩大了,其内涵自然要缩小,即概念对事物的本质反映更宽泛、更概括、更抽象。port的义项的扩充正反映了这一过程。先看贷入俄语并扩大俄语相应术语内涵的例子。1994年出版的俄语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对порт(为port的外来词)的释义则明显地反映了现实的语言发展：1.Место с защищё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специально оборудованное для стоянки погрузки,разгрузки и ремонта судов,а также город у моря с так оборудова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2.То же,что аэропорт.两个义项中,第一个同英文port的“港口”义,第二个同airport义。port意义的扩大与贷入俄语,使得俄语原先的外来词порт增添了语义。英汉词典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国双语词典专家对这一语言事实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如陆谷孙教授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就对port一词补入了airport这一义项,注录为“<口>=airport(机场、航空站、航空港)”。对新义项的语法修辞标注表示该义项选自口语,既反映了语言现实,又反映了其非书面性,可以使用,却又尚未完全进入全民标准语。2.术语翻译与译语词典规范相对而言,吸收外来词汉语比俄语整体上要晚一些,这取决于语言亲属关系和国际交流等因素。到了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具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我们发现,修订者将“航空港”作为“港”的第二个义项补入词目,并举“飞机离港”为例。这一例雄辩地证实了词典涵义的发展。新闻媒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1997年6月5日焦点访谈中出现了“出港旅客”和“出港航班”的说法(话题：成都机场周围农村焚烧秸秆影响飞机的起落)。翻译的术语如何进入译语词典呢？一个术语的翻译先在译界和译文中使用,然后才进入汉语规范词典中。比如port进入《英汉大词典》之后,才进入《现代汉语词典》。上述研究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反映了不同语言对待同一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做法,也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受外语,具体是受外译汉影响的规律。这一规律是：第一,原语词汇发展体现在原语话语中;第二,在外译汉中,新的语言发展现实必须在译文中反映出来,译者不拘泥于原有的双语词典,突破了双语词典,超规发展;第三,双语词典将这一规律现象吸收,又促成了这一现象在翻译中广泛使用;第四,从译界的使用,逐步影响译语本土的阅读与写作,推而广之,使得这一语言发展现象以相应的译语形式进入译语规范词典。3.术语翻译促进译语词汇的发展术语具有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最为理想,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个术语都是如此。据语言的经济原则,一个术语可代表不同领域的相关概念。同样,同一概念还可用不同术语表示,概念与术语的双向交叉关系,促进了译语词汇的丰富与发展。如airport既可译为“航空港”,也可译为“航空站”,并行不悖;反过来“航空站”也可译为airport和spaceport。回头看“航空站”,似乎也应该作为“站”的义项,进入汉语词典,同一概念,在甲语言中有理据,而在乙语言中可能有理据,也可能无理据,port在英语有理据,开始译作汉语的“航空港”显得理据不足,但随着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港”字另增了新义,保持了术语的稳定性和语言的经济性。这也算是翻译对现代汉语所作贡献的一个小例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译词汇规范问题研究》(02BYY012)成果之一。     

医学术语特性简议

医学术语具有单义性、系统性、形象性、简明性、国际性。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是科学理论成熟的标志。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技术基本用语的组成部分,主要用以标记、概括医学科学技术各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等,在医学科技领域中使用频率很高。随着人类对生命科学认识的深入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医学术语。有的医学术语如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由于疾病(疫情)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加之媒体的传播,而进入公众话语领域。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的特性,概言之：一、单义性单义性,即医学术语所表示的概念具有特定性,表意专一而精确。因为医学术语是表达某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的专有语汇。如“禽流感”和“鸡瘟”的区别,有关专家作了专门的解释。“鸡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禽流感的俗称,不仅禽流感,其他症状相似的禽类疾病也被人们统称为“鸡瘟”。事实上,“鸡瘟”还分为“真性鸡瘟”和“伪鸡瘟”,“真性鸡瘟”即禽流感,“伪鸡瘟”又被命名为“新城疫”。“新城疫”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均为RNA病毒,但禽流感病毒属正黏病毒科,“新城疫”病毒属副黏病毒科。可见作为术语的“禽流感”是边界更清楚的概念。从术语的比较而言,如“心律”与“心率”、“坏疽”与“坏死”、“代谢”与“代偿”、“抗体”与“抗原”、“孪缩”与“萎缩”等,每一组中术语表达的概念都各有特定性。探讨医学术语的生成方式,有助于认识医学术语的这一特性。1.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营造新概念任何一个医学术语的问世,都表达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术语的命名是科研工作者借助语言学的构词手段来限定词语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术语是具有名词性的词和词组,除单音节词外,还可以分为：①并列结构。如：呼吸、脂肪、震颤、搐搦、谵妄、拮抗、紫绀、妊娠等。②动宾结构。如：呕血、咯血、造影、导尿、灭菌、激活、灭活等。其中“激活”、“灭活”表示的是抽象的概念。③主谓结构。即中心词＋动词或形容词。如：腹泻、腹胀、腹痛、尿痛、尿急、尿频、尿闭、尿潴留、脑血栓、传导阻滞、心肌梗死等。④补充结构。如：渗出、阻断、充盈、摄入、纳差、曲张、膨出、膨隆、愈合等。⑤偏正结构。大量术语的构成方式是限制词或修饰词＋中心词。如：杆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布鲁菌属、埃博拉病毒、擦伤、刺伤、裂伤、切伤、单瘫、偏瘫、截瘫、交叉瘫、血象、血尿、血管瘤、心音、第一心音、第二心音、克山病、莱姆病、α受体、β受体等,通过对中心词的限定或修饰,使概念表达精确。⑥外来词的音译词。如：基因(gene)、休克(shock)、克隆(clone)、阿米巴(amoeba)、阿司匹林(aspirin)、卡那霉素(kanamicin)、普鲁卡因(procainum)等。无论采用何种构词方式,术语的单义性是显见的。2.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重新定义有一些医学术语与日常语言的词语形式相同,但所表示的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举例证之：①临床上常用阿托品治疗迷走神经过度兴奋所致窦房阻滞、房室传导阻滞等缓慢性心率失常,还可用于治疗继发于窦房结功能低下而出现的室性异位节律。②短时期内反复给予大剂量哌替啶能产生震颤、肌肉孪缩、反射亢进,以致惊厥等中枢兴奋等症状。③有些药物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却仅有微弱的效应力,当其单独作用时呈现较弱的激动作用,而当另有激动药存在时则呈现对抗作用,叫做部分激动药。在日常语言中,“兴奋”的涵义是“精神振作,情绪激动”。①、②中的“兴奋”则指“机能活动提高”(与之相反的是“抑制”)。“激动”在日常语言中的涵义是“感动、奋发”。③中的“激动”,表示的是药物“使受体兴奋”。可见术语“兴奋”、“激动”是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的重新定义。有一些日常语言中的词语被借用到医学术语中,如下列术语中加点的词——病灶、血浆、血清,疫苗、电泳、羊水、副作用、组织损伤、组织修复、迷走神经、迷路动脉、过敏反应、免疫应答、脂肪动员、放射治疗、介入疗法、抽动症、精神分裂症、小儿麻痹症等。这类术语中加点的词,尽管在文字形式上与日常语言相同,但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自然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且作为语素构成了新的术语,被借用的词则具有特殊的语言信息。二、系统性医学术语的系统性,表现为由一个术语(基础性名词)派生出许多具有逻辑相关性的术语。例如：“痛”派生出：绞痛、刺痛、隐痛、钝痛、闷痛、胀痛、酸痛、阵痛、刀割样痛、钻顶样痛、放射痛、牵涉痛、灼性痛,以及头痛、牙痛、胃痛、腹痛、腰痛等。“休克”派生出：心源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创伤性休克等。这说明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1]。术语的语义系统是某一科学理论所规定的概念系统,因此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据性。这是医学术语系统性的本质特征。探究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只有也必须以理据性作为认知与分析的基点。建构术语语义系统的主要逻辑方法是划分和限制。划分是把一个属概念分为若干个种概念。在这个术语系统中,若干表示同级种概念的术语之间是逻辑并列关系。例如,“心脏病”(属概念)分为：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梅毒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种概念)等。划分必须坚持同一标准,这是命名术语的原则。如,“炎症”(属概念)按病程分类,分为：急性炎症、亚急性炎症、慢性炎症(种概念);按病理分类,分为：变质性炎、渗出性炎、增生性炎、变态反应性炎症(种概念)等;而以“渗出性炎”作为下一级划分的属概念(上位概念),又分为：浆液性炎、纤维素性炎、化脓性炎、出血性炎、卡他性炎,是根据渗出液和病变特点分类。还可通过对某一术语(属概念)进行连续划分,来命名新的术语。如,先天性心血管疾病的术语系统：A.无分流类——单纯肺动脉口狭窄、原发性肺动脉扩张、主动脉口狭窄、主动脉弓及其分支畸形、右位心等;B.左至右分流类——心房间隔缺损、心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静脉畸形引流等;C.右至左分流类——先天性紫绀四联症、先天性紫绀三联症、艾生曼格综合征、大血管错位、三尖瓣闭锁等。在术语的概念系统中,每一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十分明确的。建构术语的语义系统还运用划分的另一种方法——二分法,即以对象有无某种属性来进行划分。如,特异性～、非特异性～,完全性～、不完全性～,均为一对矛盾关系的概念。限制是从外延较大的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概念的逻辑方法。限制只能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进行。如,贫血→溶血性贫血,通过一次增加属概念(贫血)的内涵过渡到种概念(溶血性贫血)。还可以通过多次限制,连续增加内涵的种差属性,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来命名术语。如,溶血性贫血→获得性溶血性贫血→自体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非免疫性继发性溶血性贫血等。此外,根据概念间的关系来命名术语。如,原发性～、继发性～,内源性～、外源性～,进行性～、退行性～,等。运用划分和限制的逻辑方法,构建起树状的术语系统。在医学术语的语义系统中,系统性和理据性反映的是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的关系。理解这一特性,不仅有利于条分缕析地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也为识记术语提供了联想的媒介。三、形象性形象性是医学术语有别于其他科学术语的显著特性。医学的研究对象门类繁多,形态、结构、性状、现象各异。为了真切地描述研究对象的表象特征,并从概念上给予科学的界定,由此产生了形象性术语。形象性术语是借助比喻的修辞手段来构词的。一种构词方式是直接使用比喻词对中心词加以修饰(A式),比喻词在中心词的前面(A－1式)或后面(A－2式),构成单义性的术语。例如：A－1式——丘脑、蛛网膜、蜗神经、滑车神经、喙突、犁骨、豌豆骨、扁桃体、钩端螺旋体、鞭虫、丘疹、玫瑰疹、蝴蝶斑、蜘蛛痣、草莓舌、麦粒肿、葡萄胎、奔马律、水泡音、醉酒步态、剪刀步态等。A－2式——肋弓、纵隔障、心室、心房、耳轮、耳屏、胸廓、囟门、肺泡、肺叶、子宫、卵巢、阴蒂、阴阜、肾盂、腹股沟、脑血栓等。另一种构词方式,是比喻词后加“样”、“状”、“型”、“形”、“式”等词缀,与中心词构成单义性术语(B式)。例如：水样便、地图样舌、粥样浆液便、干酪样坏死、杵状指、梭状指、桶状胸、鳞状上皮癌、管状呼吸音、O型腿、X型腿、K型腿、球形红细胞、镰刀形红细胞、爪形手、潮式呼吸等。A式和B式既突显了事物的表象特征,又表示科学概念,具有直观性。这一类形象性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了解形象性医学术语的构词方式,有助于对这一类术语的理解和记忆。四、简明性简明性,即构成术语的符号简约,表意明晰、准确,以求易懂、易记、易读和简化书写过程。简明性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在引进英语医学术语时,要进行符号系统的转变,即通过意译、音译、音义合译等方式来完成。医学术语的翻译也追求简明。意译在于准确译出原词的科学概念,例如：低血糖症hypoglycemia(hypo－低＋glyco-糖＋-emia血症)、咯血hemoptysis(hemo－“血液”的复合型＋-ptysis吐出)、止血hemostasis(hemo-＋-stasis停止)、消化不良dyspepsia(dys-障碍,异常＋-pepsia消化)等,译名可顾名思义,好懂、好记。按音定名(音译)的术语,一般音节较少、读来顺口。例如：lymph淋巴,morphine吗啡,porphyrin卟啉,clone克隆,nikethamide尼可刹米等,这类音译词中的汉字只具表音功能,而表达对象的专业特征则被突显出来。在术语的应用过程中,有些音译词又被意译词取代,如：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这种转化侧重于表意明晰、准确。比较起来,音义合译更有利于术语的简明。例如：gene pool译为“基因库”言简意赅;Addison’s disease艾迪生病(旧译“阿狄森病”)又称“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前者更为通用,也便于记忆。Calmette-Guerin vaccine译为“卡介苗”;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以其缩写AIDS定名为艾滋病,艾滋是AIDS的音译,病为类名。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缩写SARS既已成为国际化的术语,也可按此方法,采用“萨斯”或“萨斯病”作为中文译名。英语或拉丁语的缩写词是术语简明化的有效手段。例如：SD(sulfadiazinum磺胺嘧啶)、ACTH(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PC(acetylsalicylic acid,phenacetin,and caffeine复方阿司匹林)、BP(blood presure血压)、ESR(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血沉)、WBC(white blood cell白细胞)、RBC(red blood cell红细胞)、Ig(immunoglobulin免疫球蛋白)、DNA(deoxyribo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ECG(electrocardiogram心电图)等。有的术语音节过多,如,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phism(聚合酶链反应与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其缩写词PCR-RFLP就十分简明。汉语医学术语大量引入英语或拉丁语缩写词,体现了术语简明化的发展态势。拉丁字母加汉语词素的混形词在汉语医学术语中的使用日见增多,这无疑也是术语简明化的手段。例如;X线、B超、T波、P细胞、α受体、β受体、Q-T间期。非语言符号的运用更具有抽象性和简明性。例如：♂(雄性)、♀(雌性)、＋(阳性)、－(阴性)、↑(上升)、↓(下降)、G＋(革兰氏阳性菌)、G－(革兰氏阴性菌)等。需要注意的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简称。例如：乙型肝炎→乙肝、心室颤动→室颤、节制生育→节育、流行性感冒→流感、慢性支气管炎→慢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素、虹膜睫状体炎→虹膜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放射性同位素闪烁扫描术→同位素扫描,等。这一类简称,不仅减少了术语的字数,又讲究语义上的代表性和音节上的协调,是术语简明化的一种选择。但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缩略必须遵循汉语构词法的规则,恰当地提取出关键语素,以求不造成概念上的误解。因此,不是任何一个医学术语都可以缩略的。例如：流行性感冒缩略为流感,而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斑疹伤寒等却不能缩略。五、国际性医学术语不受地域、国别、民族、方言的限制。医学术语之所以具有国际性,源于医学术语的稳定、通用和统一。医学术语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每一个命名准确的术语,当其成为专业领域内公认的概念后,就具有稳定性。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把疟疾分为日发疟、间日疟、三日疟,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革兰氏染色(Gram’s stain)是丹麦细菌学家Christian Gram于1884年创立的,作为细菌学上最常用的鉴别染色法,该术语已使用了100余年。费尔·A·卡森拉夫在1851年正式使用了“红斑狼疮”这个医学术语,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又提出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命名,但“红斑狼疮”作为基本名词使用至今。由此可见医学术语的稳定性之一斑。惟其稳定,就为它在国际上的通用奠定了基础。医学术语在国际上的通用,从本质上说,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规律性的认识。例如：水俣病系1956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所发现,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局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嗜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该疾病是以其发现地命名的。这个术语提供了对该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和鉴别诊断的标准,成为国际通用名词。又如西尼罗脑炎病毒、圣路易斯脑炎病毒、委内瑞拉出血热、巴西出血热、克山病等,均为冠以地名的术语。有些术语是以人名命名的,如：卡氏肺孢子菌、鲍特菌属、志贺菌属、贝纳柯克斯体、肥达反应、巴宾斯基征、布鲁津斯基征等。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人群命名,如1976年美国费城的一次退伍军人大会期间,爆发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肺炎,当时称为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区域命名,如森林脑炎。这一类术语并不因其命名方式而不具通用性,也没有人把它随意简化或替换。按照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对术语进行规定,以便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或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语言国际化的要求^[2]。2004年十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钟南山委员在紧急提案中建议将“非典”一词改称“SARS”,就像艾滋病用“AIDS”一样,或者用“SARS冠状病毒性肺炎”。从专业概念来看,SARS作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简称,它将发病的器官“呼吸道”及疾病的重要特征“严重”、“急性”、“综合征”进行了客观界定。“非典”(atypical pneumonia,简称ATP)和SARS是两个具有不同病原和学术内涵的名词^[3]。即使一个时期以来“非典”似乎俗成,但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有一些医学术语也有相对应的称谓,例如：早老性痴呆/老年痴呆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此类称谓并未偏离其对应术语的概念,而“非典”则不然。从构词法来看,“非典”是不规范的缩略词。医学术语中有“非遗传变异”、“非特异性免疫”等名词,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中有“非军事区”、“非正义战争”等名词。难道这一类名词能够缩略成“非遗”、“非特”、“非军”、“非正”吗？关于“非典”的正名,《科技术语研究》杂志曾开辟了专栏讨论,并发表了编辑部署名文章,强调科学名词的规范性。笔者认为,从历时角度看,“非典”是在既往特定时期产生的名词,诚如钟南山院士所言,它“特别不具备特定性”。SARS是WHO正式命名的专业术语。因此,在术语的命名和使用方面,必须遵循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并有利于国际交流。然而迄今媒体上仍在交替使用“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非典”的称谓,甚至某报同一版两篇消息的标题和正文,一篇称“SARS”,一篇称“非典”。可见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决不限于学术界和专业领域。术语的规范化包括命名和使用两个方面。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统一术语的名称和书写形式,或淘汰一些非规范化词,以利于国际交流,是势所必然。在这方面,也应加大语言文字法的执法力度和行政干预的力度。     

谈术语及术语系统之系统性

系统性是最重要的术语理论问题之一。俄罗斯术语学派把概念结构及相应的语言结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术语系统的系统性，使术语获得理据性，并通过术语的语言形式展现术语所命名概念的特征以及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     

从术语学角度看“甲型H1N1流感”的定名

从术语学角度对“甲型H1N1流感”定名过程进行分析,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应注意协调术语词汇意义与概念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将会产生危害极大的误导性术语;第二,术语定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语言、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科学定名应建立在概念体系之上;第三,在引进国外术语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新冠病症统一命名的建议

新冠疫情暴发三年多来，国内外出现多种有关新冠病症的名称，如国内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国外有世卫组织命名的2019冠状病毒病以及倡用的新冠后症状，此外还有长新冠、新冠后综合征、新冠后遗症等较为常见的名称。目前已出现一定的混乱，需要正视。通过辨析，提出取舍意见，认为目前应与世卫组织一致，统一使用2019冠状病毒病、新冠后症状。根据术语学有关要求，同时提出规范名词的建议，为进一步审定新冠病症名称提供参考。     

系统性原则与外语同音异义术语的借用

系统性是术语实践工作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科技术语的系统性具有双重性质,它体现为既与所命名的概念的系统特点相关,又要尽可能通过其外在的形式展现术语在语言方面的系统性。借用外语同音异义术语时,应从其命名的概念、概念所服务的学科以及理论体系出发,为其选配优化的汉语表达形式。     

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

摘要 俄国术语学派的形成有其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本文着重阐述了西欧学者,主要是英国的惠威尔、穆勒以及德国的奥尔什基和奥地利的维斯特等人的有关学术思想对俄国术语学形成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术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开创人物是奥地利学者欧根·维斯特(E.Wüster 1898～1977)。术语学诞生标志性的事件是维斯特于1931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术语学派之一,俄国的术语学也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稍晚的时候。为了系统地了解这个学派的发生、发展历史以及其主要的理论建树,有必要先弄清该学派产生的内部与外部原因。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推动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一般说来,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总有一个酝酿、孕育过程。这个过程又往往与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分不开。就一个具体学科而言,它还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相关因素。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俄国通向西欧的门户洞开,各种进步的科学思想乃至技术文化大量涌入。对于俄国的术语学来说,西方逻辑学与科学理论的引入与传播,为其孕育与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俄国学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有两个人的名字必然被提到。一个是英国著名科学史研究者惠威尔(1794～1866),另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穆勒(Mill J.St.1806～1873)。前者的《古今归纳科学史》一书于19世纪60年代译成俄语出版。后者的《三段论与归纳逻辑系统》则在1914年译成俄语。20世纪初,胡塞尔(Husserl E.)的《逻辑研究》也在俄国问世。惠威尔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大量涉及到术语问题。请看他的有关论述：“虽然,古希腊哲学家从研究词的日常意义开始,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对某些意义赋予某种固定的主导的意思,……他们使自己的语言技术化了……”“大部分读者可能以为,所有写作者都应该满足于使用日常的词的普遍认可的意义,而对技术术语表示反感,如同对学究气与故弄玄虚反感一样。然而,如果有人要对某个科学学科加以完善的话,他马上就会看到,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日常语言的不确定的质朴的意思不可能像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那样严格确切地表达事物,并把它们逐级地概括上升。只有牢靠的科学固定语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些人觉得我们所描述的术语非常令人犯难,并且,既然让某个术语表达某个意思是按人的意愿确定的,要想出它们并不需要认识自然。针对反对术语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技术性的描述是唯一可能清楚明白的东西。不过这种技术语言如同任何其他语言一样,不经学习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学习者应该把术语与自己的印象与知识直接联系起来,而不限于间接地按字面去解释：他不应该去猜测它们的意义以及像通常那样,通过特别的解释或者翻译成较明白的语言来认识它。植物学的语言对植物学者来说应该是最习惯最容易的用语。当学习植物学的人学会用植物学的语言来思考时,如果对他说‘聚伞圆锥花序’与‘总状花序’有区别时,——那时,他自己就会觉得,植物学术语是最有益的工具,而不是额外的负担。”^[1]不难看出,惠威尔不仅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重要区别,而且对科学语言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穆勒写道：“在任何科学中,分类总是根据科学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这些科学里的定义也是不断变化的。”“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哲学语言的第三个条件是,要使每个自然类别具有自己的名称,换句话说,不仅要有术语,还要有名称。”^[1]穆勒注意到术语的定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谈到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术语学正式诞生,也一直是该学科所关注并特别注意区别的两个概念^①。惠威尔和穆勒的著作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逻辑学教科书中,已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术语问题。例如在维金斯基(Введенскиий А.И.1856～1925)主编的教材中,已经开始关注概念与术语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建立科学术语的规律等术语学的重大问题。维金斯基还制定了使用术语的4个原则。第一,术语只用一个意义来对应一个概念。第二,有俄语词时要避免使用外来语。第三,对已经稳定下来的术语的意义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四,如果对某一个术语,学者们使用的意义并不相同,那么,每个作者都有权选择其中的一个意义,甚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意义附加在这个术语上。^[2]对于维氏的上述观点,抛开第二条不说,我们似可作这样的理解：第一,术语最好是单义词,要尽量避免多义与同义现象。第二,术语的意义要经过商量最终确定。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三,术语的最终确定要有一个过程,不同学者用于不同意义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阶段,容许学者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俄国学者是普安卡列(Пуанкаре Ж.А.1854～1912)。他在《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最后的沉思》等著作中,对术语有许多重要的阐述。他认为,科学事实只有借助语言、公式和话语表达才能存在。因为“单纯的事实本身常常失去特别的意义：它可能被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但对科学没有任何效用,只有当深邃的思想家发现它……并用某个术语象征性地来表示它的时候,这个事实才获得了意义。”^[3]透过这些话语,我们都不难读出,作者对术语的重要性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这也反映出当时俄国知识界对术语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惠威尔、穆勒相比,德国人列昂纳多·奥尔什基(Olschki L.1885～1961)与奥地利学者维斯特的著述、思想对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影响可能更直接。维斯特的名字已逐渐为我国术语界所熟知,而奥尔什基的名字则可能还是陌生的。据维斯特的著述披露,奥尔什基是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教授。他在1919年发表了一部题为《新语言科学文献史》的3卷本巨著。其俄译本于1933～1934年在俄国出版。该书研究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技术语言的发展状况。科学总是通过用语言写下的文本来表述的,奥尔什基把这人所共知的事实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奥尔什基的著作问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注意到,科学文献的语言问题应该属于哪个知识领域来负责研究。因此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视为一大科学成就。这也正是奥尔什基的历史功绩之所在。正如作者在引言中写道：“科学史从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对学者的传略及其成就的描述,如今则变成了描述科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历史……它完全拒绝研究平行发生的语言发展过程。而语文学对科学语言的形成、科学文体的表述也不感兴趣。哲学史、数学史和自然科学史都把语言看作是已有的,随时准备效劳的,而对表达思想和推理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如：依靠符号和公式的自然科学通常把词语的作用看得很消极,对概念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的惯常的联系也不感兴趣。”“一般说来,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并不认为语言是自己思维的必需的前提条件,但在他们看来,语言却是使思想缜密的必要手段。一位当代物理学家说得好,各种已获得的认识的完善都取决于这一工具的性能。语言向来是科学建设的工具。……而在思想家与发明家眼里,语言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他们富于创造性地确定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与准确化,而当代的民间以及文学语言的财富……也潜在地、持续地为思维提供刺激与准确表达思想的手段。”^[1]总之,在奥尔什基看来,科学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互相依存、紧密相关的。为了更深入阐释自己的上述观点,奥尔什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学者阿尔倍提(Alberti L.B.)、德国文艺复兴艺术的奠基人丢勒(Dürer A.)以及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为例,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科学的开拓精神,挖掘了他们的科学实践中与构建术语有关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术语的单义性问题、概念与词的关系问题、术语中的同义现象等。奥尔什基著述的价值在于他对科学家如何凭借语言创造力来创建科学的概念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并把术语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来对待。但术语在他那里还称不上是一门新学科。他的巨著会载入史册,但是他的光辉却多少被随后诞生的维斯特掩盖了。维斯特是一个具有非凡创造精力的人。他一生的著述近500篇。他的学术、社会和经营活动的成就,同样令人赞叹。他在那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的开头提到了奥尔什基并且特别引用了奥尔什基的话,“语言学忽视科学语言的形成”。接下去,他写道：“这项任务迫使技术人员研究这一他们似乎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又一直轻蔑看待的问题。然而,只要深入观察概念、名称及实物间存在的联系,他们就会愈来愈承认语言领域内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应该承认,语言学家没有技术人员的合作而单独地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技术语言的规范工作……把语言建设看成是一项与修路或造机器毫无区别的技术课题,也同样是错误的,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科学地规范语言应该看作是应用语言学,正如同可以把技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在这项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获取技术知识,而工程师应该学习语言知识,要进入这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工程师比语言学家要容易些。”^[1]维斯特的著作正是致力于开拓这一临界地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维斯特认为：“科技语言是与概念对应的声音符号(语言表达)体系。”他创立了一套技术语言的词语与构词的结构体系。后人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也不无启发。许多年以来,这本书成为术语学唯一的一本像样的参考书。特别是对那些非语言学家出身的术语学家来说更是如此。语言学家对维斯特研究语言和术语的内部形式以及隐喻过程是表示支持的,对维斯特描写的一些语义现象也很感兴趣。维斯特对术语的准确性与单义性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确,有碍准确性的情况诸如同音异义现象、同义现象、多义现象等,在他看来,都是应该尽量避免的。由于对确定术语本身的复杂性有较深的了解,他没有走向极端。他曾写道：“完全取消同音异义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不同专业间的同音异义词,他是主张保留的：“实际上也不要求绝对的单义性……相对的单义性就足够了”,“然而,当需要强调同一概念的某一个方面时,同义词常常是必需的。”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维斯特并不反对创建新词。他认为,“规范化对构词有促进作用,在规范化过程中构造新词要比选择已有的词重要,因为专门为已有概念创造的新词语比之科技思想尚未达到现代水平时创立的词语更能体现术语与概念间的对应。”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据有关材料记载,最早报道有关维斯特著述消息的是1932年第1期的《俄德科技导报》。该刊同年的第3期还载有维斯特著作的详细摘要,可是作者的名字被隐去。^[4]在俄国术语学派的创始人洛特的文集中,出现在参考文献中的维斯特的著作,都是用德文注出的。另一位俄国术语学派的重要人物德雷津(Дрезен Э.К.1895～1936),在1932年的《国际语言》杂志上刊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技术语言规范》一文,这实际上是德雷津的第一篇术语学著述。但此前他发表的其他学术领域的专著已经有10多部了。今天读来,德雷津的这篇东西明显地带有当年的意识形态烙印。作者没有忘记指出,维斯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了某些现象和事实之后,维斯特被迫做出一系列资产阶级科学意料之外的结论。”德雷津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利益实行的规范语言的方法应该批判地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另一方面又说：“无疑这些方法中有许多有价值、有用的东西,应该由我们来加以研究”;“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并批判加工”。德雷津本人对维斯特的著述的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如此,他还与几位合作者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使维斯特那本书于1935年在苏联用俄文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在翻译研究维斯特著述的过程中,他本人的学术研究立场与视角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当然,维斯特的著作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可以说,整个俄罗斯术语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都与维斯特以及维斯特之前的西欧学者的启发与影响分不开。这一点是当今俄国术语学界一致肯定的事实。 ① 这里所说的“名称”是英语词(nomenclature)和俄语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对应的译词。现有的术语学译著多译作“名称”,其实,外文的意义与汉语译词不尽一致.有的词典把该词解释为：⑴(专门学科中)有系统的命名法。⑵专门用语;术语表(集)。⑶(编类)名词……这样处理至少注意到了汉外语词的不等之处。至于“术语”与“名称”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待另文讨论。     

系统性原则与外语同音异义术语的借用*

系统性是术语实践工作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科技术语的系统性具有双重性质,它体现为既与所命名的概念的系统特点相关,又要尽可能通过其外在的形式展现术语在语言方面的系统性。借用外语同音异义术语时,应从其命名的概念、概念所服务的学科以及理论体系出发,为其选配优化的汉语表达形式。     

传染病命名问题纵谈

运用数据统计、定性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讨论我国传染病的命名方式、命名原则与命名过程,并对新冠肺炎的命名进行评析和给出建议。研究发现,我国法定传染病命名方式有病原学命名、流行病学命名、临床病学命名、借词命名、编序命名等,其中临床病学命名数量最多;我国法定传染病名称多由几种命名方式组合或交叉构成。传染病命名应遵守准确性、层次性、能产性、单义性、简明性、稳定性等术语学既定原则,另需重视和谐性、得体性两个原则。通过回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命名过程可知,传染病命名应允许名称的合理变动,区分不同命名主体的作用,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慎重确立法定名称。     

中草药名称在英文中如何精准表达

随着中药国际交流增加,中草药药名能否精准表达不仅关系到国际科研工作者能否进行正确的科技交流,而且关系到临床用药安全问题。文章调查了科技期刊英文交流中有关中草药药名的使用情况,系统归纳出目前存在的6大常见乱象,即同物异名、同名异物、名称相近、基原植物交叉且名称重叠、药材英译混乱、药味写法不一致,举例分析其表述缺陷并说明英文如何精准表达。最后,提出英文科技交流只有综合使用中草药的法定药材名、植物学名、拼音和异名,结合英文使用习惯,才能提高药名的精准表达,提高英文论文的国际可信度。     

语言学术语的理据类型研究

语言学术语的理据类型分为四大类、十四小类.第一类是把现有语言资源用作术语,比如日常词汇的术语化、日常词汇隐喻化之后成为术语、外来词汇被借用成为术语;第二类是利用现有语言资源进行部分创新,包括常规派生、比照派生、合成、缩略、逆生等;第三类是创造新的术语,如借用变量、数字以及仿造;第四类是非常规的术语创新,如借用人名来编造...     

蒙古语科技术语规范化初探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增加,蒙古语中的科技术语逐渐增多,规范和统一蒙古语科技术语的工作势在必行。文章提出了确立蒙古语科技术语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还建议在蒙古语科技术语中使用蒙古语构词法的前缀和阴阳合写。引用外来语时应名从主人,约定俗成;音形相似,以形为主;音形相异,以音为主。     

名词审定工作的基本特点

名词审定工作具有规范性、研究性、协调性、长期性等特点。收词、定名和定义及英译等工作都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名词审定工作既要从科技,也要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学科领域内专家学者之间,名词审定工作者与专家学者之间,各学科之间,人名、地名及语言文字等,都需要进行协调;名词审定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既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科技进步的需要。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命名的思考与建议

2019年12月,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病毒性肺炎开始在武汉暴发流行。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为COVID-19(冠状病毒病2019),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ICTV)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建议把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既没有与疾病名称一致,也没有完全真实地显示该病毒本身的特征,因而立即引发关注和争议。基于COVID-19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的基本信息,建议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人类冠状病毒2019”(human coronavirus 2019,简称HCoV-19)。文章回顾并评价了CSG的命名方法,指出他们使用基于基因序列信息进行病毒命名的方法并不合适,建议采用传统的联系疾病的病毒命名方法对具有明显疾病特点的病毒如2019-nCoV进行命名。     

术语“找译译法”初探

基于术语最终命名特征选项的选取和术语命名规律,提出了一种新的适用于译语中已有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方法——“找译译法”,并简述了该法的主要翻译流程。     

国学的术语规范问题

国学的术语规范指的是国学所属各学科的术语规范。国学术语的规范既是术语学和国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同时它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术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国学术语的概念划分、科学定义、术语定名和译介等方面对国学的术语规范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国学的术语规范问题

国学的术语规范指的是国学所属各学科的术语规范。国学术语的规范既是术语学和国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同时它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术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国学术语的概念划分、科学定义、术语定名和译介等方面对国学的术语规范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科技名词的缩略问题研究

简称是科技名词名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正名的缩略形式，在相关专业领域中应用非常广泛。开展科技名词的简称研究，对提高科技名词定名水平，促进科技概念普及推广，实现民族语言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正名及其缩略语——简称两个角度出发，将科技名词的缩略分为一般缩略和特殊缩略，并对这一术语现象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