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胜地承德的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在国外很少有人熟悉,即使有些专业背景的也往往是只闻其名而不得亲见。因为这种地形构造既独特又稀少,是近代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发现并命名的。这类地貌往往以石峰、石柱、石塔、峰林、方山、城堡等地形表现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像披上一层红色的轻纱,熠熠泛光,尤如“丹霞”。而且,最初对此地貌进行研究的地方就是广东的丹霞山,于是,地理学家们就给红色砂岩和砾岩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起名为“丹霞地貌”。这种地貌在北方地区更为少见,而且发育不完整,但河北省承德地区的丹霞地貌却很典型。承德一带的山地,岩石组成非常复杂,包…     

“丹霞彭”一生绘出岩台仙境之美

<正>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丹霞山先后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最终申遗成功。丹霞地貌,这是个典型的中国名。丹霞地貌通常是由陆相红色砂砾岩构成的、具有陡峭坡面的各种地貌形态的统称,这种地貌形成的必要条件是砂砾岩层巨厚,垂直节理发育。     

丹霞地貌名称的滥觞与泛化

"丹霞地貌"是中国地质学家和地貌学家提出并被中外学者接受的科技术语,有着严格的科学定义。但是,近年来,主要是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出于宣传的需要,有些人望文生义,滥用丹霞的名称,把有颜色鲜艳地层构成的山丘(彩丘)乃至谷地(丹霞是山不是谷)都称为丹霞,形成全国各地"丹霞"泛滥的现象,有损术语的严肃性,因此对丹霞地貌一词的源与流做了考证。     

丹山碧水隐藏濒危物种

气势恢宏的红色崖壁和大面积的侵蚀地貌,使得龙虎山将丹山与碧水完美结合,不仅构成一幅绚丽灿烂的地质美景画卷,也营造出一处罕见的珍稀濒危物种避难所和栖息地。当一束束阳光穿过浓云的缝隙,照射在云雾缭绕的龙虎山群峰之间时,这里红色的丹霞地貌和蜿蜒的河水也披上了一层仙风道骨的外衣。2010年,中国丹霞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龙虎山也成为中国丹霞系列遗产地之一。     

驴友带您玩转六大丹霞

<正>日前,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湖南崀山、江西龙虎山(包括龟峰)、浙江江郎山、贵州赤水6个丹霞地貌风景区"捆绑"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获成功。据来自景区的消息,近来去当地的游客量明显上升。为满足游客对这些景区的了解和方便出游,本版综合了"驴友"去当地的攻略,供出游者参考。     

Seismites(地震岩)等术语的概念与名称

seismites,按其字面意思理应翻译成地震岩,即与地震有成因联系或受发震断裂改造、变形的岩石。按发震时地质材料的固结程度与力学性质,地震岩可分为震积岩(地震时尚未固结成岩的含水沙土层,即软沉积物)和脆性断层岩(地震时已经固结成岩的沉积岩、岩浆岩和变质岩)。脆性断层岩包括断层角砾岩、碎裂岩、超碎裂岩、假熔岩和断层泥等。发育由沙土液化形成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的沉积岩,统称为“沙土液化岩”(liquefactites),但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译为seismites。大量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沙土液化和软沉积物变形都是由地震造成的,也并不是所有地震都能导致沙土液化。只有那些所在区域存在重要发震断层、真正由地震引起的区域性的沙土液化造成的软沉积物发育变形构造的岩层才能称之为震积岩(seismic liquefactites)。震积岩不应再翻译成seismites。零星出现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与沙土液化构造(例如:砂涌丘)不足以作为古地震的证据。     

叠合盆地与油气形成富集

我国含油气盆地多属叠合盆地,具有多层结构,油气藏的分布状态复杂.本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在4方面取得了进展(1)完成天山-塔里木盆地基干剖面地震宽角反射/折射野外探测;(2)揭示出库车坳陷-天山盆山体系的新生代构造与沉积耦合特征;(3)为寻找和评价优质海相烃源岩做了理论上的初步准备;(4)在叠合盆地深部流体的成藏效应,多套烃源岩混合充注和深部碳酸盐岩储层形成机理等方面取得了新认识.     

非生物成因天然气形成机制与资源前景

本文论述了细菌(生物)成因气、热成因气、深层气和非生物成因气的形成机制和它们的耦合与差异;评述了非生物成因天然气的研究历史和发展态势,指出迄今在国际上因未发现任何具非生物成因特征的商业气藏,而认为非生物成因天然气不具有资源前景是一种错误结论。本文并讨论了地球深部有机质演化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判识天然气成因类型地球化学指标的有效性,指出:沉积有机质受生物降解、热降解作用的同位素动力学分馏效应的制约,有机成因烷烃气体(甲烷、乙烷、丙烷和丁烷)的碳氢同位素δ13C值和δ2H值分布均呈正序分布,即:δ13C1<δ13C2<δ13C3<δ13C4和δ2HCH4<δ2HC2H6<δ2HC3H8<δ2HC4H10,二者具有正相关关系;非生物成因天然气受聚合作用同位素动力学分馏效应的制约,其烷烃气体的碳氢同位素分布则不同于前者,δ13C值呈反序分布δ13C1>δ13C2>δ13C3>δ13C4,而δ2H值呈正序分布δ2HCH4<δ2HC2H6<δ2HC3H8<δ2HC4H10,二者具有负相关关系;而且非生物成因甲烷的δ13C1≥-30.0‰。此外,本文评述了中国非生物成因天然气研究所取得的重要进展,论述了松辽盆地非生物成因天然气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指出松辽盆地昌德肇州西非生物成因天然气藏的发现,为研究和寻找非生物成因天然气资源提供了典型实例;并指出伴随松辽盆地深层气勘探的重大突破,以及近20口商业天然气井非生物成因特征的确定,展现了松辽盆地非生物成因天然气勘探开发的良好前景,使松辽盆地成为世界上研究和寻找非生物成因天然气资源最理想的地区。     

谈术语及术语系统之系统性

系统性是最重要的术语理论问题之一。俄罗斯术语学派把概念结构及相应的语言结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术语系统的系统性,使术语获得理据性,并通过术语的语言形式展现术语所命名概念的特征以及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众所周知,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奥地利术语学派重视概念研究,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术语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观点相同。但俄派把概念和术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研究概念的同时,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术语,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一、 系统性 (системность) 是术语最重要的属性俄罗斯术语学家通常把“术语”界定为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词或词组。从来源看,术语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词或词组;从功能上看,术语称谓、表示概念,而且是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如术语масса(质量)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中表示不同概念,具有不同内涵,是两个同音异义术语,而不是多义术语。许多研究术语问题的教材、专著把系统性看作“术语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术语只有作为术语系统的成分才能得以存在……”^[1]。甚至有人指出：“单独存在的术语是虚构的,它只能存在于术语系统之中,即和与之具有一定关系的其他术语共存”^[2],而“术语系统”(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а)是准确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术语的总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术语所要表示的是某一知识、活动领域中服务于某一确定理论的概念。我们知道,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若干种理论,相应地也就有若干个概念系统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着若干个术语系统。脱离开术语系统去审定、统一和创造术语就会无的放矢。正因如此,俄罗斯的许多术语学家认为术语工作的首要原则之一是：“不应单独地脱离开术语所属的术语系统来评价、统一术语……系统性是术语不可分割的属性。所有术语毫无例外地具有系统性特点^[3]。” 坚持这一原则,有助于解决术语词汇中诸如多义、同音异义现象等语义问题。通常情况下,同一语言形式在同一学科、同一术语系统中表示不同概念时,为多义术语,如范畴多义术语：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分类 — 分类结果);同一语言形式表示不同学科的概念时,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同音异义术语：речь (言语<语言学> ;舌,舌头<解剖学>);但同一语言形式表示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理论中的概念时,则为学科领域内部、跨系统的同音异义术语,如上面提到的物理学术语“质量”。二、 完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前提术语系统之系统性(системность 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ы)是说把术语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系统性特征。1.俄罗斯术语学派的观点俄术语学派对“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把术语之间存在的形态、构词和词汇－语义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当作术语系统自身的系统性特征,忽略概念和相应的概念系统^[4]。第二种观点由俄罗斯术语理论创始人之一Д.С.洛特提出。他认为,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作为构筑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结果应当在发展中研究概念并且具有预见性;②从分类示意图出发划分出的术语应当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③只有在前两个步骤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词和词的组成部分构成术语。被选中的词,一方面应当尽可能直观地反映所表示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共性,另一方面又要体现该概念的自身特点,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同一序列的术语应具有相同类型的结构^[5]。” 从上述三个条件可以看出,概念的分类结果是创建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动态地研究概念并具有预见性,能否根据分类结果划分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必备前提。概念分类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合适的语言手段来表示概念。而且,术语应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且尽可能直观地通过术语的形式反映概念之间的联系。很显然,在洛特看来,要实现术语系统的系统性,必须有合理、完善的概念系统和相应的语言形式系统,建立完善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先决条件。可见,俄罗斯术语学派强调概念、概念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对术语、术语系统的决定作用。2.奥地利术语学派的观点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西欧术语传统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受制于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和本体论关系^[6]。根据维斯特的理论,最为典型的逻辑关系是纵向的属种关系。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构成延伸链。如：发动机—燃气发动机—汽油发动机。此外,逻辑关系还包括逻辑交叉关系(教授—作家)、横向的逻辑协调关系(燃气发动机—电力发动机—风力发动机)和对角逻辑关系(动物名词—抽象集合名词)。最重要的本体论关系是整体—部分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在很多方面与属种关系类似,也可以构成纵向的属种和种属关系、整体与部分的交叉关系、“横向的”的协调关系和“对角”关系。本体论关系还包括时、空上的相邻关系及“因—果”、“材料—产品”、“工具—功能”等类型关系。显然,本体论关系类型系统具有开放性。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划分为上下层级关系和非上下层级关系。层级关系中包含纵向属种、种属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这些关系使概念具有层级性。其他关系(无论是逻辑关系,还是本体论关系)都不是层级关系,无法使概念具有层级性。西欧术语理论认为概念可以不依赖其语言表达形式而存在。如H.费尔伯不止一次指出：“概念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如果语言学中词的内容与其形式被看作一个单位,那么术语学中概念与其表现形式(术语、符号、缩写形式)可以彼此相互分开”^[7]。T.Л.坎黛拉基和Г.Г.萨姆布罗娃发表于1969年的《已整理的术语系统之意义系统的模式问题》一文中就曾提出过类似思想：“……整理过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1) 阐明日后用于构建术语系统的概念系统;2) 制定术语系统。这一过程中,整理之后的术语系统的质量完完全全地取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质量,即概念系统的质量^[8]。” 显然,这里所考虑的只是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而没有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在她们看来,只要概念系统制定得正确合理,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以及术语系统就应该是正确合理的。实际上,这里把术语系统看成了对概念系统的完全重复、等同,但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不存在等同关系,比如概念系统中包括单独概念,而单独概念是用另一种专业词汇单位-名称表示的^[9]。另外,一个概念可以有若干个术语与之对应(同义术语),同一个语言符号(术语)因用于广义、狭义而对应不同概念(多义术语)或者表示不同学科的不同概念、同一学科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概念(同音异义术语),因此,一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的总和不等于服务于该理论的术语的总和,二者之间不是复现关系。建立完善合理的术语系统只是术语系统获得科学性、系统性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惟一条件。三、建立完善的语言结构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如隆多所说,术语是由能指(即名称^①——术语的外部语言形式)和所指(即概念)组成的语言符号^[10],那么术语系统就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开语言(符号)单位而存在。传统上通常用“系统”表示概念(内容)层面各单位、语言(表达)层面各单位以及这两个层面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的所谓“概念系统”并不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因此,有人称之为“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或“术语系统的逻辑－概念结构”,而不是“系统”。与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相对应,术语系统各单位(其中包括术语系统特有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语言对应关系的总和称为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这样,“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就是术语系统所表示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术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范性质,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分析、描写概念结构,还必须考虑到概念的语言表达方式,因为规范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挑选最优化的语言单位来表示、称谓概念。因此,洛特学派在统一、规范术语时,把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放在一起来研究术语系统之系统性^[5]。可以说,术语系统的系统性程度如何取决于两点：1)术语系统所表示的逻辑－概念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2)与概念结构对应的语言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这两个条件对实现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系统性而言同等重要,缺一不可。1.理据性是联系术语的意义及其形式的纽带俄罗斯术语学派认为：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术语的理据性占第一位且具有双重作用。这是因为“理据性是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连接环节”^[1]。一方面,理据性通过语言手段揭示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字面意义)之间联系的合理化程度,而这对评价术语的性质而言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只有以整个术语系统为背景才能得以正确评判。从整体上理解术语系统的理据性对分析、统一术语非常重要,而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理据程度与术语系统性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洛特在创立俄术语理论之初并没有使用“理据”、“理据性”这样的术语,但他非常重视术语的理据性问题。比如,洛特认为：“术语元素^②应直接反映的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来自于以分类示意图为基础给概念所下的定义。构筑术语的艺术在于要尽可能直观地、同时又相当简明(紧凑)地反映这些充要特征”^[5]。洛特的这段话中包含着3层意思：1)为概念下定义的基础是概念的分类结果;2) 在概念的定义中给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3)术语要直观、简明地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可见,洛特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同时又把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因此,有人认为较之奥地利学派,俄派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向前迈出一步,追求术语系统的完美性。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只有极少数理想化的完美术语才能在其语言形式中表达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许多术语的语言形式中只包含概念的某一区分特征,有些术语的表达层面对认识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没有帮助,而有些甚至有误导倾向。洛特根据术语的真正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是否相符,区分出三种类型术语：“正确定位术语”,即具有正确理据的术语;“中性术语”,即没有理据或理据无法判断的术语;“错误定位术语”,即具有错误理据、其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相矛盾的术语。2.术语的理据程度取决于术语的构成方式任何一个发达的俄语术语系统中,无理据术语只占少数,而且多为外来音译术语。绝大部分术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据性。根据有理据术语的构成方式,可以划分出：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поле(电场、磁场、力场<物理学>,采区<矿物>,字段<计算机>,域<数学>—场地、田野);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золочение(镀金<冶金>);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如：релаксация напряжений (应力松弛<物理学>);4)综合上述两种或三种方式构成的术语：роза ветра(风向图<气向学>),позвоночный столб(脊柱<解剖学>)等。(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术语的语义构成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1)隐喻型,如：колено(膝、膝盖—弯管、曲柄<技术>)(外形相似);2)借代型,如：добыча(开采—开采量)(过程—过程结果),лицо(脸—人、人员)(人体部位—担任某一职务、职位的人);3)缩小语义型,如：стрижка(剪,剪短—剪毛<技术>)。通过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在意义上与其生产词(源词)保持着一定联系。发生隐喻引申时,术语与其源词表示的概念只有一个或几个特征相似,其余的区分特征各不相同,而相似特征正是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发生借代引申时,情况与隐喻引申相同,只不过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是一个或几个相近、相邻的特征。通过缩小语义构成术语时,专业概念和通用概念的所有主要区分特征均相同,但专业概念还具有某些通用概念不具备的其他主要特征。从理据程度来看,通过缩小语义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源词相比,术语概念的外延缩小,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具备日常词所表示的概念的所有特征之外,术语表示的概念又从学科、理论体系的概念结构中获得其他专门特征。而以隐喻和借代方式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较弱,因为术语与源词在意义上的联系弱。(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Т.Л.坎黛拉基曾以形态方式构成的技术过程称谓为材料,描写、分析了术语和术语意义之间具有规律性的语言关系,提出术语的必备属理据性和补充理据性,前者与最邻近属概念相符,后者与种差相符。谈到最邻近属概念的作用时,她认为,表示最邻近属概念的词和未来要构成的术语必须在词类和某些词汇—语法类别上一致。而通过种差分析理据性时,坎氏划分出直接理据性和间接理据性。前者指：术语的词干与该术语定义中表示种差的词具有直接联系,如：术语жирование(涂油、滑润)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жир(脂肪、油脂),术语известкование(加石灰、涂石灰)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известь(石灰)等等。间接理据性则是指：术语的词干不直接、而是通过其他词类的同根词与种差特征联系^[11]。坎黛拉基的分析表明,术语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总是具有任意性的。术语与其意义的有规律的联系体现在术语的理据性中,即术语的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的对应关系中。(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一些研究术语语义问题的论著,通过比较术语的内部形式和概念内涵的对应关系来考察术语的理据程度。如果提供理据的术语元素,其语义投入越充分、准确,术语所获得的理据性也就越强。但这不等于说,如果术语元素的语义全部进入术语的语义,术语就会获得最大理据性。因为最大理据性的实现取决于诸如术语的句法结构、术语的语词长度、术语的范畴语义等等因素。术语的内在形式和术语意义要相符、术语理据要高度准确,这不仅是对术语提出的理想化要求,有时也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相当硬性的规定。比如,当词组—术语中的术语元素自身是术语,且与词组—术语同属一个概念系统时,术语元素的语义应当完全进入词组—术语的语义中,如：излучение(辐射),поток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плотность потока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的密度)。把术语元素的语义直接加入到整个术语的语义中是记录术语与其构成成分(同样为术语)之间语义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如果术语的组成部分自身也是术语,词组－术语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从术语元素中获取理据,最终以进入其组成的所有单个术语为理据。综上所述,理据性是确保术语系统获得语言系统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术语元素自身不是术语,那么使术语获得理据性是术语工作者努力的目标,但如果术语元素自身就是术语,那么词组—术语必须具有理据性,这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硬性规定。研究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还应关注术语的同义和多义现象。虽然术语的同义或多义现象对建立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没有影响,但对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而言却至关重要。甚至在概念结构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下,术语系统也可能由于同一概念具有多种变体表达形式、术语自身具有不同程度的多义性而大相径庭。四、小结统一、规范术语时,必须将术语置于其所属的系统中,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到有的放矢。对术语系统而言,系统性体现为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协调搭配程度。作为术语系统基础的概念结构复杂多样,术语系统的类型各不相同、其系统性程度也有差异。如何协调各方面因素,充分揭示术语系统的系统性本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这里的“名称”(隆多的术语)是指语言词汇单位的语音外壳,与继术语之后划分出来的又一专业词汇单位——“名称”是同音异义术语。②术语元素是受制于术语所表达的概念特征的术语表义部分。Канделаки Т Л.Об одном типе слдоваря медународных Терминолементов.НДВⅢ.Φилол.науки.1967(2):38。     

“荒漠化”与“沙漠化”

摘要 荒漠化与沙漠化是当今全球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和研究的热点,但研究中存在有概念混杂、界定不清等问题。本文以对概念由来的分析为基础,介绍了目前对荒漠化概念和沙漠化概念的主要争议,探讨了荒漠化与沙漠化的定义及其基本含义,并阐述了荒漠化、沙漠化、沙化与风沙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目前,国内涉及沙漠化的概念和术语较多,计有荒漠化、沙漠化、广义沙漠化、狭义沙漠化、土地沙化、土壤沙化、沙化、风沙化、风蚀沙化等,加之不同的释义,使得彼此界定不清,易于混淆和误解,其科学界定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概念由来“荒漠化”(desertification)概念是由法国学者1949年提出的,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在此前后国际上曾使用了诸如荒漠蚕食、荒漠蔓延、荒漠扩张、荒漠化、干燥化、萨赫勒化等来表述“荒漠化”现象。但随着荒漠化问题及其危害的日益严重,考虑到“荒漠化”一词有很强的警示性,为了唤起全世界关注这一问题就决定采用“荒漠化”概念,并于1977年召开了联合国荒漠化大会(UNCOD),首次对荒漠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分析与总结,明确了荒漠化的定义,即“荒漠化是土地的生物潜能衰退或遭到破坏,最终导致出现类似荒漠的景观”^[1]。之后,国际上逐渐趋于使用“荒漠化”概念,特别是后来在1991年全球荒漠化评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1994年签定《联合国关于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等的大力推动下,“荒漠化”概念被广泛认可和应用,成为一个热点术语。“沙漠化”(sandy desertification)是国内应用的概念,其提出远早于“荒漠化”,早在1941年葛绥成就明确提出了“沙漠化”概念并论述了其成因^[2],但研究未能延续下去,长时期国内仅见“土地沙化”、“土壤沙化”、“沙化”、“风沙化”与“风蚀沙化”等概念的零星应用。1977年后朱震达教授等才以联合国荒漠化大会为契机,从我国实际出发,倡导国内开展以风蚀荒漠化为中心的研究,同时借鉴“荒漠化”一词,重新提出了“沙漠化”概念,并多次著文阐述沙漠化的定义,目前“沙漠化”概念已为大家所熟知。二、主要争议虽然国际上应用“荒漠化”概念和国内应用“沙漠化”概念已成共识,但不同的专家学者对其含义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出现了类型繁多、各有侧重的定义,争论较大。1.对“荒漠化”概念的争论国外对荒漠化的定义,主要是从植被退化、生物潜力降低与破坏、生态系统退化、生产力衰退、环境退化、荒漠环境的蔓延以及土地退化等不同角度界定荒漠化的内涵^[3,4],如“荒漠化一直被用于描述包括半湿润与湿润和荒漠及有自然生物联系的森林地区的各种类型与形式的植被退化”^[5]等,其中从“土地退化”角度界定荒漠化的概念后来逐渐为大家接受,成为主流意见。即使如此,在该角度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如“荒漠化是指生产性土地转化并最终导致荒漠生态的土地退化过程的一个专门术语”^[6]、“荒漠化是在干旱、半干旱及干燥半湿润地区主要由于人类的不利影响引起的土地退化”^[7]和“‘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区的土地退化”^[8]等。国内进入90年代后才注重对荒漠化问题的研究,普遍认同荒漠化的实质就是土地退化,大多同意联合国有关组织所给出的“‘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区的土地退化”^[8]的定义,但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土地荒漠化是由于人为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破坏了脆弱的生态平衡,使原非荒漠的地区出现了类似荒漠景观,导致土地生产力破坏的土地退化过程”^[9]。2.对“沙漠化”概念的争论朱震达等首先定义“沙漠化乃是指在脆弱的生态系统下,由于人为过度的经济活动,破坏其平衡,使原非沙漠的地区出现了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过程”^[10],后经数次修订,近期提出“沙漠化乃是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和脆弱生态环境(干旱多风与沙质地表环境)相互作用造成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丧失,地表呈现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过程”^[11]。杨根生等则提出沙漠化是“在具有沙物质分布的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区,不同时间尺度下,以风为动力,参与其他条件作用的一系列气候地貌过程”^[12]。之后,董光荣等建议把引起争论的定义中的时间、地点和成因等限定条件去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过程”^[13]。再后,吴正认为沙漠化应是“在干旱、半干旱和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自然因素或受人为活动的影响,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平衡,使原非沙漠的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过程,以及在沙漠地区发生了沙漠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14]三、概念辨析1.荒漠化的定义及其基本含义“土地退化”是包括了土地系统组成、结构与功能退化以及景观格局变化的综合性概念,上述许多侧重点不同的“荒漠化”定义基本上均可归结于“土地退化”之中,如“植被退化”、“干旱化”、“生态系统退化”和“生态系统的衰竭化”基本上是土地系统组成或结构的退化,“生物潜力的降低与破坏”与“生产力衰退”通常是土地系统功能退化的主要指征,“荒漠环境的蔓延”等则一般是土地退化在景观格局上的表现方式。同时,与“环境退化”相比,用“土地退化”定义“荒漠化”应更为具体、准确和科学,如属于“环境”的海洋是难以与荒漠化联系起来的。因此,从“土地退化”角度定义荒漠化已基本上为大家所接受。同时,分析上述利用“土地退化”说明荒漠化概念的几个定义,Dregne给出的定义(见本页左栏第4行)并没有对其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说明;UNEP 1991年的定义对荒漠化成因的说明并不确切;朱震达等的定义侧重于“景观”的描述,但荒漠化与荒漠景观并无必然的联系,而且定义中缺乏对荒漠化时空尺度的界定。比较之下,“荒漠化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所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区的土地退化”这一定义则比较全面、确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应以此对荒漠化概念进行科学界定。根据该定义,“荒漠化”概念具有以下基本含义：时间上,发生于人类历史时期;空间上,发生于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实质上,是指由于使用土地或一种营力或数种营力结合致使特定地域各类土地的生物或经济生产力和复杂性下降或丧失;成因上,主要是由气候变化、人类活动造成的;内容上,包括风蚀、水蚀致使土壤物质流失,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或经济特性退化,自然植被的长期丧失;后果上,导致土地生物生产量的减少,土地生产潜力的衰退,土地资源的丧失,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2.沙漠化的定义及其基本含义国内对沙漠化定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沙漠化”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还是一个受到人为影响的“退化过程”的不同认识,从沙漠化过程自身特征出发应该把“沙漠化”看作是一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人为过程”,并危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退化过程”。因为,首先,沙漠化与沙漠是分属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二者关系密切,可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和区域对应,沙漠与沙漠化土地也是性质不同的土地系统,不应将其等同起来。其次,沙漠形成和演变于大时空尺度,而沙漠化土地的形成与发展在区域自然环境并无大的变迁、在1×10¹年的时间尺度内就会产生极为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沙漠化土地分布与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变化的不相适应,表明二者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这仅靠过去的单纯自然环境变迁理论是不可能给予明确解释的,必须从自然变化和人为活动及其相互作用中去寻找原因,就要求在研究中应将沙漠化从沙漠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中区分出来。再次,现今沙漠化土地迅速蔓延,程度逐渐加剧,构成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威胁,社会实践上亦要求能对这一现象进行专门研究并作出科学解释。因此,沙漠化与沙漠形成演化虽然联系紧密,但严格来说二者在分布、时间、成因、发展过程、结果及表现方式等方面均有本质性的区别和差异,应将其科学地区分开来。相比之下,利用“退化过程”定义沙漠化,就能将其区别于沙漠形成演化的特征有一个较全面的、代表性的反映,适应学科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是,现有利用“退化过程”表述沙漠化概念的定义,叙述比较繁杂,对其风沙活动这一本质特征阐述不够,特别是在当前大量事实证明沙漠化成因具有多解性和时空性情况下仍界定其是人为成因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定义亦没有将沙漠化的时空尺度予以说明。因此,考虑以上方面,借鉴联合国对荒漠化的定义,可较简单地将沙漠化定义为：在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内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等因素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过程。根据这一定义,可将沙漠化概念的基本含义概括如下：时间上,发生于人类历史时期;空间上,发生于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实质上,是有时空等条件限定的一种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过程;成因上,是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内容上,包括风力作用下的土地风蚀、风沙流、流沙堆积、沙丘活化与前移等一系列过程;景观上,是一个以风沙活动及其造成的地表形态为景观标志的渐变过程,最终大多形成类似沙漠的景观;结果上,地表逐渐为风蚀地、粗化地、流动沙(丘)地等侵占,造成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生产潜力衰退和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丧失等。3.荒漠化、沙漠化、土地沙化与风沙化的联系与区别分析业已表明,荒漠化的内容要比沙漠化广泛得多,如根据外营力的不同将其归纳为风力的、水力的、化学的和物理的四种荒漠化类型,在我国主要有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土壤盐渍化、植被长期退化以及土壤理化特性或经济特性退化等类型,故沙漠化——风蚀荒漠化仅是荒漠化的主要内容或类型之一,又称沙质荒漠化,荒漠化与沙漠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早期由于国内翻译的习惯,长期将“荒漠化(desertification)”译作“沙漠化”,造成了“荒漠化”与“沙漠化”概念的混淆,之后为了对二者加以区分又提出用“广义沙漠化”表示“荒漠化”,用“狭义沙漠化”表示国内一般意义上的“沙漠化”,但随着后期“荒漠化”概念逐步得到公认,也为与国际研究接轨,近期这两个概念已基本不再使用,普遍接受和运用“荒漠化”与“沙漠化”概念。在国内文献中“土地沙化”、“土壤沙化”与“沙化”常被看作是同义词,即“沙化(sandification)”。但对“沙化”的理解有少许分歧,一般认为“沙化”是指受外营力(风力、水力、重力等)作用地表组成物质中细粒部分损失或外来沙砾覆盖原有地表而出现的地表粗化过程,也有学者将其狭义地理解为受风力作用地表组成物质中细粒部分损失或外来沙粒覆盖原有地表而出现的地表粗化过程^[15]。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沙化”都与“沙漠化”有着本质性的差别,首先在时空尺度上“沙化”没有类似“沙漠化”的时空限定,“沙化”可以发生于任何自然地带和时期;其次,在作用营力上“沙化”可能会是风力、水力、重力等多种营力单个或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沙漠化”则仅是风力作用的结果;再次,在内容上“沙漠化”的土地风蚀、风沙流、流沙堆积、沙丘活化与前移等一系列过程与“沙化”过程并无完全的对应关系,“沙漠化”的部分过程属于“沙化”,但“沙化”的过程即使是风力作用下的沙化过程也并不包含“沙漠化”的所有过程,如风蚀劣地并不一定代表地表的粗化。因此,“沙化”应是一个内涵较“沙漠化”广泛的概念,“沙漠化”至多仅是“沙化”的过程与内容之一,或“沙化”仅可能是沙漠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风沙化(wind sandification)”其实是“风蚀沙化”的简称,其具有与狭义理解的“沙化”相同的含义,故“风沙化”与“沙漠化”过程在时间、空间以及成因上并不相同,尤其是在时空尺度上有着严格的区别,如海岸风沙等湿润半湿润地区风沙活动并形成风沙地貌景观的“风沙化”过程并不属“沙漠化”过程,只有历史时期内发生于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的“风沙化”属于“沙漠化”范畴,但又非所有的“沙漠化”过程都包含在“风沙化”范畴内,“风沙化”与“沙漠化”应属交集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丹霞地貌定义的认知路线图

2009年第7届国际地貌学大会上,由大会主席提议,国际地貌学家协会批准设立"IAG丹霞地貌工作组".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丹霞"成功申遗.这两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土生土长的丹霞地貌走向了世界,登上了国际学术舞台.但是,丹霞地貌提出的原定义缺乏专业规范的科学表述,产生了不应有的认知误区,引起了后期丹霞地貌研究的...     

结合青藏高原东缘湖沼地震学研究进展浅议“震积岩”一词之去留

有关震积岩一词的去留,文章尝试从术语本身的含义和大家已经接受的含义出发,结合青藏高原东缘湖沼地震学研究进展,对震积岩的相关质疑提出了最新的解释。对比分析震积岩和地震岩,认为这两个术语虽接近,但含义存在明显的不同。震积岩是一个意义明确并广为大家接受的术语。     

《五藏山经》中矿物名称考释及其地理分布研究

《五藏山经》不仅是中国先秦时代重要的地理学著作，而且也是我国古代记述矿物学知识的重要著作，书中收录了89种矿物和岩石，并对其物理属性、分类和产地都有较为准确和全面的记述，特别是关于有用矿产产地和产状以及矿物共生的正确描述，关于利用自然的思想等记述充分说明了《五藏山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对矿产进行形态描述、类型划分和区域研究的古代典籍，代表着先秦时代我国矿物学达到的水平，成为中国古代矿物学知识的丰富宝库，其中保存了我国矿产地质学形成雏形时期的大量史料，是研究我国古代矿物分类和地理分布的历史依据，在我国地质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A validation study of a variable weighting algorithm for cluster analysis

De Soete (1986, 1988) proposed a variable weighting procedure when Euclidean distance is used as the dissimilarity measure with an ultrametric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 The algorithm produces weighted distances which approximate ultrametric distances as closely as possible in a least squares sense. The present simulation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 Soete procedure for an applications problem for which it was not originally intended. That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 algorithm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s which are irrelevant to the clustering present in the data. The simulation study examined the ability of the procedure to recover a variety of known underlying cluster structur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lgorithm is effective in identifying extraneous variables which do not contribu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ue cluster structure. Weights near 0.0 were typically assigned to such extraneous variables. Furthermore, the variable weighting procedure was not adversely e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other forms of error in the data. In general,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variable weighting procedure be used for applied analyses when Euclidean distance is employed with ultrametric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s.     

“小行星”探源

小行星是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而体积较小的天体。汉语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小行星”一词,1855年的《地理撮要》和《博物新编》是最早出现该词的两种文献。“小行星”应该是英语minor planet的汉译。     

Divisive Latent Class Modeling as a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for Categorical Data

Traditionally latent class (LC) analysis is used by applied researchers as a tool for identifying substantively meaningful clusters. More recently, LC models have also been used as a density estimation tool for categorical variables. We introduce a divisive LC (DLC) model as a density estimation tool that may offer several advantages in comparison to a standard LC model. When using an LC model for density estimatio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increasingly large LC models may have to be estimated before sufficient model-fit is achieved. A DLC model consists of a sequence of small LC models. Therefore, a DLC model can be estimated much faster and can easily utilize multiple processor cores, meaning that this model is more widely applicable and practical. In this study we describe the algorithm of fitting a DLC model, and discuss the various settings that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precision of a DLC model as a density estimation tool. These settings are illustrated using a synthetic data example, and the best performing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a real-data example. The generated data example showed that, using specific decision rules, a DLC model is able to correctly model complex associations amongst categorical variables.     

Using Neural Network Analysis to Define Methods of DINA Model Estimation for Small Sample Sizes

The DINA model is a commonly used model for obtaining diagnostic information. Like many other Diagnostic Classification Models (DCMs), it can require a large sample size to obtain reliable item and examinee parameter estimation. Neural Network (NN) analysis is a classification method that uses a training dataset for calibration. As a result, if this training dataset is determined theoretically, as was the case in Gierl’s attribute hierarchical method (AHM), the NN analysis does not have any sample size requirements. However, a NN approach does not provide traditional item parameters of a DCM or allow for item responses to influence test calibration. In this paper, the NN approach will be implemented for the DINA model estimation to explore its effectiveness as a classification method beyond its use in AHM. The accuracy of the NN approach across different sample sizes, item quality and Q-matrix complexity is described in the DINA model context. Then, a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 estimation algorithm and Join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is used to extend the NN approach so that item parameters associated with the DINA model are obtained while allowing examinee responses to influence the test calibration. The results derived by the NN, the combination of MCMC and NN (NN MCMC) and the combination of JMLE and NN ar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well-established Hierarchical MCMC procedure and JMLE with a uniform prior on the attribute profile to illustrate their strength and weakness.     

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肾病中文名称之商榷

给大鼠注射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所建立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PAN肾病),但在国内却多被误为“嘌呤霉素肾病”。本文就嘌呤霉素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的区别、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英文缩写的不同解读等予以辨析,并强调纠正这一流传多年的错误有助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