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查汝强同志的“答辩”——兼论有机细胞和细胞学说的科学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发表了查汝强同志题为“对刘兵等五同志《商榷》的答辩”的文章(以下简称查文)。文章就十六个方面的自然科学问题进行了“答辩”,据说是纠正了刘兵等五同志“在知识方面的某些缺陷和观点方面的某些错误”,并“显示出”了作者“对科学史的辩证分析能力”。为了能够从这一讨论中真正受到教益,笔者愿在这里就其中的第十二个问题(即所谓“关于十九世纪细胞的发展”问题)的“答辩”,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作者和广大读者。     

“有限而无边”是否就“不可超越”?

本刊于1986年第3期《问题讨论》专栏发表了仲维光向查汝强质疑的文章。此后查汝强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8期与本刊1986年第5期进行了答辩,并点名批评了许良英。本刊1987年第5期又发表了许良英答查汝强的文章;1987年第6期发表了韩增禄评查汝强的答辩的文章。与此同时和前后,《中国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也发表了与这一争论有关的文章。我们认为,这场争论贯彻执行了双百方针,有利于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发展。通过己发表的文章,争论双方的观点已经亮明,论证也已展开,广大读者对争论的内容已能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有的同志仍认为有的事实尚需澄清,有的问题仍需争辩。为了节省篇幅,并使讨论更为深入地进行,本刊暂决定作如下安排:(1)以后的答辩、争论文章一般均不超过2,000字,问题集中,针锋相对。别的报刊上已发表过的议论,请勿重复。(2)不发表学术闷题以外的争论。(3)要求争论双方发扬学者风度,相互尊重,措词庄重恳切,不用讥讽、嘲笑或贬低对方的词句。本刊过去在这些方面注意不够,是一个缺点,应该作自我批评。希望今后大家共同遵守,监督执行。     

是自然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的质疑

看了查汝强同志的两篇文章《自然界辩证法范畴体系设想》和《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丰富了辩证自然观》之后,感到非常困惑不解。从表面上看,这些堆砌了大量自然科学最新名词、构造了庞大体系的文章,是在以新的科学成就来丰富和发展自然辩证法     

扣帽子,费厄泼赖——兼答许良英、仲维光同志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3期上有两篇批评我的文章,一篇是仲维光同志的《是自然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的质疑》,一篇是许良英同志的《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刍议》。许良英同志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不提名地批评了我。我已经写了《是发展还是取消自然辩证法?——答仲维光同志》一文,作为对仲维光同志文章主要内容的答辩。在我的那一篇文章中,对仲维光同志文章全盘否定黑格尔自然哲学、反对对范畴体系问题的探索、取消自然辩证法、把宇宙无限论和物质结构无限可分论当作经院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为纪念恩格斯诞生160周年而作

恩格斯的光辉著作——《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传播已经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了。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出版了它的第一个中译本。三十年代中,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一群革命的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组成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进行革命的政治活动的同时,开始了关于自然辩证法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一九四○年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研究会发表《宣言》,以“开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的研究”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     

争论从何而来?分歧何在?——答查汝强同志,并对《历史理性论》作一点补充说明和两处文字更正

一年前,查汝强同志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专文,要同我公开论战。当时我不打算答辩,因为我觉得,问题很清楚,凡是稍有科学知识和能独立思考的人,都能作出自己的判断,用不着我多费笔墨。但是,由于在科学知识和逻辑思维之外出现了一种更为强大的外来力量。结果是,争论出现了一边例的局面,五、六个报刊上只见查汝强同志一人的文章,而别人反驳的文章一概不让刊登。甚至一     

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1963年10月18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曾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科学方法论问题。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作了题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报告。报告共分四部分: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和专门科学;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四、几点结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二部分的全文;第三和第四部分的全文《外国学术资料》1964年第二期已译载。伊利切夫在报告中从哲学上为苏共纲领和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綫吹嘘,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他称为“教条主义者”),全盘否定斯大材。在报告中也提出了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中产生的一些方法论问题,但是把方法论的研究归结为首先要消除“个人迷信”的影响。这篇东西,对于我们观察和了解苏联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方面的思想动向,是一个有用的材料。与此同时,我们还刊载会议上对该报告的讨论(与自然科学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和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的发言。     

关于“宇观”概念的讨论

本刊编辑部收到罗庆文同志的《宇观过程的本质——与戴文赛同志商榷》一稿,对戴文赛同志的两篇文章《宇观的物质过程》(原载《哲学研究》1962年第4期)、《宇观过程的特征》[原载《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第8卷第1期(1964年)]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北京学术界座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这种挑战是社会科学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十分重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去丰富和发展社会科学。九月上旬,《读书》编辑部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举办了“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座谈会,座谈会由《读书》杂志包遵信同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三十几位同志。     

再谈牛顿研究——答阎康年同志

读到本刊1991年第4期阎康年同志《关于牛顿的引力和颜色理论及质量概念的说明》(以下简称“阎文”),对我在本刊1991年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牛顿的色散研究和质量定义》(以下简称“前文”)中对他的《牛顿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以下简称“阎书”)的批评提出反驳,认为前文“不少地方存在明显误解和错误……,更改引文,曲解原意却恣意引伸,然后强加于作者……无讨论余地”等等。今作简短答复如下:     

关于学术期刊与作者之间关系的一点感想

我的一篇小文章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见该刊2006年第4期《还学术以神圣性——从导师署名说起》）。发表的缘由是看到该刊关于“中国学术和教育：存在问题与救治之方”的征文，便把自己心中积郁了许久的一点想法写出并邮寄给该刊。     

中国人未能发现三段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与金观涛、刘青峰二同志商榷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1期发表了金观涛、刘青峰二同志的《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发现三段论?》一文(以下简称“金文”)。金、刘二同志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他们对问题的探讨也很有启发性。但金文认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发现三段论是因为他具备了严格区分同一性和类属性、“整体信息加工”原则这两个条件,而中国古代哲学家正是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未能发现三段论,对此本人不敢苟同,打算就此谈一点个人看法,以就正于金观涛、刘青峰二同志及逻辑史学界的同仁们。     

使用宏观概念来描述微观客体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兼答关洪同志

关洪同志在本刊1990年第5期上发表《只能用宏观概念来描述微观客体吗》一文,对我发表在同刊同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微观测量与量子力学的人类学特征》提出了商榷。我认为,这是就量子力学中使用经典概念的必要性和局限性这个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开展了一轮新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也是预料之中的。本文仅限于对关洪同志文章中提到的若干问题,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对一系列不应有的误解作必要的澄清。     

苏联哲学界关于自然辩证法能否成为独立的哲学科学的讨论(综合报道)

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于1963年第3期上,发表了Г.В.普拉托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合写的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见《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1期摘译)。今年苏联《哲学问题》又陆续发表了五篇文章(到第5期为止),对上文提出的有关问题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自然辩证法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科学而存在。讨论中主要涉及到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与体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

笔者近期参加了由山西大学科技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这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 ,这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对中心受教育部社政司委托所制定的“科学技术哲学‘十五’科研规划”进行审定。笔者在此无意对这一规划本身提出任何具体的意见 ,而只是想从更为一般的角度表明自己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定位”问题的一些想法。事实上 ,这一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成对于张功耀同志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 0 0 1年第一期上所发表的文章“哲学是什么 ?哲学家应该做些什么 ?”(以下简称为…     

再谈汉语姓名外译问题

《科技术语研究》2 0 0 0年第 1期发表了笔者等人吁请解决中文姓名外译混乱的 4篇文章之后 ,在 2 0 0 2年第 2期又集中发表了 10多篇有关论文 ,反映了不同领域的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使中文姓名外译问题得到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讨论。看了这些文章之后 ,笔者受到很大启发 ,而感受最深 ,或者说认为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与大家进一步交流。一、汉语拼音是规范中国人姓名外译的基础许多文章的作者都认为 1974年 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拼写法”(以下简称“拼音法”)基本上是科学、合理和容易接受的。它在规范中国…     

《“苏埃玛”——一个机械人的故事》一文宣扬了什么观点?

编辑同志: 我读过贵刊1963年第1期上所载陆叁同志《围绕控制论科学成就的思想斗争》一文后,联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科学幻想小说《“苏埃玛”——一个机械人的故事》(安·德涅普罗夫著,《科学画报》1963年1—3期曾节译刊载),使我认识到这篇小说缺乏应有的科学根据,宣扬了一系列极其错误的观点,在读者中起了不良的影响。这篇科学幻想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有一个科学家用电子元件、电动机等制造     

生物与其生活条件的统一性问题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7年第2期上,刊登了一篇冯玉明的文章,题目叫作“关於生物体与其生活条件的统一问题”。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我写过的一篇文章的论点而提出批判的。我的那篇文章发表在1955年5月18号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题目是“关於生物与其生活条件的辩证统一问题”。其中讨论了三个问题:(一)米丘林学说是怎样看待生物与其生活条件的关系的。(二)什么是生物发展的内部矛盾。(三)在生物特性的改变中生活条件是否起决定性作用。     

地学的几个有争论的理论问题

关于地学是不是一种独立的物质运动形态的问题,作者就Е.К.费德洛夫院士在《哲学问题》1962年第1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作者指出,凯德洛夫曾经把地质运动形态作为一个独立的运动形态提了出来,并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地学的对象、内容以及它同其他自然科学的联系。这是正确的。但是,费德洛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反对有地质运动形态的存在,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作者认为,想证明某一物质运动形态的是否存在,至少要判明是否存在下述三方面事实:第一、物     

陈元晖著文批判毕尔生和他的著作“科学入门”

陈元晖先生在新建设1958年第四期上发表一篇“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和他的著作“科学入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毕尔生的哲学观点.在这一分析中陈先生也批判了这个英国的马赫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歪曲.现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卡尔、毕尔生(Karl Peorson 1957-1936)是英国马赫主义者,他极力攻击唯物主义.”“毕尔生1884年任伦敦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教授,1911任伦敦大学第一任高尔通讲座优生学教授.他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