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学者:杨志强教授

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富矿地域,对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对理解和梳理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极为重要。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杨志强教授就是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较有影响力的成果。杨志强教授1962年6月生于贵州贵阳,苗族,籍贯为贵州省黄平县人。他于1983年获得中央民族学院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至1989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师从民族学家陈永龄先生攻读"跨国界民族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由此从历史学转向民族学研究,在获得该方向民族学硕士学位之后,于1989年至1993年间在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开始从事贵州地域的民族文化研究。次年赴日本留学,开始海外求学生涯,依然将     

也谈民族学的发展问题

(一)无论中国或世界各国,有关民族学的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及实物)那是“古巳有之”,而且是极其丰富的。可以说,随着民族(这里指广义民族)的产生,就逐渐有了民族学资料的积累。民族学这门科学知识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在我国,民族学资料可说源远流长,比任何国家都丰富。不过,在民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我国民族学长期是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的。直到西方民族学传入我国,我国     

以勤补拙 透过语言看文化——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专家访谈录之“范宏贵专访”

范宏贵的教学与研究范围包括华南与东南亚某些相关的民族，涉及学科较多，有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其论文和著作是辛苦劳动、以勤补拙得来的，在壮泰族群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上，结出硕果，惠及学术和社会。     

古代文化传播研究:古老与年轻的交融——以广西古代汉文化传播研究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研究糅合了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传播学等新老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本文以广西古代汉文化传播为例,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古代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方法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杜荣坤研究员

杜荣坤研究员1935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多年从事民族研究工作,是我国民族学及民族史学家,在西北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以及民族学研究方面造诣颇深,并以其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和管理能力,以及正直的人格,被连续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民族团体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副长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全国民族研究最高学术刊物《民族研究》主编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民族研究学科小组副组长等职。杜先生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著述丰硕。他曾参加《中国历史地     

民族文薈

关于民族学的术语问题中外对民族学这个术语众说不一,涉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国内学术界最早采用民族学这个名词并倡导这门科学的是蔡元培,他于1926年写过《说民族学》一文。民族学家杨坤认为民族学一词是从外文翻译来的,最初译为民种学或人种学。他称民族学一般说来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即广义的民族而言,除去     

人类学家罗康隆教授

在湖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和湖南省跨世纪“121”工程入选人中有一位由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青年人类学家,他就是湖南吉首大学的罗康隆教授。罗康隆教授于1965年出生在贵州天柱县,苗族。他先后就读于贵州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2003年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95年为助理研究员,1998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2001年晋升为研究员、教授。现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重点学科——民族学学科建设带头人,湖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湖南省民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首届“百…     

文化传播与传播论派──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研究之三

近年来，传播论派的主张又沉渣泛起。迄今在我国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诸多研究领域仍然依恋着传播论者所主张文化历史研究法，实质上是为外国学者早已唾弃的传播论叫好。在全面讨论文化人类学方法论时，有必要旧话重提，就传播论的理论进行介绍，并对中国部分学者的研究实践予以评述。     

经济建设与文化互动问题——“南昆铁路建设及其沿线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考察”简要报告与讨论

:随着西部大开发伟大战略的实施 ,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将面对新的课题———经济建设与文化互动问题。本刊以此为题刊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翁乃群先生主持的“南昆铁路建设及其沿线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考察”课题讨论会的发言。会上在京的人类学、历史学及民间文化研究的部分学者对经济建设与文化互动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其焦点是修建铁路给沿线人民心理上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即地方文化对经济建设的反应和冲撞。与会者所讨论的这类问题 ,对今后在西部大开发中人类学、民族学的考察和研究都有有益的启示 ,特全文发表 ,以飨读者     

抗战期间华西协合大学对西南民族语言的认识与研究——以《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为例

民族语言的研究是华西协合大学的重要学脉。抗战期间,以闻宥为代表的众多中外学者借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开展语言研究。通过积极开展田野调查,综合运用语言学、民族学及历史学等理论知识,研究民族语言,探析民族学问题。同时,该所发行《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扩大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学术影响,推动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努力创建与发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必须组织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规划,积极开展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文艺理论、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两年多来,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在制订民族学科研规划、开展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对民族学的对象、任务、研究范围、方法,以及创建与发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伟大意义认识不一致,也影响民族学的深入研究。最近,我国著名民族学专家杨堃教授在《论民     

论广西汉族发展与汉民族研究问题

汉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开展汉民族研究之重要性已日渐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甚至引起国外学者的呼吁。开展汉民族研究有多种途径,笔者以为,加强对汉族的民族学研究是当前汉民族研究的中心问题。只有从民族学的角度,在加强对少数民族研究的同时,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使二者相结合,进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比较研究,才能使汉族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个观点,笔者曾有专文记述(参见拙文《浅议加强汉族的民族学研究》,载于《民族研究》1987年6期),在首届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亦得到诸多学者之赞同。但由于篇幅及论题所限,有些论点尚未能充分展开。广西汉族的发展,可以说在汉族发展过程中具有某种典型意义,本文将以此为专题,对开展汉民族研究问题再作若干探析。     

人类学家许宪隆教授

封面学者中部,一个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备受瞩目的学术团队正在崛起!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正是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民族学博物馆馆长、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许宪隆教授。许宪隆教授于1964年11月24日生于安徽寿县,回族。1986年毕业于中南民族     

政治系同学积极开展民族学业余研究

我院政治系七七、七八级部分同学自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后,对民族学有浓烈兴趣。于两年内先后建立了四个业余研究小组,目前已有组员四十四人。均被广西民族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其中的十人还加入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这些同学在学院、政治系、科研处和民族研究室预导的关怀下,在周光大老师的具体指导下,积极开展民族学的业余研究,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从“天子之老”到“老子”——刍议李耳为何被称为“老子”

关于老子的姓氏以及李耳为何被称为老子,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不少学者从历史学、音韵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多个角度,对老子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着力文字学提供的信息,从"老"的古意和衍生意这一视角,结合春秋时期中国文化与礼制特点,探索并揭示"李耳为何被称为老子"这一历史悬案的新路径。     

李富强主编的《中国壮学(第一辑)》出版

壮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边缘学科,集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生态学等于一体。该书由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策划组稿,围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壮泰族群发展"这一主题,分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壮族历史文化与民族关系研究""壮族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     

马曜先生的民族研究:以“直接过渡”理论为中心的分析

马曜先生是20世纪云南杰出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在民族研究方面,主要涉及民族史学和民族学等领域,且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他首倡的“直接过渡”理论被有关部门采纳,成为党确定民族方针、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据,直接影响了云南民族政策的制定和云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其意义深远。     

中亚地域界说辨析

研究中亚史，首先必须划定中亚地区的界线，明确中亚一词的范围，可是，目前研究中亚史的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却是众说纷纭，歧见丛生。本文拟作一次搜寻扫描，对各种界说试以排比诸说，校核质疑，谨呈之于前辈及学界同仁，乞望教正。在学术界，影响较大提出较早的有德国著名学者洪堡。他认为中亚包括里海到兴安岭、阿尔泰山到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带。与之正成对照的是另一端的看法，认为中亚主要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这种说法也流传甚广。王治来教授在《中亚史》一书里中肯地评价说，前者失之太广，后者失之太窄。［1］他还指出：“在…     

劳费尔中亚古代语言文字研究浅介——以吐火罗语、藏语、西夏语为例

美国语言学家伯托尔德·劳费尔对中亚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以其对吐火罗语、藏文、西夏文发表的三种成果为代表,内容涉及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外来词ri、汉语中的吐火罗语外来词"阿魏"、藏文书写形成时间与藏文语源、西夏文音韵学与句法结构等丰富内容,由此可窥其在语言学研究上重细节与实证、与历史学相结合、跨学科、立足科学的研究方法等特点。     

20世纪70年代前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史评述

民族植物学拥有两大属性:民族学属性和科学属性,并将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本文之所以评述20世纪70年代前的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史,对照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民族植物学的描述式方法不再成为主流研究方法,转向实验室研究.但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并质疑只强调科学属性的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强调20世纪70年代前的历史,呼吁的是民族植物学的民族学特征不能被忽略,只从纯粹的植物学角度进行植物资源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其结果往往是不客观,非全面的.这样的做法是值得质疑的!此外,本文想表明,民族植物学成为传统知识被西方所谓普适知识接纳的成功案例,这成为少数民族知识国际化的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