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股权类型制衡度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当前国家对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治理关系。国企关系中,国有股东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纯粹的经济追求存在冲突与差异,构成了异质委托的特殊情境。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不同权力制衡,及其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机理,可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及国企治理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实证揭示了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差异,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滞后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动态作用机理。发现外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个人股东及机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均和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和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效应,而且企业社会责任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显著滞后性。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管激励与股价波动

为避免股权被平仓的风险,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应该有动机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现有文献对此虽有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具体机制的探讨也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负相关关系及其具体机制与路径,并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的股价波动确实显著降低;为了维持短期股价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会增加公司高管的短期薪酬,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高管激励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平滑作用并不是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大股东掏空来实现的.异质性结果也说明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都更为敏感.本文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作用及其机理,从理论上对股价波动文献进行了补充,并为外部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企业行为与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企业行为理论、管理层激励理论以及技术创新理论为依据,以研发投入为切入点,从企业行为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两者共同作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三个层次讨论了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并提出11项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行为中组织冗余、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而破产风险负向影响研发投入;管理层股权激励中,过低的管理层持股水平会负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股票期权激励会正向影响研发投入;从交互效应来看,破产风险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交互项对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受目前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倒挂的影响,绩效落差与股权激励的交互项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两种理论之间共同作用的存在,表明一个更复杂的研发投资组织模式,企业行为、决策流程与公司治理的相互交叉融合。     

融券卖空机制能够约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融资融券标的股票分步扩容为自然实验事件，选取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卖空机制引入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意愿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融券卖空交易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由机制检验结果发现，融券机制通过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来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并促进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支持卖空机制的“信息增益效应”和“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行业竞争度较高及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抑制股权质押行为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认识融券卖空机制的市场功能，为科学规范中国资本市场股权质押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内部人寻租的扭曲性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基于内部人控制和寻租均能导致企业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成因阐释,在两层代理框架下构建了国有上市公司部门经营者寻租所导致的扭曲性过度投资行为模型.模型研究和扩展分析表明:1)企业内部生产部门的低效性直接驱动了其经营者的寻租行为;2)在国有股权虚置和内部人控制下,国有代理人采用股权融资资金补偿经营者寻租的外部选择权,引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3)经营者寻租和国有代理人补偿行为的相互作用,使得资金在企业高效和低效部门之间的配置产生结构性扭曲,容易形成越低效越寻租,越寻租越过度投资,越过度投资越低效的恶性循环机制.     

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分析

以我国2004～2015年沪深股市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利用Richardson投资支出及其残差模型,研究了在不同股权结构下上市家族企业股权激励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改善家族企业投资行为;一方面,上市家族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促使管理者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从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实施股权激励能够减少因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具体来讲,股权激励能够抑制家族企业过度投资,并减少投资不足,且股权激励强度水平越高,两种非效率投资的绝对水平越小。另外,本文还发现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能够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对投资行为的治理效果。在股权制衡度较高的企业中,股权激励抑制非效率投资的效果更显著;而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家族企业中,股权激励抑制非效率投资的效果受到了限制。     

负债融资、大股东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负债融资导致了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但同时负债融资对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也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大股东控制一方面减少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大股东也可能为谋取私有收益而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模型,并试图通过该模型来探讨负债融资对大股东控制公司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因谋取私有收益而导致过度投资的趋势就越弱;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从而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的柔性决策

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经理人往往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这种行为损害了股东利益.本文在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决策柔性和投资项目价值不确定的条件下研究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发现基于投资决策柔性时,经理人更倾向于过度投资,且要求更大的分成比例,进一步分析发现完善的市场机制、适度的股权集中及人力资本产权化可有效约束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     

国有股权、政府隐性担保与国有企业银行贷款

首先构建数学模型对国有企业国有股权通过政府隐性担保影响银行贷款的理论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国有股权经由政府隐性担保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隐性担保将对银行贷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国有股权与政府隐性担保和银行贷款之间都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隐性担保将在国有股权与银行贷款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相比于地方国企，政府隐性担保在中央国企国有股权对银行贷款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研究结果阐明了国有股权与政府隐性担保在国有企业银行贷款中的作用，为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规范政府隐性担保行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证证据。     

终极控制人对银行借款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

通过终极控制人的研究视角,基于国内外学者对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特殊的债务融资现状和制度背景,将银行借款从企业负债中单独区分出来,研究终极控制人的终极所有权、终极控制权与终极所有权的分离度、终极控制人性质对银行借款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并选用2004~2011年我国制造业非ST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两权分离度与企业银行借款短期比例显著负相关;终极所有权与银行借款短期比例显著负相关;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短期借款比例较高。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民营企业,两权分离度对国有企业的银行借款期限结构影响不大;在相同终极所有权的条件下,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

以2003～2017年A股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并且质押比例越高,调整速度越快。在考虑内生性等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弱的融资约束以及低杠杆水平会显著增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研究,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完善股权质押借款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示。     

投资者情绪与控股股东迎合——基于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在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下,考察控股股东是否迎合投资者情绪增加投资。使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控股股东存在情形下,投资者情绪依然与公司资本支出正相关,但是相关程度受到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在两权发生分离的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越高,控股股东迎合程度越强,不过民营控股股东的迎合程度并没有显著高于国有控股股东。     

国有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系统理论的视角

为适应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部分民营企业通过股权改革引入国有股权,从而实现企业股权结构的多元化,这种变化到底给企业绩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借助社会同一性和协同系统理论作为研究假设的基础,引入TMT的教育异质性和TMT的政治关联两个变量探讨了TMT政治特征和TMT教育特征对国有持股比例这一战略行为产生冲突效果的作用过程,进而找到影响国有股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因素     

企业产权关系、市场环境与非生产性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是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根源,所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以及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可能对非生产性支出具有重要影响。以2006～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产权关系为国有控股的企业,其非生产性支出显著低于产权关系为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具有政治联系产权关系的民营企业,其非生产性支出显著高于其他民营企业;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非生产性支出也越高。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探索分析了终极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行为的影响关系.选取2003--2006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中发生的85笔大额且控制股东地位发生变更的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中以大额股权转让溢价衡量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平均达到10.66%;以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水平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小;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与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存在统计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     

大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公司业绩

大量有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多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 且大多显示"利益输送"等负面结论, 中国公司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事实上, 在中国, 大股东作为独立法人大多具有其自身经营与财务行为(如近期普遍流行的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 这些行为将有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其影响机理及影响结果尚无定论. 结合大股东性质、融资约束等中国制度背景因素,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改善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 (1)与国有大股东相比,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等原因而大量采用股权质押融资策略; (2)股权质押行为与大股东持股比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相对于国有大股东,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及质押融资更强的"对赌"意愿, 其质押行为与持股比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3)与国有大股东不同, 民营大股东在质押股权后因担心控制权转移风险, 从而有更强激励来改善公司经营及业绩. 这也表明, 单纯从股权质押融资这一视角, 大股东(尤其是民营大股东)的财务行为可能日趋理性, 其存在并非一味为了"利益掏空".     

企业成长、管理者代理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

在Myers模型的基础上,将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纳入同一框架,建立了企业成长下的代理问题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分别在无外部融资约束及外部融资约束下,考察了管理者代理对公司资本配置低效的影响及随企业不断发展的变化,并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作用。模型揭示:随着企业不断成长,管理者代理导致的公司资本配置低效现象将发展变化,且受到公司融资约束状况的影响;同时,公司治理各机制对公司资本配置低效的治理效果也随企业成长而发生变化。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控制性股东,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控制性股东的风险转移和投资不足动机对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投资收益的边际波动为正的情形下,两种动机的抵消作用将抑制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规模间的负向关系;而在投资收益的边际波动为负的情形下,两种动机的同向作用加剧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规模间的负向关系.同时,这种负向关系还会随着控制性股东的持股比例加大而递增.     

价格管制环境下的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国际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支出的存在性、具体作用机理及其中国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对国内微观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部分是通过降低企业新增银行信贷资源的中介渠道来产生影响。2009年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拓展性分析表明,随着中国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国际油价波动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的负向影响变得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