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医学术语pneumonia与pneumonitis

根据国际权威工具书查证，作者认为，pneumonia主要用作肺实质病变的疾病名称，而pneumonitis是肺炎疾病潜在问题的一个征象，不特指一种疾病，只是“肺炎”的一个通俗名称，即肺组织炎症的一般性术语。     

医学人名冠名术语浅谈

西医医学术语中，常对解剖结构、疾病、手术、新原理、新方法、临床检验等术语冠以人名、地名、事件或事物名。其中，以真实的或虚构的人名构成的术语，称为人名冠名术语（eponym），其中有些是为了纪念在医学科技发展历史进程中作出贡献的人，而以其姓名命名；另有些冠名术语则是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对尚未立即探明和确定的术语，姑且暂以发现者或创造人，或人们熟悉的神名、小说主人公或病人的姓名来命名。     

医学人名冠名术语浅谈

西医医学术语中,常对解剖结构、疾病、手术、新原理、新方法、临床检验等术语冠以人名、地名、事件或事物名.其中,以真实的或虚构的人名构成的术语,称为人名冠名术语(eponym),其中有些是为了纪念在医学科技发展历史进程中作出贡献的人,而以其姓名命名;另有些冠名术语则是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对尚未立即探明和确定的术语,姑且暂以发现者或创造人,或人们熟悉的神名、小说主人公或病人的姓名来命名.     

医学术语审定程序与管理

术语是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每一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1〕。自然科学术语是进行科学技术交流的语言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各种信息成为人们进行新工作的依据,人们的活动常表现为以创造、积累、传播和利用信息为内容的循环过程。当今信息时代,只有掌握了信息资源才能有效地掌握自然资源。信息已成为人类新的基本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控制信息的存储和处理措施,比作为社会经济力量的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2〕。科技信息的传播必须借助于准确的术语才能进行。概念含糊不清的术语不适合计算机辨认的要求。在知识激增、信息量成倍增长的今天,自然科学技术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事。与全球性技术革命浪潮相适应的是,术语学(terminology)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运而生。术语学是专业合作与交流,以及知识与技术交流的基本工具^〔3〕。正如《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所指出：“自然科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对我国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概念的引进、科技文献编撰与检索、科技书刊出版、科技信息传递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4〕。医学术语是自然科学术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审定与统一必将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1986年7月1月,中华医学会医学名词办公室的建立,标志着医学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进入了新的里程。医学术语浩如烟海,数以十万计,除传统医学外,现代医学术语多由国外翻译而来。本世纪初,医学界前辈呕心沥血曾为创立一整套汉语医学术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5〕。由于历史的原因,自1957年出版《医学名词汇编》后,卅年来未再进行审定。新概念的引进与旧术语的混乱交织在一起,使目前的医学术语十分繁杂,妨碍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如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AIDS)与艾(爱)滋病并存,肝硬化与肝硬变通用。在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中,我们既强调所审定的术语要具有权威性,又强调集思广益,使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医学术语的审定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同一专业的人。中华医学会充分利用了人才荟萃并有56个专科学会的优势,由各专科学会组织本专科的审定小组,从而保证了该学科术语审定的权威性。在建立审定组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对于术语学原则的运用有了粗浅认识,并总结出有关医学术语审定的程序和管理方法。程序一：术语收集与初审。为保证术语工作的严谨性,人们非常重视制定术语学的工作方法。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7技术委员会竭力主张使用国际统一标准,特别是在术语词典的编纂方面。在术语工作中,几乎都奉行不依赖译文去建立双语术语的原则^〔6〕。术语是专业语言词汇,有别于普通语言词汇。必须重视术语和非术语的界线。术语在本质上就是名称和概念组成的语言统一体。术语学家是从概念出发去思考这个概念的名称是什么。术语学研究从规范性的角度出发,为保证科技交流的准确性,必须尽量消灭同义词。术语学家的工作是选择并确定一个最佳名称(术语标准化)或在至少一种语言中为某一尚未命名的概念创造一个名称(术语新词)^〔7〕。审定术语工作,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术语的收集,而术语的收集往往通过分析来实现。我国目前尚没有一支医学术语学的专业队伍。从现状看,某些医学家也将是医学术语学家。他们具备了本领域的专业知识,但多数人暂时还缺乏术语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在医学术语收集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对术语单元进行辨认,分清术语和普通词的区别。辨认通常要由划分来完成^〔8〕。例如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这一术语可以划分为先天性(congenital)和心脏病(heart disease)二个单元。各自又可组成其它术语。先天性,可组成先天性肾缺失(congenital absence of kid－ney)、先天性裂孔疝(congenital hiatus hernia);心脏病也可组成高血压性心脏病(hypertensive heart disease)、围产期心脏病(Peripartal heart disease)等。医学术语收集工作是由各专业审定组负责进行的。为了避免交叉重复,我们大体划分了各专业的分支领域。收词范围,大体确定在中华医学会的各专科学会所属专业领域之内。它不包括与中华医学会并立的其他生物口的一级学会所辖的各专业,如药物、中医、生物物理、生理、解剖、生物化学等。在医学专业内部,我们规定了预防、临床各科服从基础各科(如病理)的原则^〔9〕。初步确定各专业分支领域后,要求各专业审定组按照本专业的概念体系在主线上建立一专业树(或称领域树),使其专业术语置于一个整体概念之中,让每一术语在其系统中确定其准确的位置。以肝炎为例,如根据病因划分,可分为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再如病毒性肝炎,因病毒种类不同又可分为甲型病毒性肝炎、乙型病毒性肝炎、非甲非乙型病毒性肝炎……。在术语收集工作中,我们提出以国际疾病分类(ICD－9)和医学百科全书作为蓝本的建议。这样有利于国际交流和国内术语的规范化。术语收集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按照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关于审定名词术语的要求,强调按学科、专业体系收词,改变过去按英语字母顺序收词的习惯。为了更好地贯彻术语学单义性的原则,解决一个概念同时有几个名称的问题,我们设计了《医学术语及其曾用名称(包括缩略词)》卡片。要求一个概念一张卡片,使同义词集中反映在同一卡片上,便于审定术语时,做好同义词的统一工作。卡片分两面,正面为统一同义词用,背面为审定用。各为二大栏目,一为汉语名称,一为英语或拉丁语名称。卡片正面的栏目,既集合了同一概念的汉语名称,又集合了相应概念的英语名称。这为审定时作出最佳选择提供了依据。卡片背面是审定结果,分初审、复审和终审三栏,最下端为该术语的定义和必要的说明。正如加拿大术语学家G.隆多指出“术语卡片作为术语的记录、分类和传播最简便的方法出现了,它所附带的有用资料也最丰富”^〔10〕。在同义词的统一方面,卡片的作用是电子计算机所不能代替的。由于现代医学自国外传入,多数术语是非本源术语。我们这次审定的医学术语属“双语比较专题术语研究”的范畴。因此,它要求汉语与英语(或拉丁语)的名称所对应的概念完全相同,即逻辑学上所指的同一关系。否则,难以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会出现“指鹿为马”的谬误。在收集和填写术语卡片的基础上,按相关概念进行排列,整理出本学科的术语词条初稿。医学名词办公室将初稿复印若干份,分发给本专业审定组的每个成员。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召开审定组一系列审定会,进入该专业术语的初审阶段。把握术语初审的质量,是搞好名词审定工作的关键。我们坚持逐条审定的要求。每一术语的确定,审定组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在审定工作中始终要求贯彻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要求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坚持术语单义性原则,使名词准确地反映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些名词已不反映其概念时,就要坚决改正过来。如呼吸系病术语中有一条术语,多年来一直称为肺炎双球菌肺炎,现在发现其致病菌并非双球菌,而是肺炎链球菌。因此,呼吸系病审定组就将该术语定为肺炎链球菌肺炎。又如占我国死因顺位第5位的肺癌,其癌组织细胞源于支气管粘膜或腺体,本次审定时订正为支气管原癌(bronchogenic carcinoma)。在初审基础上,由审定组整理出按专业相关体系排列的初审稿交付打印。这一程序的完成一般来说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程序二：征求意见与专科学会常委会复审。我们将初审稿分发给全国各地从事该学科工作的专家,特别是该学科的学会委员。征求意见时,提出审定要求,特别强调各学科只审定本专业的基本术语,不是编工具书。这项工作我们得到各地专家的广泛支持,回收率在60～70%。各审定组根据各地反馈回来的意见,对初审稿进行复审,听取其中合理的意见。从我们对已完成初审稿的20个学科来看,每个学科初审词条约600条,其中有修改意见的词条占10%左右。以妇产科术语为例,初审稿共有625条,广泛征求意见,并经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常委会讨论,复审后的妇产科术语为610条,其中取消了72条,新增补了57条,修改了62条。实践中,我们认识到结合学术会议召开专科学会常委会,对该学科术语进行复审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中华医学会所属专科学会委员会是由国内该学科学术造诣很深的专家所组成,代表着不同学派的意见。他们对该学科术语的复审充分体现该学科的最高学术水平。同时,面对面进行磋商有异议的术语,比书面意见容易取得统一。一般来讲,凡是专科学会常委会复审通过的术语可以认为是该学科专业内部已取得一致认识的术语。这样审定的术语既可保证权威性,又可保证群众性,易于推广使用。专科学会常委会审定的术语还可利用该学会的中华系列杂志开辟专栏进行讨论,使该专科的读者广泛了解所定术语的含义,特别是有歧义的术语。由于术语审定工作目前尚无足够经费保证,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术语是行不通的。我们充分利用中华医学会每年将召开上百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之良机,花少量经费和时间取得较大的效益。通常只要花1～2天的时间就可以充分听取各地专家的意见,而且可以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呼吸系病学会常委会在审定该科术语时,用了一个半天加一个晚上的时间复审了该科全部术语,而且对个别名词作出重大修改。如“肺功能检查”,由于科学发展了,人们已发现肺不仅有呼吸功能而且还有分泌功能。所谓肺功能检查实际上只限于呼吸功能检查。因此,他们决定将“肺功能检查”正名为“呼吸功能检查”。在专科学会常委会审定的基础上,专科审定小组进行整理,填写医学术语卡片复审栏,形成复审稿。至此,可以说在本专业范围内已完成了该科术语的审定与统一的工作。程序三：相关学科之间的协调。医学是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它建立在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诸多基础学科之上。随着科学分工越来越细,属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新兴学科不断出现,使医学科学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系统科学表明任何事物都在系统之中。所谓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11〕。医学本身既是生物科学的子系统,又是囊括各医学专业的系统。医学大体可分为三大部分。一为基础医学,如病理学、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医学遗传学等。二为临床医学,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在临床学科中,又有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等不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一个内科学又相应分化出心血管病、呼吸系病、肾病、消化系病、内分泌病、肿瘤等众多学科。一个外科学相应分为骨科、心胸血管外科、整形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三为预防医学,包括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劳动卫生学和食品卫生学等。此外,围绕着临床医学尚有一系列为诊断、治疗服务的学科,如放射学、核医学、检验学等。由于服务对象不同而产生的军事医学、航海医学、急诊医学、法医学等。总而言之,在庞大的医学体系中,犹如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枝干交叉,网络纵横。在三维空间里,各学科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清。鉴于上述情况,医学各专业间所使用的医学术语相互交叉重复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某些情况下也难以确定该术语的归属。为了防止某一术语在不同医学专业中出现有不同命名的情况,我们反复强调副科服从主科、临床服从基础的原则,而且十分重视相关学科的协调工作。我们作了一些商定：如微生物原性的疾病,病因部分归口到微生物免疫学审定小组;病变性质归口到病理学审定小组;手术名称归口到外科审定组等。此外,我们重视开好专业相关学科的协调会,如肾病学与泌尿外科;消化系病与普通外科;心血管病与胸心血管外科;神经内科和精神科、神经外科等。召开相关学科协调会,有利于各专业间沟通信息、切磋共性的术语。从我们已召开的6次协调会来看,与会者本着探讨学术问题、尊重求实精神,各专业间取长补短,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如妇产科术语中原定绝经期综合征(menopansal syndrome),协调会上内分泌科与泌尿外科审定组的专家提出建议,考虑到男子也有更年期,统一定为更年期综合征(climacteric syndrome)更好。又如pe1vic exenteration,妇产科审定组原定为盆腔脏器切除术,协调会上,大家认为exenteration定为廓清较合适,因此,改为盆腔廓清术,与外科其他部位的廓清术相一致。我们强调协调的重点在于统一定名,而不硬性规定某一术语的归属,必要时也可出现在二个专业中。程序四：医学名词委员会审定。医学名词委员会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审定医学术语的权威性机构。它由国内知名专家组成,他们大多是各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在上述三个程序执行之后,由医学名词委员会审定的术语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更广泛的代表性。但是医学名词委员会尚不能解决生物学大体系中的交叉术语问题。限于医学名词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不可能解决与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学科交叉的问题。这一问题只能提交更高的层次——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来负责协调解决。医学术语审定工作既有学术性任务,如关于术语学原则的贯彻;又有组织管理任务。本文关于医学术语审定程序与管理的浅见,只能说是通过近二年从事医学名词办公室工作的一点体会。术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许多规律尚须进一步去探索,方法学还有待于在实践中去发展和创造。     

医学术语特性简议

医学术语具有单义性、系统性、形象性、简明性、国际性。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是科学理论成熟的标志。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技术基本用语的组成部分,主要用以标记、概括医学科学技术各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等,在医学科技领域中使用频率很高。随着人类对生命科学认识的深入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医学术语。有的医学术语如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由于疾病(疫情)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加之媒体的传播,而进入公众话语领域。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的特性,概言之：一、单义性单义性,即医学术语所表示的概念具有特定性,表意专一而精确。因为医学术语是表达某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的专有语汇。如“禽流感”和“鸡瘟”的区别,有关专家作了专门的解释。“鸡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禽流感的俗称,不仅禽流感,其他症状相似的禽类疾病也被人们统称为“鸡瘟”。事实上,“鸡瘟”还分为“真性鸡瘟”和“伪鸡瘟”,“真性鸡瘟”即禽流感,“伪鸡瘟”又被命名为“新城疫”。“新城疫”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均为RNA病毒,但禽流感病毒属正黏病毒科,“新城疫”病毒属副黏病毒科。可见作为术语的“禽流感”是边界更清楚的概念。从术语的比较而言,如“心律”与“心率”、“坏疽”与“坏死”、“代谢”与“代偿”、“抗体”与“抗原”、“孪缩”与“萎缩”等,每一组中术语表达的概念都各有特定性。探讨医学术语的生成方式,有助于认识医学术语的这一特性。1.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营造新概念任何一个医学术语的问世,都表达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术语的命名是科研工作者借助语言学的构词手段来限定词语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术语是具有名词性的词和词组,除单音节词外,还可以分为：①并列结构。如：呼吸、脂肪、震颤、搐搦、谵妄、拮抗、紫绀、妊娠等。②动宾结构。如：呕血、咯血、造影、导尿、灭菌、激活、灭活等。其中“激活”、“灭活”表示的是抽象的概念。③主谓结构。即中心词＋动词或形容词。如：腹泻、腹胀、腹痛、尿痛、尿急、尿频、尿闭、尿潴留、脑血栓、传导阻滞、心肌梗死等。④补充结构。如：渗出、阻断、充盈、摄入、纳差、曲张、膨出、膨隆、愈合等。⑤偏正结构。大量术语的构成方式是限制词或修饰词＋中心词。如：杆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布鲁菌属、埃博拉病毒、擦伤、刺伤、裂伤、切伤、单瘫、偏瘫、截瘫、交叉瘫、血象、血尿、血管瘤、心音、第一心音、第二心音、克山病、莱姆病、α受体、β受体等,通过对中心词的限定或修饰,使概念表达精确。⑥外来词的音译词。如：基因(gene)、休克(shock)、克隆(clone)、阿米巴(amoeba)、阿司匹林(aspirin)、卡那霉素(kanamicin)、普鲁卡因(procainum)等。无论采用何种构词方式,术语的单义性是显见的。2.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重新定义有一些医学术语与日常语言的词语形式相同,但所表示的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举例证之：①临床上常用阿托品治疗迷走神经过度兴奋所致窦房阻滞、房室传导阻滞等缓慢性心率失常,还可用于治疗继发于窦房结功能低下而出现的室性异位节律。②短时期内反复给予大剂量哌替啶能产生震颤、肌肉孪缩、反射亢进,以致惊厥等中枢兴奋等症状。③有些药物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却仅有微弱的效应力,当其单独作用时呈现较弱的激动作用,而当另有激动药存在时则呈现对抗作用,叫做部分激动药。在日常语言中,“兴奋”的涵义是“精神振作,情绪激动”。①、②中的“兴奋”则指“机能活动提高”(与之相反的是“抑制”)。“激动”在日常语言中的涵义是“感动、奋发”。③中的“激动”,表示的是药物“使受体兴奋”。可见术语“兴奋”、“激动”是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的重新定义。有一些日常语言中的词语被借用到医学术语中,如下列术语中加点的词——病灶、血浆、血清,疫苗、电泳、羊水、副作用、组织损伤、组织修复、迷走神经、迷路动脉、过敏反应、免疫应答、脂肪动员、放射治疗、介入疗法、抽动症、精神分裂症、小儿麻痹症等。这类术语中加点的词,尽管在文字形式上与日常语言相同,但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自然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且作为语素构成了新的术语,被借用的词则具有特殊的语言信息。二、系统性医学术语的系统性,表现为由一个术语(基础性名词)派生出许多具有逻辑相关性的术语。例如：“痛”派生出：绞痛、刺痛、隐痛、钝痛、闷痛、胀痛、酸痛、阵痛、刀割样痛、钻顶样痛、放射痛、牵涉痛、灼性痛,以及头痛、牙痛、胃痛、腹痛、腰痛等。“休克”派生出：心源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创伤性休克等。这说明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1]。术语的语义系统是某一科学理论所规定的概念系统,因此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据性。这是医学术语系统性的本质特征。探究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只有也必须以理据性作为认知与分析的基点。建构术语语义系统的主要逻辑方法是划分和限制。划分是把一个属概念分为若干个种概念。在这个术语系统中,若干表示同级种概念的术语之间是逻辑并列关系。例如,“心脏病”(属概念)分为：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梅毒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种概念)等。划分必须坚持同一标准,这是命名术语的原则。如,“炎症”(属概念)按病程分类,分为：急性炎症、亚急性炎症、慢性炎症(种概念);按病理分类,分为：变质性炎、渗出性炎、增生性炎、变态反应性炎症(种概念)等;而以“渗出性炎”作为下一级划分的属概念(上位概念),又分为：浆液性炎、纤维素性炎、化脓性炎、出血性炎、卡他性炎,是根据渗出液和病变特点分类。还可通过对某一术语(属概念)进行连续划分,来命名新的术语。如,先天性心血管疾病的术语系统：A.无分流类——单纯肺动脉口狭窄、原发性肺动脉扩张、主动脉口狭窄、主动脉弓及其分支畸形、右位心等;B.左至右分流类——心房间隔缺损、心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静脉畸形引流等;C.右至左分流类——先天性紫绀四联症、先天性紫绀三联症、艾生曼格综合征、大血管错位、三尖瓣闭锁等。在术语的概念系统中,每一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十分明确的。建构术语的语义系统还运用划分的另一种方法——二分法,即以对象有无某种属性来进行划分。如,特异性～、非特异性～,完全性～、不完全性～,均为一对矛盾关系的概念。限制是从外延较大的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概念的逻辑方法。限制只能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进行。如,贫血→溶血性贫血,通过一次增加属概念(贫血)的内涵过渡到种概念(溶血性贫血)。还可以通过多次限制,连续增加内涵的种差属性,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来命名术语。如,溶血性贫血→获得性溶血性贫血→自体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非免疫性继发性溶血性贫血等。此外,根据概念间的关系来命名术语。如,原发性～、继发性～,内源性～、外源性～,进行性～、退行性～,等。运用划分和限制的逻辑方法,构建起树状的术语系统。在医学术语的语义系统中,系统性和理据性反映的是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的关系。理解这一特性,不仅有利于条分缕析地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也为识记术语提供了联想的媒介。三、形象性形象性是医学术语有别于其他科学术语的显著特性。医学的研究对象门类繁多,形态、结构、性状、现象各异。为了真切地描述研究对象的表象特征,并从概念上给予科学的界定,由此产生了形象性术语。形象性术语是借助比喻的修辞手段来构词的。一种构词方式是直接使用比喻词对中心词加以修饰(A式),比喻词在中心词的前面(A－1式)或后面(A－2式),构成单义性的术语。例如：A－1式——丘脑、蛛网膜、蜗神经、滑车神经、喙突、犁骨、豌豆骨、扁桃体、钩端螺旋体、鞭虫、丘疹、玫瑰疹、蝴蝶斑、蜘蛛痣、草莓舌、麦粒肿、葡萄胎、奔马律、水泡音、醉酒步态、剪刀步态等。A－2式——肋弓、纵隔障、心室、心房、耳轮、耳屏、胸廓、囟门、肺泡、肺叶、子宫、卵巢、阴蒂、阴阜、肾盂、腹股沟、脑血栓等。另一种构词方式,是比喻词后加“样”、“状”、“型”、“形”、“式”等词缀,与中心词构成单义性术语(B式)。例如：水样便、地图样舌、粥样浆液便、干酪样坏死、杵状指、梭状指、桶状胸、鳞状上皮癌、管状呼吸音、O型腿、X型腿、K型腿、球形红细胞、镰刀形红细胞、爪形手、潮式呼吸等。A式和B式既突显了事物的表象特征,又表示科学概念,具有直观性。这一类形象性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了解形象性医学术语的构词方式,有助于对这一类术语的理解和记忆。四、简明性简明性,即构成术语的符号简约,表意明晰、准确,以求易懂、易记、易读和简化书写过程。简明性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在引进英语医学术语时,要进行符号系统的转变,即通过意译、音译、音义合译等方式来完成。医学术语的翻译也追求简明。意译在于准确译出原词的科学概念,例如：低血糖症hypoglycemia(hypo－低＋glyco-糖＋-emia血症)、咯血hemoptysis(hemo－“血液”的复合型＋-ptysis吐出)、止血hemostasis(hemo-＋-stasis停止)、消化不良dyspepsia(dys-障碍,异常＋-pepsia消化)等,译名可顾名思义,好懂、好记。按音定名(音译)的术语,一般音节较少、读来顺口。例如：lymph淋巴,morphine吗啡,porphyrin卟啉,clone克隆,nikethamide尼可刹米等,这类音译词中的汉字只具表音功能,而表达对象的专业特征则被突显出来。在术语的应用过程中,有些音译词又被意译词取代,如：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这种转化侧重于表意明晰、准确。比较起来,音义合译更有利于术语的简明。例如：gene pool译为“基因库”言简意赅;Addison’s disease艾迪生病(旧译“阿狄森病”)又称“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前者更为通用,也便于记忆。Calmette-Guerin vaccine译为“卡介苗”;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以其缩写AIDS定名为艾滋病,艾滋是AIDS的音译,病为类名。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缩写SARS既已成为国际化的术语,也可按此方法,采用“萨斯”或“萨斯病”作为中文译名。英语或拉丁语的缩写词是术语简明化的有效手段。例如：SD(sulfadiazinum磺胺嘧啶)、ACTH(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PC(acetylsalicylic acid,phenacetin,and caffeine复方阿司匹林)、BP(blood presure血压)、ESR(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血沉)、WBC(white blood cell白细胞)、RBC(red blood cell红细胞)、Ig(immunoglobulin免疫球蛋白)、DNA(deoxyribo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ECG(electrocardiogram心电图)等。有的术语音节过多,如,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phism(聚合酶链反应与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其缩写词PCR-RFLP就十分简明。汉语医学术语大量引入英语或拉丁语缩写词,体现了术语简明化的发展态势。拉丁字母加汉语词素的混形词在汉语医学术语中的使用日见增多,这无疑也是术语简明化的手段。例如;X线、B超、T波、P细胞、α受体、β受体、Q-T间期。非语言符号的运用更具有抽象性和简明性。例如：♂(雄性)、♀(雌性)、＋(阳性)、－(阴性)、↑(上升)、↓(下降)、G＋(革兰氏阳性菌)、G－(革兰氏阴性菌)等。需要注意的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简称。例如：乙型肝炎→乙肝、心室颤动→室颤、节制生育→节育、流行性感冒→流感、慢性支气管炎→慢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素、虹膜睫状体炎→虹膜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放射性同位素闪烁扫描术→同位素扫描,等。这一类简称,不仅减少了术语的字数,又讲究语义上的代表性和音节上的协调,是术语简明化的一种选择。但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缩略必须遵循汉语构词法的规则,恰当地提取出关键语素,以求不造成概念上的误解。因此,不是任何一个医学术语都可以缩略的。例如：流行性感冒缩略为流感,而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斑疹伤寒等却不能缩略。五、国际性医学术语不受地域、国别、民族、方言的限制。医学术语之所以具有国际性,源于医学术语的稳定、通用和统一。医学术语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每一个命名准确的术语,当其成为专业领域内公认的概念后,就具有稳定性。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把疟疾分为日发疟、间日疟、三日疟,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革兰氏染色(Gram’s stain)是丹麦细菌学家Christian Gram于1884年创立的,作为细菌学上最常用的鉴别染色法,该术语已使用了100余年。费尔·A·卡森拉夫在1851年正式使用了“红斑狼疮”这个医学术语,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又提出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命名,但“红斑狼疮”作为基本名词使用至今。由此可见医学术语的稳定性之一斑。惟其稳定,就为它在国际上的通用奠定了基础。医学术语在国际上的通用,从本质上说,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规律性的认识。例如：水俣病系1956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所发现,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局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嗜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该疾病是以其发现地命名的。这个术语提供了对该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和鉴别诊断的标准,成为国际通用名词。又如西尼罗脑炎病毒、圣路易斯脑炎病毒、委内瑞拉出血热、巴西出血热、克山病等,均为冠以地名的术语。有些术语是以人名命名的,如：卡氏肺孢子菌、鲍特菌属、志贺菌属、贝纳柯克斯体、肥达反应、巴宾斯基征、布鲁津斯基征等。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人群命名,如1976年美国费城的一次退伍军人大会期间,爆发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肺炎,当时称为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区域命名,如森林脑炎。这一类术语并不因其命名方式而不具通用性,也没有人把它随意简化或替换。按照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对术语进行规定,以便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或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语言国际化的要求^[2]。2004年十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钟南山委员在紧急提案中建议将“非典”一词改称“SARS”,就像艾滋病用“AIDS”一样,或者用“SARS冠状病毒性肺炎”。从专业概念来看,SARS作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简称,它将发病的器官“呼吸道”及疾病的重要特征“严重”、“急性”、“综合征”进行了客观界定。“非典”(atypical pneumonia,简称ATP)和SARS是两个具有不同病原和学术内涵的名词^[3]。即使一个时期以来“非典”似乎俗成,但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有一些医学术语也有相对应的称谓,例如：早老性痴呆/老年痴呆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此类称谓并未偏离其对应术语的概念,而“非典”则不然。从构词法来看,“非典”是不规范的缩略词。医学术语中有“非遗传变异”、“非特异性免疫”等名词,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中有“非军事区”、“非正义战争”等名词。难道这一类名词能够缩略成“非遗”、“非特”、“非军”、“非正”吗？关于“非典”的正名,《科技术语研究》杂志曾开辟了专栏讨论,并发表了编辑部署名文章,强调科学名词的规范性。笔者认为,从历时角度看,“非典”是在既往特定时期产生的名词,诚如钟南山院士所言,它“特别不具备特定性”。SARS是WHO正式命名的专业术语。因此,在术语的命名和使用方面,必须遵循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并有利于国际交流。然而迄今媒体上仍在交替使用“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非典”的称谓,甚至某报同一版两篇消息的标题和正文,一篇称“SARS”,一篇称“非典”。可见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决不限于学术界和专业领域。术语的规范化包括命名和使用两个方面。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统一术语的名称和书写形式,或淘汰一些非规范化词,以利于国际交流,是势所必然。在这方面,也应加大语言文字法的执法力度和行政干预的力度。     

有关医学术语的思考与商榷

2000~2004年翻译《西氏内科学》(Cecil Text-book ofMedicine)第21版全书,经常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下面是有关科技术语方面的一些情况:一、关于人名术语我的老同学、微生物学家赵乃昕教授寄来他和中科院微生物所程光胜先生的大作:《关于细菌名称汉译的一个问题》(见《微生物通     

有关医学术语的思考与商榷

2000～2004年翻译《西氏内科学》(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第21版全书,经常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下面是有关科技术语方面的一些情况：一、关于人名术语我的老同学、微生物学家赵乃昕教授寄来他和中科院微生物所程光胜先生的大作：《关于细菌名称汉译的一个问题》(见《微生物通报》30(3)：115-116,2003),建议对以人名命名的细菌属名,汉译时应加“氏”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特别是文中指出“人名的使用除了作为一个符号,也是对前人工作的一个纪念。”真是仁者之言。犹忆“史无前例”时,要彻底批倒批臭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求把一切以人名命名的术语,全部“打倒”。此事不仅做得蛮横,其实也极无知。科技领域的众多人名术语,早已熔铸在科技的殿堂中,成为现代科技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部分,不是哪个人所能消灭的。好在那是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文化的声音没有了,音乐的声音没有了,科学的声音也没有了。没有人做科研,也没有人写科研论文,也就由它“取消”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些禁锢都没有了,乃昕教授重申此议,我以为是很好的倡议。但是人名术语加“氏”的建议,又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许微生物领域中,比较好办,人名都是发现者本人,加“氏”就行了。但在医学其他领域中,并非都是如此。例如人们熟知的Pickwickian syndrome,此处人名是借用狄更斯名著《匹克威克外传》中人物Pickwick,如译Pickwick氏综合征,似有不妥;对此我是译成“匹克威克型综合征”。又如non-Hodgkin's lymphoma,如循例译为“非Hodgkin氏淋巴瘤”,似亦未尽其义,故亦译作“非Hodgkin型淋巴瘤”。还有些人名术语是以病人姓氏命名的,如第一株通过体外培养能传代的人类肿瘤细胞,是1951年G.O.Gay从患者Henrietta Lacks的子宫颈癌分离到的,后来就以患者姓氏命名为HeLa细胞,而非Gay氏细胞。如果对HeLa加“氏”,似亦未妥。对此我觉得只宜含糊过去,就是“HeLa细胞”,把HeLa看做一个符号或标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因此我常常省略“氏”字,其实是藏拙的做法。不过乃昕所提微生物名称中的人名加氏问题,应该是可行的。但在具体做法上,仍有可议之处。因为很多微生物的“属”和“种”,都是人名。如Rickettsia rickettsii,如译作“立克次氏立克次氏体”,固无不可,终觉累赘,也不上口。对此我的做法是属名音译,不加“氏”,种名取一字加“氏”,如译为“立氏立克次体”,“兰氏贾第虫”(Giardia lamblia)等。因为相对于“种”而言,“属”是较大的概念,也是更成熟的概念。科技术语里,对已很成熟的人名术语,实际上已融入该术语所寓含义,而不再视为人名了,所以也无须用大写字母,“属”名大写,是按分类学上“属”的要求,并非由于是人名。“Rickettsia”是“属”名,故“R”大写,而rickettsial pox(立克次体痘)无须大写;“Salmonella”是属名故大写,salmonellosis(沙门菌病)无须大写。作种名的姓氏,皆不大写。关于人名术语,似还有一个本应关注但尚未引起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常常把一些国际通行的人名术语,改为写实性术语。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可,如sphincter of Oddi,译作“胆道口括约肌”,Mullerian duct译作“副中肾管”,Sertoli's cell译作“支柱细胞”(睾丸),有时亦作“足细胞”或“滋养细胞”……如此等等。就是那个HeLa细胞,也有译为“人宫颈癌传代细胞”的。这些写实性术语,都没有错,全是好心,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担心人名术语不好记,因此要写实一下吗？外国人怎么就能记住呢？所以这条“理由”好像是不很充分的。当然也可以反问一下：你对用“写实”性术语代替人名术语颇具微词,又有什么理由呢？这理由就是：科学无国界,现代科学体系只有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的、地区的科学体系,因此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要与国际接轨。写实性术语肯定比人名术语更直观、更能说明问题,但是外国人看不懂。这点好像还不大要紧,毕竟外国人看汉语科技文献的机会不是很多的,既要看,你就要接受汉语的译法。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肯定要看国外的科技文献,这时他熟悉的那些写实性术语没有用,还是得熟悉人名术语。这个弯还是绕不过去的。所以愚以为：1)对人名术语,不要再用写实的方法来代替;2)已经沿用很久的写实性术语,还可沿用,但要附原文,如“副中肾管”(Mullerian duct)之类。将来最好不用这些“民族化”的“写实性术语”。二、关于药名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临床工作时,我所在的那个教学医院里,老一辈教授、主任们“正规化”理念很重,不能容忍任何“商品化”的术语。像早已风行全球的“阿司匹林”(aspirin),必得说“乙酰水杨酸”,因为“阿司匹林”是商品名。当时化学药品不多,结构也不是很复杂,所以这条规矩可以勉强维持下去。60年代以后,化学药品飞速发展,新药不断问世。临床医生工作繁忙,对药名只求其简,实在顾不上那个“正规化”了,所以meprobamate就叫“眠尔通”(miltown),不会去说更正规的“氨甲丙二酯”。早年译《希氏》第15版,初见治疗偏头痛的methysergide,查得的译名是“羟甲丙基甲基麦角酰胺”。这译名肯定是认真而准确的,但是几乎可以同样肯定的是：这样的译名是无法通用的。以后发现此药可译“美西麦角”,“美西”译音,“麦角”译义,何其简洁乃尔！真有如释重负、豁然开朗之感。这是卫生部药典委员会《药名词汇》给出的译名。我觉得在各种英汉药名辞书中,这本《药名词汇》是最实用的。它以音译为主,音义并译,使每个药名都不超过4个字,几能使人一读能诵,过目不忘。像“albutoin”译作“阿布妥因”,“metetoin”译为“美替妥因”,莫不如此;而“spiroperone”译为“螺哌隆”,把“spiro-”意译为“螺”,配以“-perone”“哌隆”的音译,真是神来之笔。类似实例,俯拾即是。但它又是很“正规”的,因为它是以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的《国际非专利药名》即《INN》(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s for Pharmaceutics)为依据编译的。这些年来我的案头一直放着这本辞书。当然也感到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一是音译要真正从音,即从原文准确读音,如“替考拉宁”宜为“太考拉宁”;又如“地芬诺酯”,以“酯”处理词尾是很好的,但“地”音偏离原音(“代”)。二是音译用字最好有个规范,比如从“平”(平声)从“简”(笔画)之类,即选择音译用字时,首取平声字;同样平声字中,首选笔画最少的平声字。有了这个规矩,就不致因为拿不准是“夫”还是“呋”,是“因”还是“英”而再去费时检索。早年看日文书刊,对他们以片假名拼写外来语的做法,不很习惯,其实由片假名还原为英文原文,比我们以汉语音义兼用的译名还原为原文还容易些。现在日文书刊对科技术语直接以原文排出,我以为是个好办法。三、现行译名的商榷有些已有甚至早有译名的术语,偶亦有可商榷处。如“东方马脑炎”(e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西方马脑脊髓炎”(western equine encephalomyelitis),沿用已久,但“东方”、“西方”之说容易引起误会(我的学生曾问过我：中国有没有“东方马脑炎”？),原文所指“东”、“西”,是指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而言,一个国家内部的方位,一般不用泛指的“东方”或“西方”,而是“东部”或“西部”(地区),故改作“东部马脑炎”和“西部马脑脊髓炎”也许更好。又如肌营养不良(muscular dystrophy)患者肌肉软弱是由于遗传突变,缺乏一种名为“dystrophin”的蛋白。这种蛋白有人译作“肌营养不良蛋白”。从原文字面看,这个译法不错。但这个蛋白是正常人应有的对肌膜是起增强作用,患者因无此蛋白而致肌营养不良。故用此译名,就会出现“正常人因有肌营养不良蛋白而不致发生肌营养不良;患者则因无肌营养不良蛋白而发生肌营养不良”的“说法”。故宜改为“抗肌萎缩蛋白”,这与原文字面似有不合,但为汉文计,只宜如此。毕竟译文是为我们中国读者服务的。还有一个常用词：“nephrosis”。“nephr(o)-”指“肾”,“-(o)sis”指“病”或“病态”,因此“nephrosis”常译作“肾病”,“nephrotic syndrome”译作“肾病综合征”。此说其实欠妥。中文“肾病”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各种肾脏疾病都应包括在内,英文表达这个概念的是nephropathy。而nephrosis则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以肾小管变性为特点的各种肾病,因此nephrosis应为“肾变病”,“nephotic syndrome”应为“肾变病综合征”,“变”寓“变性”,故不可少。四、诺贝尔奖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译作“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字面不错。“or”是选择性连词,每年授奖,生理学或医学范畴择一授奖,英文用“or”是很准确的。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的“或”字,读起来有点拗口。这件事似乎无关宏旨,但是考虑到诺奖的崇高地位,认真“讲究”一下,也不为过。说它拗口,是因为中国人说这样的意思时,是不会说“或”字的。原来汉语中应用连词的习惯,与英语有些不同。当我们说：“北京、上海、江西、湖北的医生,请到三楼报到”这句话时,一般不用连词,要用,也是用“和”,不大会用“或”。虽然一位来自北京的医生,不会又来自上海、湖北或江西。但是把这句译成英语,就得说：“Doctor(s) from Shanghai,Beijing,Jiangxi or Hubei…”只能用“or”。英语中并列的词,最后两个之间必须有连词,而“and”与“or”的选择是很严格的。中国人说这样的话,最大的可能是不用连词;如用,一般也是用“和”,不大会用“或”。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当我们以汉语翻译英语时,就是用汉语来表达英语传递的信息,表达方式应该是完全汉化的,合乎汉语的规范,而不是对号入座式的机械对应。所以这条诺奖的汉译方式有四：1.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2.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3.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愚意3为上选,4不可取。     

认知术语学主要理论与术语生成——以新冠肺炎命名为例

认知术语学是认知语言学与传统术语学的整合,代表着术语学研究的最新方向。从认知术语学角度来看,术语不仅是专业信息的载体和存储形式,更是人们基于范畴化、概念化后认知加工的结果。认知术语学顺应了语言学从规定性、描述性到阐释性的发展路径,新冠肺炎的命名充分说明了认知语言学主流理论如概念隐喻理论、概念转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框架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在术语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术语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完美契合。     

医学术语审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现代医学自十九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后,随之而来的是医学术语的翻译问题。道光14年(1835年)彼得·帕克(Peter.Parker)自美来华,次年在广州设立博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随着教会医院的不断建立,1886年,外国在华教会医院的医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博医会,(英文名称为：The 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Association)。这是在华的传教士医学团体。该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允许中国医师参加,控制着中国医学事业。当时的医校全用外语教学,俗称为英美派、德日派等。辛亥革命后,我国自办的医校和医院日益增多,1915年,颜福庆等一批爱国医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建会伊始,中华医学会即把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翌年2月,第一届大会设立了名词部,俞凤宾、唐乃安、刘瑞垣、周仲衡、王弼臣任名词部委员。同年2月12日俞凤宾等5人代表医学会出席江苏省教育会召开的医学名词第三次谈话会,决定由中华医学会、中国博医会、教育会和中国药学会等组织医学名词审查会。8月7日,中华医学会委派名词部委员周仲衡等5人出席第一次医学名词审查会,审定解剖学名词。由此开始了我国有史以来对现代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之后,每年均有医学术语的审查活动。直至1926年的十年间,中华医学会曾派出代表64人次,前后参加了12次医学术语的审查会,涉及的学科有：解剖学,化学、细菌学、组织学、病理学、寄生物学、生物化学、药学、生理学、有机化学、药理学、外科学、内科学等。(另见医学术语审定工作大事记)。1919年,原医学名词审查会改称为科学名词审查会。据中华医学杂志记载：科学名词审查会当时在呈教育部的文中称,“……科学名词审查会自民国三年由中西学术团体发起组织后,先从审查医学名词入手,定名医学名词审查会,嗣以医学名词与其他科学名词多互相关连之处,遂于(民国)七年大会议决扩充范围,改定今名”^〔1〕。中华医学会从组织上保证了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自1916年第一届大会设立名词部开始,曾在第二届(1917年)、第三届(1920年)、第四届(1922年)、第五届(1924年)、第七届(1928年)、第八届(1930年)大会均设立了名词部或名词委员会^〔2〕。由当时的知名医学家担任委员,使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3〕1924年2月11日中华医学会举行会务特别会议,俞凤宾医师报告医学名词审查情况。同年3月12日,中华医学会召开职员会议,决定前会长俞凤宾仍主持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方面的工作。1927年,周仲衡、沈信卿代表中华医学会,担任科学名词审查会基金保管委员。^〔3〕1934年第十届大会时,戚寿南医师在开幕词中提出中华医学会工作有三个重要使命,把审定医学名词、编辑杂志及举办各种短期医事进修班作为第一使命。1937年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与医学教育委员会及国立编译馆密切联络,再度成立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抗日战争期间,医学名词审定工作一度中止。五十年代初,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为求名词统一,便利研究、教学及编译、阅读医药卫生书刊之用,曾根据审定的草案,编订各科医学名词十余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陆续印行。”^〔4〕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名词汇编”,为我国现代医学术语的统一与审定工作打下了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卅年来,医学科学空前繁荣,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医学期刊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地增加。原有的医学术语已不适应当前医疗预防工作的需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受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一些以外国科学家命名的医学术语被废弃,造成了新的混乱。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语音差别极大,而且各地形成一些当地的医学术语的习惯名称。如肝硬化一词,在北方则称为肝硬变,而南方多用肝硬化。此外,由于医学专业众多,分工越来越细,各专业内部也形成了一套习惯用语,特别是缩略词问题更多,混乱得使不同专业的医师有时也难以理解。如将甲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为“甲肝”,将甲状腺功能亢进称为“甲亢”等。大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妨害了各相关专业的学术交流。由于近卅年没有进行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一些新出现的医学术语引进以后,常常受最初翻译者的汉语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如近年欧美等国为之谈虎色变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最初在国内报导时,采用了英语缩略词头AIDS的译音,译为“爱滋”,另加“病”字,即“爱滋病”。后来,有些学者认为此译法易引起误解,此病虽以同性恋者为多见,但并非没有例外,如有些儿童应用血制品后亦可发病,故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曾毅建议译为“艾滋病”为妥。这样同一种疾病就有了二种不同名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据说“银屑病”就有八九个同病异名,如牛皮癣、干癣等。在当前信息量成倍增加的时代,尤其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时,要求术语的名称与概念相一致,实行一对一的原则,便于计算机检索。这样做也可节省人们获取新信息的时间。从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言,单义性的医学术语可以提高单位时间内获得准确的最大量的信息。此外,在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中,迫切需要全国统一的医学术语。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学会编辑的中华系列医学杂志中,就碰到过不少涉及医学术语的问题。由于各作者用语不同,在同一本杂志上出现同一个概念有2个不同名称的现象,没有全国权威性的医学术语规范,杂志编辑也难以修改,只好按原稿出版。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广大医学科学工作者早有审定与统一医学术语的强烈愿望。1984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委员会,把审定与统一医学术语的工作摆到新的历史日程上来。1986年7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的推动下,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再次蓬勃开展起来,中华医学会会长吴阶平亲自担任医学名词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会长张侃、常务理事翁心植担任副主任委员,建立了医学名词办公室。我们依靠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学会,相应成立了各学科的术语审定小组。目前,已有126名医学专家担任各医学名词审定小组的成员。经过一年的努力,已有28个学科审定小组开展了本学科的术语审定工作,其中呼吸、耳鼻咽喉科、妇产科、泌尿外科、结检科、消化、内分泌、心血管、神经外科、传染科、血液病学、风湿病、内科、老年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肾病学各审定组,经过逐条审定,已初审出六千余词条。有些学科结合学术会议,广泛征求了全国同行的意见,进行了复审。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正在蓬勃开展着,受到国内医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中华医学会信息导报,为此开辟了医学术语探索栏,对有争议的词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华系列医学杂志如中华妇产科杂志亦开展了术语讨论。总之,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正方兴未艾,并逐步向纵深发展。全面开展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必将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为繁荣医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词源学角度谈医学术语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往往伴随着相关专业术语的不断创造与积累,西方医学源远流长,众多独特的医学术语背后聚焦着一段段曲折坎坷的医学发展历程.因此,深入追溯医学英语术语的词源(etymology)往往可触摸到西方医学发展、进步的脉搏,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细细品味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经过不断沉淀、筛选而保留至今的词汇,依旧能发掘出重要的现实意义.     

探索隐喻与医学英语词汇命名的关系

医学英语词汇的命名方法众多,比如人名地名命名、神话典故命名、会意命名、音译命名、隐喻命名。隐喻法借助生活中的常见事物代指深奥复杂的医学词汇,让人从熟知事物的特征上推知医学疾病或解剖结构的含义,具有简单直观的优势,所以自古以来医学研究者通过隐喻机制拓展出大量医学英语词。文章从隐喻视角出发,搜集挖掘了一系列医学英语词,希望对医学英语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从术语学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一词

拜读了沈国舫院士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准确》一文,我想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供专家们讨论时参考。术语学是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指称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语言符号。换句话说,术语背后一定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沈文引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生态”“环境”等术语的定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应该看作是对这些术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与普通语文词典对这些词作为一般词语的解释是不完全一样的。与后者相比,科学定义应对被定义的对象提供更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描述。当然,后者的解释即使不那么严密,不那么准确,也要保证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其次,术语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概念系统之中,它不会孤立地存在,它的科学定义总是受其他相关概念的制约。比如：“生态学”的定义就离不开“生物”“环境”以至“生态”等概念的定义。科学的术语系统是一环扣一环按严密的层次以及相互关系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把“生态环境建设”当作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来看待,如果这一表述确实存在概念重复等问题,而且,它又“纯粹是‘国产’的,与国际上通用的术语不接轨”,那么,对这个术语词恐怕只能采取沈院士提出的第二种处理办法,即“干脆改变这个名词的称谓,顺应国际上通用的词汇”。不然,由于术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点,这一术语存在的问题,肯定会波及其他相关术语,产生连带的负面影响。如沈文所说,在国际交流的场合,对类似“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样的说法,虽经多次解释,外国专家还是不能接受。这与其说是用词习惯问题,还不如说是科学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把科学性、标准化放在第一位考虑。这应该是术语规范与统一的一个原则。无视这一原则,轻则会造成概念混乱,妨害学术交流,重则甚至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按我的理解,沈院士的文章主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专业领域内术语的使用问题提出来的。若按第一种办法,即“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对中文名不作大的改动,但要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并提出要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偏差,然后寻找一组适当的外文对应词而不要硬译。”说不定会造成“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还可能给以后出现的相关术语的定名埋下隐患。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也应该予以考虑。术语学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虽然首先是科学的专用语言,但术语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与日常语言隔绝。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接近”(approximasion)成了语言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当术语进入日常言语交际时,它又可能发生“非术语化”现象。这时,它就不再具有(或部分失去)原来严密的术语概念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至少是其意义不再那么严格地受术语系统的制约,与该系统的联系也随之衰减、淡化了。于是,对这类术语词的科学严密性的要求也会相应放宽。沈文中提到的黄秉维院士最早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词语的场合,与沈院士在国际同行学者之间的交流相比,其性质就有所不同。前者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学术性交流。本来,“生态”(ecology)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其中是包括“环境”因素的。但进入日常语言之后,按《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态”一词的解释,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这与原来“生态”所指的“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还是有差别的,至少把“相互关系”笼统地解释成一种“状态”就带有较大的模糊性。但这是用自然语言作为释义的元语言在所难免的。其次,把各种相互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环境的关系,说成是“在一定环境下”也使环境因素在其中的分量弱化了。由于“生态”所包含的“环境”因素在语素上并没有体现,说不定“生态环境”的说法就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为了突出“环境”因素而说出来的。这与黄院士头脑中原来有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偏离,所以,他事后拿严格的科学概念衡量又觉得这一说法不妥。术语学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的规范与标准化应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而有所区别。对那些起规定作用的文本,如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推荐术语的文件、专业辞书,以及对科学论文等具有严格学术性的文本,应该有更强制性的要求。而对另外的一般言语交际场合,一般的文本,规定只能具有某种弹性,其容许度要放宽。顺着这个思路,沈文中提到的“我国各类文献”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以便区别对待？日常言语交际中术语使用的规范化,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总体文化科学素养水平。这个水平的提高应该成为一个长远努力的目标。     

中国古代钱币术语英译策略研究

中国古代钱币文化源远流长、绚烂多彩,钱币的命名更是意蕴深厚、耐人寻思。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钱币术语的特点,归纳了钱币术语现有英译名的四种策略,即“音译”“音译+直译”“音译+意译”“音译+注释”,并就与现行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不相符的音译、英译策略单一、英译名混乱等问题提出建议,推动我国古代钱币术语英译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进程,促进我国古代钱币文化的对外传播。     

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的原因与对策

摘要 为了解医学名词的使用现状,查阅了部分医学期刊目次页,发现仍有一些期刊在使用旧名。分析了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的原因。认为应充分重视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并提出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对策。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之一,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关心和重视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1]。近年来,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新学科、新理论、新概念、新技术不断出现,新名词也不断产生;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惯用的医学术语,使用上比较混乱;特别是计算机的推广使用,对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因此,医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已成为当务之急。自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以来,《医学名词》及《微生物学名词》、《生理学名词》、《人体解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组织学名词胚胎学名词》等逐年分批公布。国务院[国函(1987)]142号文指出,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单位应遵照执行^[2]。因此,医学名词的规范化可谓有据可查,有法可依。一、医学名词使用现状为了解医学名词规范使用的情况,笔者以《医学名词》中明确规定不再使用的旧名(曾用名)及相应的规范名词(现用名)为参照标准,随机查阅了36种医学期刊1999年第1～2期的目次页(中华牌、中国牌期刊及医学院校学报各1/3),发现问题不少,有些情况是令人吃惊的：36种期刊中,未查见旧名的期刊有7种(中华牌3种,中国牌2种,学报2种),仅占查阅期刊的19.4%,也就是说,多数期刊(81.6%)均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旧名。本文共查见旧名145处：中华牌39处,中国牌60处,学报46处,分别占查出旧名的26.9%、41.3%和31.7%(详见表1)。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旧名有：心肌梗塞(心肌梗死,括号内为规范名词,下同)、脑梗塞(脑梗死)、法乐四联症(法洛四联症)、血液动力学(血流动力学)、老年前期痴呆(阿尔茨海默病)、枯否细胞(库普弗细胞)、周期性麻痹(周期性瘫痪)、人工晶体(人工晶状体)、眼底镜(检眼镜)、眼内压(眼压)等。其中,某心血管病杂志及心脏病学杂志的目次页中,分别有8处及10处反复出现旧名“心肌梗塞”(前者第1期2处,第2期6处;后者第1期9处,第2期1处)。在某神经疾病杂志的目次页中有13处反复出现旧名“脑梗塞”(第1期11处,第2期2处)。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应引起重视并认真研究。本文虽然仅以不再使用的旧名及相应的规范名词为参照标准,而且仅限于目次页,有一定局限性,然而,落一叶而知秋,可想而知,若以业已公布的医学名词为参照,并查阅期刊全文,其结果不容乐观。二、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的原因医学名词难以规范,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即客观与主观方面。客观原因 医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仅就《医学名词》的审定工作而言,经医学各学科专家的艰苦劳动,历时十余载,成熟一批公布一批,至今尚未完全审定,可见这项工作的艰辛。由于医学名词是逐年公布的,不少编辑部未能及时得到新公布出版的《医学名词》。就期刊本身而言,尤其是综合性医学期刊,如医学院校学报等,其涵盖面广,分支学科多;而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新名词不断产生,旧名词在不断淘汰。作为期刊编辑,要做到全面了解及规范使用,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主观原因 有些作者抑或编辑,尤其是一些资深作者,往往坚持采用多年的习惯表达方式,不愿意接受规范化的医学名词。以“心肌梗塞”为例,根据疾病的病理情况及临床服从基础的原则,《医学名词》中将“myocardial infarction”定名为心肌梗死,并规定不再使用旧名“心肌梗塞”。笔者遵循这一规定,在改稿中将“心肌梗塞”改为“心肌梗死”。然而,有些作者难以接受,认为临床上习惯用“心肌梗塞”,因而在修改稿及校对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回为“心肌梗塞”。习惯势力,可见一斑。在查阅的医学期刊中,旧名出现频次较高的并非都是生疏冷僻之词,而是常见常用的一些名词;尤其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期刊,反复出现某些与本专业有关的旧名,可见不仅是作者,与编辑的习惯思维也不无关系。尤为重要的是,某些期刊的编辑对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重视不够。例如,某循环杂志本年度第1期目次页上涉及“心肌梗死”的条目较多(有8处),但无一处出现旧名“心肌梗塞”;始料未及的是,第2期凡涉及此名词的条目(4条)统统用的是旧名,可谓大起大伏。此外,在某些杂志的同一期同一页的目次表上,甚至是上下行,出现了旧名与规范名词混用的情况。如：某康复医学杂志第1期目次页出现“脑卒中”及其旧名“中风”混用;某神经疾病杂志第2期目次页的上下行条目中出现“脑梗死”及其旧名“脑梗塞”混用;某眼科杂志目次页出现“检眼镜”及其旧名“眼底镜”混用等。凡此种种,难免使读者感到迷惑,不能不说与期刊编辑对医学名词规范使用的重视程度有关。众所周知,目次页是期刊的窗口,内容的指南,也是编辑最为重视,为之斟字酌句之处。目次页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期刊天天与广大读者见面,读者、作者也无时无刻不在阅读及引用这些科技信息。作为编辑,如果在我们所编辑的期刊中仍有为数不少的不规范,甚至是已废弃的旧名,其后果是不良的。三、对策编辑要充分重视,加强学习医学 期刊是医学信息的重要传播媒体,医学期刊编辑要把宣传使用规范化医学名词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有关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一件大事。要通过我们编撰的医学期刊,使医学名词规范化的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覆盖面尽可能的大^[2]。要用好医学名词,就必须先学习和掌握规范名词。在医学名词规范化尚未得到广泛推广的今天,作者来稿中难免夹杂一些不规范用词,编辑只有在熟悉并掌握了大量规范名词的基础上,才能更多地发现和屏弃之,否则,很容易造成熟视无睹。“发现不规范名词→借助工具书查找、核实→使用规范名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只有多次地重复这一过程,才有可能得到提高。编辑部可以组织有关《医学名词》的业务学习,统一认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尽管医学名词量大难记,但只要充分重视,就可以积少成多,逐步熟悉。特别是《医学名词》中明确规定废弃不用的旧名,要重点了解,尽快记熟。只有通过认真学习,编辑自身熟悉了有关专业的医学名词,才有可能得心应手地修改作者稿件中的不规范名词;也只有编辑自身充分认识到医学名词必须规范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更好地与作者沟通,使之心悦诚服地弃“旧”从“新”。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应作为期刊质量评审指标之一 期刊的生命在于质量。“一本科技期刊运用多少规范化的科技名词成为衡量编刊质量的标志之一”^[2]。因此,在评价医学期刊的质量时,要像执行国家公布的各项国家标准一样,将其使用的规范化医学名词作为该刊的一项重要质量指标,并正式列入期刊审读、评比的标准,以激励、督促医学期刊质量的提高。在审读评比活动中,建议组成科技名词术语专家小组,将资深专家按各自专长组成专家小组,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医学期刊可按不同学科专门进行某一专项的审读。如果能得到编撰《医学名词》的各学科医学专家指导,当然是最理想的,这也是专家们所期盼的,使得经过他们呕心沥血才审定公布的规范名词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点带面,从中华医学期刊及专业性医学期刊开始 中华医学期刊是国内具权威性的医学期刊,其质量高,影响大;而且在专业上分门别类比较细,可能,也应该成为推行规范名词的表率。从本文查阅结果来看,中华牌医学期刊也好于其他两类期刊。笔者在与作者的交往中,了解到有作者对某些中华医学期刊未规范使用医学名词感到疑惑,进而怀疑《医学名词》规范化的必要性。由于中华医学杂志具有影响力,因此,在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方面,中华牌若做得好,可以起推动作用;反之,则产生负面效应,阻碍这一规范的实施。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期刊在推广使用规范名词方面也有其优势：(1)涉及该专业方向的医学名词相对于综合性医学期刊而言,数量较少,期刊编辑对本专业医学术语比较熟悉,实施起来,难度相对小些;(2)专业性期刊由于针对性强,更受医务人员青睐,一般来说,发行量比较大,影响也大。值得称道的是,有些期刊在规范使用医学名词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中华内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已开辟专栏,分期分批介绍该学科各专业方向的医学名词,为广大读者、作者以至编辑打开了一扇了解和熟悉医学名词的窗口。《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涉及糖尿病方面的名词较多,但笔者在查阅中未发现旧名,如“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等均为规范名词。《北京医科大学学报》、《上海医科大学学报》等虽为综合性期刊,覆盖面较大,但在笔者查阅范围内,未发现使用旧名。难能可贵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报》对一些非常见常用的名词也注意了规范使用,如“克罗恩病”(旧名为“克隆病”)等;《上海医科大学学报》甚至对推荐用名“癫”(非推荐用名为“癫痫”)也做到了用词严谨,这在查阅期刊中(即使是神经科专业期刊)尚不多见。多途径,多渠道,广为宣传,扩大影响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和作者尽快掌握国家颁布的医学名词,期刊编辑一方面要身体力行,不折不扣地严格使用规范名词;另一方面,要开拓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扩大影响。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方式是可行的：(1)期刊开辟《医学名词》介绍专栏,分期分批地介绍与本专业期刊有关的医学名词。此举对于作者与读者,是宣传;对于编辑本身,则是一个学习和熟悉过程。(2)在《稿约》中,像其他各项国标及规范一样,要求作者使用规范名词,以便于作者投稿时引起注意,充分重视。(3)在正文末标出该篇论文使用的新名词并作新旧对照;或在正文中有关的名词后用括号注明该名词的旧名。(4)利用补白作有关的医学名词介绍。和其他国家标准规范一样,医学名词的规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首先是要重视,要开始,要从我们每个编辑做起,使之在我们编撰的杂志中有所体现,从而为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尽一个编辑的绵薄之力。囿于笔者自身水平及所掌握的医学名词数量,查阅时难免有疏漏,议论恐有失偏颇,仅以此作为引玉之砖。     

刍议中医“补”字词组的英译

针对中医“补”字词组英译术语呈现的问题,首先分析supplement等词的语义关系,然后概述and与for所连接成分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医治疗学概念,提出“补”字词组英译术语的改进方案。     

形象思维在医学英语术语命名中的应用

形象思维在医学英语术语的命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借助植物、动物、自然现象、物品、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对医学英语术语进行命名,可以增加医学英语术语的美感、趣味性和准确性,利于理解和记忆。     

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中专名英文大写问题刍议

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中,处理专名英文的大写问题非常棘手。确定哪些名称是专名,可以参照石立坚、粟武宾、董琨等专家的观点。术语在线中,专名英文大写比较混乱。文章分析了产生混乱的原因,探讨了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中专名英文大写的规则。     

垃圾分类术语英译现状探析

垃圾分类关乎国家与城市的生态素养与文明程度,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切的重要问题。文章阐述了国内垃圾分类术语及现存问题,归纳了目前国内垃圾分类术语的英译现状,并针对术语不统一、译名混乱、译名错误等问题,从当地政府部门与城市市民群体两方面提出了应对之策,以期促进垃圾分类术语及其英译名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建设,为垃圾分类及其他行业领域的术语及其翻译问题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