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解释学视角分析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惩罚性赔偿制度源于英国,我国也在相关立法中有所体现,但201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该制度在适用时存在诸多争议。从法解释学视角分析,消费者的定义应作扩大解释,知假买假的消费者只要其目的并非再次交易,应视为消费者,职业打假人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私人实施的重要参与者;欺诈的认定应遵从立法者目的解释,不应限于故意;大宗商品受损获偿可借鉴美国判决受害人获巨额惩罚性赔偿的做法,小额商品受损获偿不能涵盖损失,可根据社会经验法则、公平原则处理。     

论网络环境下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视角

在网络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网络消费问题不断涌现、消费者权益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倡导健康文明消费、细化消费者权益、强化经营者义务、规范网络购物等全新的消费方式、完善消协作用、明确行政部门监管责任以及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等方面均做了相应完善。特别是其引入了后悔权制度,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加强了对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明确了网络消费者的信息权保护等内容,填补了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上的空白,从网络消费者的选择权、知情权、求偿权、信息权等方面建构了较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     

浅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以修订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为视角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最初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条款。目前,修订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这一制度作了重大发展。鉴于消费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切实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惩罚性赔偿条款加以修改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对于这一条款在哪些情况下才能适用以及其在赔偿金数额方面是否有必要加以限制,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法律适用--基于"职业打假"现象的思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近宣布对“知假买假”或“诱假买假”的消费者不再支持“退一赔一”的诉讼请求，各方对此有褒有贬，争论不休。本文认为根据国情，“职业打假者”的行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保护。     

从王海现象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存在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公共物品理论、信息不完全理论和外部性理论探讨王海现象,可以得出我们应该扩大解释消费者的概念、正确认识欺诈及准确理解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不完善之处,并应予以修正。     

从王海现象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存在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公共物品理论、信息不完全理论和外部性理论探讨王海现象，可以得出我们应该扩大解释消费者的概念、正确认识欺诈及准确理解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不完善之处，并应予以修正。     

反悔权施行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以《新消法》第25条为视角

《新消法》第25条确立了无理由退货制度,赋予了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反悔权。但是,在反悔权制度施行的约1年的时间里,人们仍然对反悔权没有深刻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反悔权的性质以及与消费者其他权利的差异还存在一定的误解,这使得在反悔权制度施行过程中也遭遇到了如退货运费的承担、商品完好的标准、经营者自行增加不可退货的商品等各种现实的挑战。     

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思考

刑法总则是指导分则的，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的具体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运用刑法分则条文时，必须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一般原理和原则。目前刑法总则条款九十三条第二款有疏漏，其指导的分则条款却很完善。那么，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建议将该条款中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修改为国有单位，就不会出现前后矛盾。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69条的再审视——以现行规范比较为视角

《著作权法》修改过程中,"草案"第69条规定的网络侵犯著作权"避风港"规则和"红旗"标准引发了学界及实务界的关注和争议。通过对现行既有的涉及到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四部法律文件与"草案"第69条的梳理,可以看出,在适用论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竞合关系;在立法论上,"草案"的内容表述和立法技术有待完善。但总体而言,"草案"的保护水准较之现行法并未降低,公众焦虑的真正原因是"草案"第69条无力应对百度文库等信息技术带来的大规模侵权压力。解决此问题需超越"避风港"规则而在原有路径基础上另辟新途。     

“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刑法思考——以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为分析视角

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对“从事公务”、“国家机关”范围、“委派”以及“准国家工作人员”等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完善相关立法,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明确相关概念;其二,明确界定标准;其三,明确“委派”的涵义;其四,明确“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     

论专利实质性授权标准的完善——以我国《专利法》第22条为视角

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和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专利的质量是企业经济生命的灵魂和源泉。然而，我国现行的专利实质性授权标准不利于鼓励真正的发明创造，对经济的发展必将产生负面影响。应该采用绝对新颖性标准，同时完善创造性的客观判断标准，为我国专利制度的稳健发展构建理性的法律平台。     

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侵权责任法》第22条为视角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侵权责任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然而,由于第22条之规定较为原则,势必会导致司法实践的困境。就我国而言,我们应该重新界定精神损害赔偿主体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涉及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建立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专家证人制度及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探析高空抛物中对受害者的救济——以《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为视角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城市问题日益突显,高空抛物侵权案件频繁发生,成为城市中损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一大顽疾。针对高空抛物侵权案件事发频繁,损害性强,具体侵权人不明等特点,最新颁布的《侵权行为法》对高空抛物侵权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试从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的救济方式进行分析,及对最新立法的认识来探求高空抛物损害救济之完善化趋势。     

论外交保护范围的扩大化--以《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为视角

外交保护是当代国际法领域的重大问题之一，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根据国际法，无国籍人和难民都无法得到国家的外交保护。不过，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却将无国籍人和难民纳入外交保护的范围。在无国籍人与难民等法律上和事实上不受保护的人问题上，现行国际法的规定还有很多方面相当不完善。因此，过分扩大外交保护的范畴并不一定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益。更何况，我们在外交保护之外还有那么多救济途径可以选择。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制度目的探讨——以“法益”概念的发展趋势为视角

非法出售或提供试题、答案罪是本次刑法修订新增的内容之一,其在刑法学界受到冷遇,在现实社会却大量涌现。关于该罪名的制度目的,也即其保护何种法益的问题,存在文化传统论与社会制度论的分歧。在法益发展的客观化、个体化趋势下,以不特定个体的公平竞争权为基础的国家考试选拔机制,才是本罪的保护法益。维护这一机制,是本罪的制度目的。     

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问题研究——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第1款切入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第1款自实施以来就广受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下制定该条款,但是由于该条款在字面语法以及立法价值上均存在诸多不足,因而需要对之进行调整。在今后的立法或者准立法中,可以在婚姻法领域通过引入赠与基础丧失制度,赋予婚后为子女购房出资的父母以赠与基础丧失的变更及解除权,与此同时,对这两项权利设置一定的限制,进而均衡保护出资父母的出资利益以及夫妻的共享利益。     

论医疗侵权纠纷的过错认定和责任承担——以《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为视角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存在其所列的三种情形时,其过错可直接推定。这三种情形下的过错归责原则,属于过错认定还是过错推定？另外,在实务中对这一新的过错推定的适用,是作为认定医疗机构具有过错的兜底条款还是对医疗机构具有全部过错的直接推定？依其他证据或鉴定结论作出的过错认定与责任划分,在第五十八条的面前是否还有意义;在第五十八条所列的第二、三种情形下,由病方提供的病历作出的法医学鉴定结论与第五十八的推定不一致时,又将如如何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