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中程序法治的困境与突围——从富平贩婴案说起

2013年8月发生的陕西富平贩婴案,使得传统的"熟人社会"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案件中的熟人间习俗型信任,以及基于熟人关系而对新生儿管理程序的漠视,促使我们将二者联系起来,把现代程序法治推进中遭遇的困境纳入"熟人社会"理论体系中考察,分析程序法治困境产生的传统伦理基础,并对其进路作出思考。     

人类学非西方理论范式构建的尝试——评徐杰舜《乡村人类学》

中国人类学学派及其生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形成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经验,地方性的民族志经验与建构普世性的理论范式之间的张力是大多数非西方人类学学科或者学派都面临的问题.《乡村人类学》一书正致力于这种普遍性的理论范式的梳理和建构,从而使得中国的乡村人类学不至于沦落为以西方为主位的人类学的一种补充形式.可以说,乡村人类学所试图建构的是一种非西方的理论范式,从而将中国经验,认知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内.在乡村这一区域所进行的研究以及获得的地方性民族志经验表明,文化价值体系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语境,地方性知识应该也必须构成经验的反思的基础和前提,具有这一文化自觉意识的乡村人类学才不至于沦为西学的一种补充形式.     

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转型期自然村性质的再探讨

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不仅行政村是个半熟人社会,自然村也是个半熟人社会,村民关系日渐生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灰恶化现象增多。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于半熟人社会的实际,同时面向公民社会这一未来愿景,建立多元化复合治理体系。     

法治评估与法治创新——基于浙江余杭实践的讨论

余杭法治评估的创新首先在于它以个案性、政治性、社会性和动态性四个特征,展示了法治评估实验在"法治先发地"的成功;其次,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第三方评估"模式,由专家主导、政府推进,引入"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评估,从多源头获取评估信息,为其他地区、部门推广与应用评估体系推进法治发展树立了标杆。今后,应进一步强化对法治精神与内涵的准确界定,改进评估方法,提炼余杭法治的成功要素,培育"从评估到优化"的法治绩效理念。唯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余杭经验的示范效应,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法治发展。     

论规则之治在乡土社会中的困境

一、司法实践中的非规则之治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文明相当发达的国度,"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隆礼轻法"也就必然是中国精神文化反映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与建构在陌生人社会上的现代法治是相悖的。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的推进,"法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法治即规则之治,规则之治几乎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然而,"我国的社会现实表明,近年来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很快,但是民间文化、宗教信仰、传统社会组织等并没有消失,而是不断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在目前国家主导型的法治建构模式下,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和传统性、正式法与民间法的冲突表现尤为突出。     

关于"礼"的法理学思考

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特定的语境.只有以正确的态度与策略审视和对待过去,才能建构起法治现代化的大厦."礼"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把锁钥,进行"礼"法关系的研究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清末民初中央地方关系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型——以清末民初云南地方法治史研究为背景

在梳理清末民初地方法治研究现状基础上,以清末民初云南的地方法治及其实际运作为个案,结合新史学并采用多学科分析方法进行区域深入考证,对这个历史时期的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作了实证研究。运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通过清末民初云南地方的法治关系、权力体系、法律控制和法治文化客观描述和分析,集中剖析云南地方精英政治与平民政治的互动关系,从法律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清末民初中央地方关系史研究中方法论转型为侧重点,来揭示近代化转型期云南地方法治发展的过程。     

论典型个案对法治社会建设的促进

典型个案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由于许多典型个案涉及普通民众的关切,极易对普通民众的法治观念产生较大影响。良好的典型个案促进民众对法治的信任,而不良的典型个案又往往会让民众对法治产生怀疑。必须深刻分析典型个案对法治社会影响的机理,确保每一个典型个案的质量,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典型个案件中体会到公平正义,并通过对典型个案的宣传与推介等方式,向民众传播法治,实现全民守法,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法治乡村建设及其实现

本研究着重从国家政策理论层面并结合新时代法治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以法治功能与法治精神为引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下，探索乡村振兴与法治乡村之间的关系、法治乡村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力争探索出实现乡村振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法治乡村建设与治理的新途径。     

中国法治进程在乡土社会中的推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是我国各项事业的根本目标,法治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不可否认在广大农村,即在乡土社会中他们奉行的并不是国家法,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礼俗、人情等等,我们称之为民间法。中国法治进程在这种社会状态下遇到了阻力,面对阻力我们要理性认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本文对法治、乡土社会、民间法等概念做了简单介绍,最后讨论了法治进程如何在乡土社会中推进,希望能够实现我国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现代化。     

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小组——皖西龙镇的调查与思考

村民小组是村级治理结构的基层组织,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它的治理有别于"半熟人社会"的行政村,更不同于乡镇的治理.村民小组的治理状况会直接影响到村级治理,进而影响到乡镇的治理,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乡村社会的治理状况.因此,村民小组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基础.     

乡村社会治理中礼治与法治的实践与思考

乡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关键环节。通过对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即礼治与法治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传统的礼治与法治在现代社会中的时代价值。面对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充分发挥二者的价值,从破除传统法治藩篱和重塑传统礼治两方面入手,不断落实现代法治,构建礼治与法治二者良性互动的多元共治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新发展

从高度重视史学研究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创新两个方面,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阐明当代史学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做了概括,将它的要点归纳为以下五点:(一)坚持判断社会历史是非得失、兴衰成败的客观标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体现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创造人类历史、推动文明进步中的主体地位;(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个历史决议为依据,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四)科学阐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历程,深刻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提高对"三个选择"必然性的认识;(五)全面认识祖国传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当代中国的社会法治教育反思

从1986年开始,我国在蓬勃发展的普通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以"全民普法"为主要形式的面向全民的社会法治教育,这种社会法治教育如今已经从"一五普法"到达"五五普法"阶段。可是,20多年过去了,我国党政官员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提高在实践中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反思我国的社会法治教育,我们不难发现,从教育对象来看,以全体公民为对象而没有特别突出党政官员,忽视对道德和法律"底线意识"的培育,道德教育意识形态化等乃是其根本的缺陷。因此,我国的社会法治教育应该实现以我国党政官员的法治教育为重点,以法律意识的培育为核心,强化党政官员的法律底线意识,以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精神实质与原则诉求的现代人即"公民"为最终目的追求等几个方面的主题转向。     

论乡村纠纷解决机制

乡村是熟人与半熟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使得民众对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也各有特色,然而总体上还是遵从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模式。形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传统,所以务必追根溯源,寻找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过程并且着重解析古代纠纷解决的方式。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多元化,传统的解决方式也在不断的改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从本土化语境看我国当代法治

一个有效运作的法律制度需要大量的不断变化的具体知识,法治很大程度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这些地方性的知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法治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孵化出来。[1]利用本土资源不是照搬或恢复中国的传统,而是超越传统,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法治。我们可以据以认为,法治是最好的社会治理方式,但法治不是无所不包,它需要其他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习惯或习俗来补充、辅助。在我国推行法治非朝夕而就,鉴于我国国情,法治的推行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推行法治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在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转型时期,这种代价更是突出。     

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理论的构建路径研究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在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时,其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力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提出构建"本土化"政治学理论。本文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构建是基于中国政治现象的观察创新地构建"本土化"的政治理论。这个理论构建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范式转移的过程。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法治乡村建设实施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是深化农村社会改革的基本保障,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任务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的传统因素影响了法治乡村的建设速度,乡村治理水平的不均衡阻碍了法治乡村建设的发展进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法治国迫切需要解决农村依法治村这一社会性矛盾,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涉农领域立法,规范涉农行政执法;强化乡村司法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法律文化品质;积极推进城乡依法治理,加强农村“数字法治”网络智慧型司法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发展。     

浅析中国古代人性论与德治的关系

德治与法治历来是一个国家进行政治统治必然要进行选择的治理方式,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多以"人性善"为哲学依据,由此衍生出德治的传统理念,即使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治,亦包含了西方法治思想所不具备的德治内容。人性论哲学与社会治理思路密切相关,挖掘其间所存在的逻辑演进关系,是当代中国确立合理的治国方针所必须的理论根源。     

浅议民间调解在熟人社会中的拘束力

民间调解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民众自发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本身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和高效性。这种方法在熟人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是熟人社会中解决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民间调解在熟人社会中的拘束力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交往的基础上的。根据交往的不同程度,熟人社会可以分为乡土社会和邻人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民间调解建立在家族权威或者地方权威的基础上,其调解的效力在家族或地方中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在邻人社会中,人们相互间关系不再是家族式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但是,在邻人社会中人际关系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正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也保证了调解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