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忠恕之道的当代价值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有《论语》之忠恕，有《中庸》之忠恕。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大大发展了忠恕学说。忠恕之道既有丰富的古代实践，在当代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论儒家道德学说的理论渊源

儒家道德源远流长，它的理论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华远古时代的早期明；而其直接理论源头，则是对儒家所推崇的《六经》中的精神明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六经》，指的是《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部古代经籍。《六经》虽非孔子所作，但孔子确实对《六经》的整理完善作出过重大贡献。孔子正是在整理《六经》的过程中，吸取了《六经》中的道德思想萌芽，终于建构成博大精深的儒家道德学说体系。     

从徽商道德情怀看商法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

“贾而好儒”的微商乐于遵守商业道德，具体表现先义后利，义中取利；诚实守信，信誉至上；货真价实，注重质量。在儒家道德伦理的指引下更是将这种道德性应用到社会实践中，而且乐此不疲，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具体表现在徽商积极参与家乡和经商所在地的社会公益活动上。这不仅利于自身商业的发展，更给世人留下良好的口碑，可谓“名利双收”。这对于商法视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一面“镜子”，极具借鉴意义。     

关于道德起源的人性反思

表面看来，道德是对人的一种约束性规范，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产生的外在于人的工具。作为目的性的主体存在，人为什么要去遵守那些外在的工具性规范呢?为此，有必要重新解读关于道德起源的学说。道德的起源有两大动力因素：社会的他律性需求与个体的自律性需求。前者是道德产生的外在吸引力，是道德产生的宏观整体要求，后者是道德产生的内在驱动力，是道德产生的微观人性基础；前者是外显的、表层的因素，后者是内隐的、深层的因素；前者使道德产生之后呈现出工具性的特点，即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社会利益的手段与工具；后者使道德产生后呈现出目的性的特点，即道德以协调人的内在需求和完善提升人的品质为目的。     

李大钊孔子观及其形成背景发覆

李大钊的孔子观包括了他所认为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儒家学说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儒家学说的时代特质等。李大钊孔子观的形成与其所处的一片尊孔之声的思想与社会背景有关。他孔子观中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建设仍有启迪意义。     

先秦儒家德治教育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学说强调“德治教育”的原则,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儒家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德治教育思想体系,把教育作为实施“德治”的中介手段,从而形成了“德治教育体系”。“德治”是西周政治思想中的核心,也是儒家德治教育思想的基础。先秦儒家德治教育主要以四种途径展开,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儒家的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最后,文章阐发了对儒家德治教育思想对于当今教育的积极意义。     

宋明理学“三纲五常”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

从先秦到宋明时期,传统文化伦理纲常体系发生秩序变化与层次调整,尤其是在"君臣"与"父子"关系位置呈现阶段性特征,"三纲五常"结构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在人伦权利与义务上走过了一条双向性、单项性到多向性路径,这是道德伦理复兴,而引起这种变化是宋明理学适应国家政治维系的需要、建立社会"秩序"理念需要、家族行为规范提升需要、礼法思想发展的必然、儒家理论"一道德"需要。     

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

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风貌早为世界所公认、所惊叹!中国文化两大思想——儒家和道家，对传统文学独特风貌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儒家比较注重社会的礼法秩序，而道家更强调一种超越礼法秩序的形而上风范，从而在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把握上，道家有其超脱世俗、与众不同的特色。     

试论孔子道德学说的构建

孔子的道德学说是构建在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宗法等级制度逐级崩溃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的；也是构建在礼治思潮兴起、人们重视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重建的思想资源基础之上的。在具体的构建上，它以“仁”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修养方法，由此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马一浮与复性书院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学说是与教育密不可分的。孔子是第一位教师。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儒家学说的主要社会支柱是官僚和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阶层。至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儒家,如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等,均是不同身份的教师。他们和春秋时代的孔子一样,面临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试图以教育作为复兴儒家文化,挽救道德和人心的主要手段,并进行了尝试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