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创建

英国科学促进会最初由一些对当时的英国科学体制不满的科学人发起,随后由约克哲学协会接过筹备工作,得到外省的其他哲学和文学协会的大力支持。1831年9月27日约克会议成功召开,英国科学促进会宣告成立。约克会议的巨大成功促使以前伦敦皇家学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体制内的科学人从观望、抵制态度转为积极参预,并谋求对该协会的领导权。英国科学的衰落论者、外省的业余科学爱好者和旧体制内的科学人对英国科学促进会的设想并不一致,并且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的社会协商和权力斗争确立了英国科学促进会初期的结构和功能。     

科学哲学在与反科学的论战中的作用

我国的"反科学",不同于发生在美国60到70年代的"反科学运动",是以反科学主义面目出现的整体性反科学。这种倾向明显妨碍了我国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科学哲学应该承担起一种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在当前,科学哲学家可以做三件事:(1)利用科学语言的可定义性进行语词分析;(2)正确阐述实践标准,纠正实践标准的滥用;(3)正确认识和区别与科学对立的存在物。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     

论科技类博物馆的科学中心化:英国案例研究

科技类博物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功能越发受到学界重视。近年来,科技类博物馆的科学中心化现象明显,包括科学中心数量的增加和传统科技博物馆向科学中心的转化。以作为博物馆强国和公众理解科学发源地的英国为研究案例,回顾了科技类博物馆科学中心化的进程,分析了科学中心与科技博物馆的本质特性。通过对英国情况的总结,提出了博物馆蕴含的科学观问题,进而对我国的科技类博物馆建设与发展提出反思。     

公众理解科学的修辞学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发展中遭遇了自身的困境和问题。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资源能够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发挥其功能,为讨论缺失模型、语境模型等理论问题,科学传播、技术的社会责任等实践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和视角。     

贝尔纳和他的科学政治学

贝尔纳是天才的科学家,物理、化学和生物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方面的先驱者。他在对英国科学传统进行总结继承和批判的同时,也对整个科学与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为了重构科学与政治的和谐,达到科学为民谋利的目的,他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板,借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科学政治学研究,形成了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凸现了研究的基本纲领。但是,他的理论更多地表现在形式逻辑的论证上,未能对政治调控科学提出具体模型和方案。     

科学与大英帝国的联姻——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例

作为大英帝国的科学团体,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初期,秉承着自治、独立的管理传统,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较少。到18世纪末,科学的实用性逐渐显现,政府与王室开始意识到科学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科学与帝国之间的合作开始频繁。最终在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的推动下,科学与大英帝国正式联姻。科学与帝国形成了二元共生机制。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例,分析科学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化,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的社会性。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是在科学的社会影响加大，科学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互动增强情况下，由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提出来的。在科学自身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有着不同的内涵，反映了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加深。     

科学与价值关系问题的意义分析

作为20世纪以来的哲学主导性问题,科学与价值关系问题,其历史意义与哲学意义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通过对"科学价值中立"说和"科学的价值负载"说的具体意义分析,我们应当明确,科学与价值之间应当保持适当的张力关系.这意味着,科学应负它该负的责任.     

论科学建制的强势与弱势——从小科学建制、大科学建制谈起

通过"大科学"与"小科学"的概念,科学建制在社会规模上自然地会延伸出来另外两个概念,即"大科学建制"与"小科学建制"。于此同时,借用社会、政治、军事学中"强势"与"弱势"的概念,又可以将科学建制划分为"强势的科学建制"与"弱势的科学建制"。这样,对于科学建制这个概念而言,就存在着"大"、"小"、"强"、"弱"四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大与小来分析科学建制的社会规模,并通过强与弱来分析科学建制的社会存在状态。     

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科学译著文本的研究较为薄弱.为此,在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和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两个领域所表现出的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亟待加强.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无意和有意两种变异可能,而无意变异又具体表现为传教士"理解变异"和"口授变异",以及中国人的"笔述变异".因此,对照翻译底本和今人译本钻研当时的科学译著并深入思考这些变异背后的文化含义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历法改革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复兴两大领域.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拟应把握的主要原则是:(1)以儒学、科学、基督教的互动关系为背景;(2)区分科学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表现形式;(3)把握中国传统科学与西学冲撞与融合的主线;(4)以科学译著的文本研究为基础.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何以拒斥社会建构论?——论拉宾格尔对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回应

社会建构论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科学家对此并不认可。化学家拉宾格尔从科学争论的终结与关于科学的争论的无终结的对比、另一种科学是否可能、社会建构论者反对的科学方法到底指什么及这种指责能否成立等几个方面对社会建构论提出了质疑。本文对拉宾格尔的质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评价，并力求作出中立的判断。     

资本主义科学的激进批判——英国激进科学运动的理论价值

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英国发生了两波科学左派运动。第一波以贝尔纳、克劳瑟、李约瑟等红色科学家为代表,第二波以STS学者罗伯特·扬、沃斯基、拉维茨等几位激进科学运动发动者为代表。关于第一波科学左派运动,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研究,但关于第二波科学左派运动还缺乏深入讨论。第二代科学左派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他们对资本主义科学提出了更加激进、更加深入、更加深刻的理论批判。新科学左派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否定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科学作为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部分,通过阶级斗争和实践,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科学。他们的许多观点不仅对STS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也有重要价值。     

“良序科学”理论的科学民主化论证

大量的社会运动推动了STS学界对科学民主化的研究,这些理论或经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为基础,从而招致理性主义者的拒斥。面对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失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理论为科学民主化提供了完整的哲学论证。首先,通过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基切尔保留了科学对真理的客观发现作用;进而通过对纯科学及科学自治理想的批判,表明了科学应该促进更广泛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而后,他将科学应当促进的价值表述为公民偏好的满足;最后,为了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     

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的形成

默顿科学规范论思想的形成,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清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是其创立科学规范论的前奏;当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确立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规范系统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理论、方法、概念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贝尔纳领导的"SRS"运动及其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争论,为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纳粹德国与科学共同体的冲突,引起了默顿对科学的地位和命运的关注,并对科学系统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为科学规范论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的成因及“反转”氛围的形成机理分析

涉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是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与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多元叙事的结果。政府对科普工作的主导不力、科学共同体单向叙事的失效、媒体对信息层级化的编码与操控以及社会内部社群分化的加剧,合力促成了这场社会性的科学争议。在现代性的心理焦虑下,公众对以转基因育种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风险的恐惧与拒斥,在激进的心理对抗、文化对抗和社会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转"氛围。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一场科学精神的启蒙,在理性中审视和适应常态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科学政策与全球正义——一种资助埃博拉疫苗研发的道德辩护

埃博拉病毒2014年在西非的大爆发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针对病毒的有效疫苗研发成为抵御这一灾难的关键。发达国家对这类"被忽视疾病"的研发资助不仅是出于慈善或人道援助的义务,而是一种全球正义的责任。然而,基于普遍人权论证的全球正义理论无法为涉及科学政策议题的埃博拉疫苗研发资助提供适当的道德基础。考虑到科学政策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基础,基切尔的"良序科学"及其价值承诺,为全球正义作为科学政策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个具有前景的方向。在"良序科学"的基础上,一种基于功利主义平等原则和无国界差别原则的全球正义理念,将支持发达国家投入埃博拉疫苗的研发作为一种正义的责任而在道德上得到辩护。     

大科学时代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大科学时代,科学与社会复杂的互作,使价值中立的纯科学理想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这就要求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应自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把握研究方向。使科学造福人类;参与科学决策,影响政府行为;普及科学知识,唤醒民众参与科学;加强与新闻界合作．引导社会舆论;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重视科学教育,确保科学可持续发展等。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