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自然”观与《文心雕龙》

＂自然＂在周作人的文学批评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它既是对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传统文论的继承,又经过了具有现代意义和个性的改造。文章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的复杂关系,阐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周作人钱钟书有关文学史论争之述评

周作人试图以“言志”与“载道”建构一部中国文学史，钱钟书则认为“言志”与“载道”分别对应两种文体，即诗歌与散文。经过几番论争，两人各有坚持和妥协。在论争的背后，则隐含着两人不同的思想方式。     

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

周作人附逆期间曾经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建设发表过一些看法.他在事后强调自己的这些看法意在“说明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为民族求生存”.因此,木山英雄将他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表述为“复古”,陈思和、董炳月等则强调其落水的性格悲剧,强调其民族主义表达的相对合理性.其实,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的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合的思路.他附逆的悲剧,固然有个人性格的悲剧,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当时专制政体与民族主义的现代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翻译文化效应”研究视域下周作人文学翻译实践嬗变的文化解读

鸦片战争后,面对国难,大批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等试图改变时局,但均遭失败。清末民初,一批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清政府留学政策的支持下,纷纷远渡重洋或求学日本,学习西学来实现"文学救国"的梦想。周作人在留日早期和鲁迅合译了俄罗斯、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国家文学作品,后来转向了日本文学和希腊神话作品的翻译。文章从"翻译文化效应"研究的视角,将周作人文化翻译实践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周作人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等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周作人生活观的调和色彩

周作人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但经比较得出:周作人的“中庸”与传统的中庸略有不同,它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侧重的调和。受此影响,周作人的生活观带有明显的调和色彩。这种调和具体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表现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与“微妙地美地生活”的调和;其二表现为超越现实与不忘却现实的调和。     

“药草堂随笔”与周作人的战时心理

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入世精神保证了非常时期的周作人有意的自我调适及疗救,展开他一直信奉的伟大的捕风的启蒙运动。事变后,周作人选择留平而非南行,很大程度上是他人生主义的儒家思想的结果。在药草堂随笔中,周作人借人情物理来释放他因对于旧思想、旧道德的震惊而产生的紧张感和压力感。药草堂随笔记录传说中的人与事,含了保存与维护的悉心,替破坏中的国家敛聚精气。在周作人看来,传统或传说的资料或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周作人与传统中庸思想的渊源关系

传统中庸思想对周作人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儒家正统文化的渗透,二是传统民间文化的参与,并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很少是实质性的内容和思想上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其中所蕴涵的中正和平的感知和情感方式对其文化心理的影响。传统中庸思想贯穿了周作人思想发展的始终,只是它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的转变过程。     

周作人与小泉八云的日本社会观之比较

周作人和小泉八云均于明治时代后半期来到日本,前在日本生活了6年,后长达14年。前以东方化为背景,后以西方化为背景,写下了大量有关日本的述。他们均对日本社会做过认真的观察和研究。对周作人和小泉八云的日本社会观加以介绍和比较分析。     

所谓名士:周作人性格中的自私与冷漠

作为文化人的周作人以温文尔雅著称,而在处理家庭关系、选择人生定位时他却展现出了性格中自私与冷漠的一面。这种自私与冷漠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是周作人从获得现实利益的目的出发任由兄弟感情走向破裂;其二是周作人于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而委身敌营、为虎作伥。最终,周作人咽下了由性格缺陷所酿的苦酒,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略论早期儒家的从政原则——从孔子“不事周”问题说起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为恢复周礼而不懈努力，但因其“从周”、“尊君”思想的原则性和入世原则，以及当时的从政活动习惯等原因，他并没有到当时的周朝去服事周朝和周天子，成为早期儒家有原则地入世从政的代表人物。     

论斯威夫特对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影响

周作人认同斯威夫特对社会、人性“掐臂见血”的辛辣批判,也欣赏他使用的“反讽”这一修辞策略,而更感兴趣的则是两者的结合,这契合了周作人思想性格、人生哲学与文学趣味中“流氓与绅士”、“铁与温雅”的对立与统一。     

周作人和鲁迅:何其芳的两个精神镜像

周作人和鲁迅可以说是何其芳精神生长中的“旧我“和“新我“两个自我镜像.何其芳对周氏兄弟的区别性接受体现了他政治信仰的微妙关系,可以看出他从自我道德觉醒、自我改造、进而改造别人的心路历程.     

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论周作人的隐逸倾向及其影响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曾经有过近似＂隐逸＂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出一种＂隐逸＂的理想和精神。周作人的这种隐逸倾向影响了同时代甚至当代作家的创作,因此探讨周作人的＂隐逸＂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