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看转基因技术争论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推广给现代农业、医学和生物经济等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自从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关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和极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本文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分析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争论,认为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科学观念的碰撞,是在常规科学框架下看待具有后常规科学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的必然结果,并且认为后常规科学中的"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延伸的事实"等概念为科学共同体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知识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公众参与科学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对促进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推进科学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的作用。     

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

本文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角度,探讨了公众不接受转基因科学表述、不信任转基因科学家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科学家在转基因传播中表现出知识强势,忽视了公众关切,科学信息与媒体传播之间存在错位,这些因素导致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舆论上的弱势。从心理认知角度看,科学知识在公众形成转基因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信任与价值则构成了影响受众接受科学信息的更重要的"认知通道"。由此,必须深刻反思现有的基于知识传播的转基因科普策略,把重点从"教育"公众转向系统性融合价值、信任与知识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上来。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后信任社会的形成与应对

信任对于维系人类的认知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下,传统的人际信任已然无法应对科技不确定性,这就催生了以专家系统为核心的系统信任机制.但是,在后常规科学和后学院科学范式下,专家系统可信性的基础——专家专长的真理性和专家行为的至善性,面临着失灵和失范.如此,面对不确定性风险,一方面公众需要依赖专家系统,...     

科学与技术的文化主导权之争及其终结——科学、技术与技科学

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的共识是: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也主导着技术,其哲学基础是科学实在论。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建构论的出现,技术逐渐取代科学,占据主导地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导权之争实际上是基于不会有答案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从科学实践的角度,基于辩证的新本体论的技科学,则会消解这种无果之争。     

技术安全的解释——基于公众与专家的认知差异

近年来技术安全问题凸显,公众与专家在对技术安全的认知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文章分析了公众和专家不同的解释模式及其原因:公众对世界进行意向性解释,专家则按照物理的因果关系解释世界。由此,公众从社会认知范式解释安全,而专家从科学解释范式来分析安全;公众认为技术存在不确定性,是无法控制的,而专家认为技术具有内在的鲁棒性,是可靠的;公众常常用一种情景化模式来描述安全,而专家则是采用技术-理性模式来计算安全。     

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

近年来技术一词被频繁地与科学并列在一起使用,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成为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新问题。从知识形态、探索活动和社会建制三个方面考察的结果表明:科学和技术是从属关系;不存在科学与技术平行、对等的划界标准。科学和技术并列论或技术独立论误导教育和科研,危害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技术哲学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对由此产生的谬误进行彻底的清除。     

反科学语境里的魔鬼

一、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是一个文学化的命题,它切中的是包括科技价值论在内的科技社会学基本内涵,存在于科学与反科学观点两极对立的语境中.我们在命题时把"科学"和"技术"分开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就反科学主义思潮所指责而言,技术之罪甚于科学.但我们现在是在研究二者是天使还是魔鬼的问题,"科学"和"技术"内部的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显得很不重要.这样,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科技"--"科学和技术"--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评价问题,亦即科技价值论.     

当代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玉米的技术伦理问题认知

以往社会学中关于转基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和购买意愿的研究上,缺乏公众对转基因技术伦理问题的认知调查;而关于技术伦理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科技哲学层面上的探讨,缺乏针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调查研究。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使用社会调查方法调查了公众对于转基因玉米的技术伦理问题的认知情况,并给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社会学和技术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内涵;为技术伦理学中的技术伦理问题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的界定;同时也为社会学和技术伦理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单向度的公众——论科学传播中体制化科学对公众形象的表征与消解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科学家群体认为公众不信任科学是由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而产生的感性的、情绪性的、缺乏理智的反应。这种科学专家与一般公众的范畴区分是对十七世纪以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范畴的延续。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所表征的单向度形象并不符合,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风险的理解是具有理智实质性的。科学家对公众的还原实际上反映了其自身自我反思性的缺乏。在协商民主的目的 -工具知识的劳动分工的理念中重新理解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为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公众抵制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三重缘由之探

结合2010年国内爆发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论事件,考察了当时社会上各种反对主粮商业化的声音,并认为中国公众抵制的原因主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精尖"特性造成了公众与科学的隔离;公众对专家的知识依赖遭遇到专家"利益私化"的尴尬,从而导致了专家与公众的分离;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事实而产生的公众对政府公共性信仰的丧失更加深了公众与政府的隔阂,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公众的态度和立场。     

转基因争论中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转基因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持续发酵,专家与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存在巨大争议。本研究透过大数据方法搜集2012年至2015年在网络空间的相关文本,探讨转基因的社会风险如何透过公共讨论被建构,以及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过程。结果显示:一、在互联网空间反对转基因的比例远远超过支持者;二、"反转派"的组成较"挺转派"更加多元,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三、争论双方的论述框架相互错位,难以达成共识。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转基因争论背后存在价值排序、科学模式以及决策模式等前提的内在冲突,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难以形成对话、达成共识。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对库恩的两种解读

如何所谓“后库恩”的科学论基上都是从解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发衍生出来的。在晚期,库恩本人也尝试着重新解读自己。他发现自己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解释学。库恩并未套用而紧自己的方式达到了解释学的观念。本文赞同Ｊ．劳斯对对库恩的两种解读,他认为真正的“库恩”实际上把科学理解为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形式。     

“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转基因技术是新兴技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方兴未艾,而有关转基因风险-收益评价以及产业化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争论,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为了从学理上加深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决策及其产业化等相关方面的理解,进一步促进国内转基因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为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提供知识基础和依据,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将于2012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共同主办"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     

科技人才的任用和评价中的科学道德问题

在科学道德建设中,人才的任用、评价中的道德问题已成为最引人关注和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科研实力和水平的提高。本文仅涉及科技人才任用和评价中产生的科学道德问题,从制度安排、科研主体、科技管理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 事实上,科技人才任用与评价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单纯违背科学道德的问题,更多涉及到制度的安排和实施所导致的后果。因此,一方面,要对科技人员和即将走上科研岗位的学生进行科研诚信①教育,另外,建立一种国际通行的监督机制、约束机制、惩戒机制是有效的防范手段之一。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公众参与技术评价的意义和社会背景分析

技术评价起源于从社会的角度上关注技术发展,它通过系统的收集、调查和分析有关技术及其可能产生的广泛影响,为制定科技政策提供客观的信息支持.随着公众对技术的越来越多的争论,传统技术评价面临很大的挑战,这导致了参与式评价方法在技术评价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方法被认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本文对这种评价范式的意义和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     

“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转基因技术是新兴技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方兴未艾,而有关转基因风险-收益评价以及产业化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争论,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为了从学理上加深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决策及其     

从科学论到技术科学研究

科学论自诞生以来,一度成为研究科技问题的一门国际显学。然而由于它的分析单位只关注科学或技术,却没有认识到科学或技术不过是众多世俗现象中众多行动者的一个,所以科学论这种过于狭隘的分析视角已开始显现颓势。近些年新兴起来的技术科学研究具有一种更加丰富有趣的分析单位,大有取代科学论之势。技术科学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只是科学或技术,而是整个技术科学网络中科学、技术、自然和社会等各个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强烈表现出一种彻底去中心化的世俗现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