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墨家天道观的构建及其思想意义

先秦天道观的演变是墨家天道思想产生的重要思想源泉。殷周神学天道观崩溃之后,如何重建秩序,墨家首先重建"天"的观念,从传统的天命、天道发展出天志思想;同时,在春秋"道"观念的基础上,墨家构建了"法"的观念,提出了明故、求法。墨家天道观的思想意义在于,一是以天道为基础重建以"兼爱"等为核心的人道论,这与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道论相对应;二是构建自然法则的理念,并以探索自然之道为旨趣,重塑自然知识的类型。     

论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根本分歧——功利论、权利论与道义论的“道德考量性”辨析

环境伦理学的"悲剧"在于不同学派对于环境管理实践的互不妥协的争端。但是,解决争端的关键不在于实践原则的折衷,而在于作为伦理学之实践基础的"道德考量性"的协调。以此,本文考察了环境伦理学中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功利论、以汤姆·里根为代表的权利论与以保罗·泰勒为代表的道义论对于"道德考量性"的各自表述。进而,本文剖析了这些表述之间可能的兼容性与这种兼容性的涵义。结论指出,各家的"道德考量性"都具有个体自身的"善"与"目的"的维度,并体现为个体的"利益"。这一共同的形上原点为不同学派间的深入对话与互相理解赋予了可能。     

简论《周易》由象及理的科学之道与人文之情融通

《周易》运用由象及理的思维方式,内含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探究着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生命信息,贯穿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观念,表征了天道至理(科学之道)与人道意蕴(人文之情)的融通。二者的融通主要有"易与天地准"的科学观察与人文意蕴、"兼三才而两之"科学设定与人文德性、"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的科学推理与人文蕴涵和"设卦观象"的科学推论与人文德行等特征,以及"阴阳相薄"的动变平衡观、"保合太和"的宇宙和合观、"与时偕行"的人事权变观和"节以制度"的社会发展观等哲理。《周易》表面反映了先民们对宇宙生化的摹仿,实质是宇宙的物化之理印证到人的思想中生命之情的展现,对于消弭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了一定的智力支持。     

论非治疗性儿童医学试验的“最小风险”问题

在非治疗性儿童医学试验中,儿童遭遇忽视与虐待、不公正、失责等现象使风险研究成为保障试验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先决条件。依靠类比、经验和循证实践等是目前实现非治疗性儿童医学试验"最小风险"存在状态的路径,其凸显了应着重责任伦理的立场和以个体权益保护为价值合理性的最终依据的伦理向度。     

试论王符自然与人文和谐的思想

王符所著《潜夫论》中阐发了自然与人文的共同之祖——"元气"、自然与人文的共相之质——发展、自然与人文的共连之桥——智慧、自然与人文的共生之家——亲和、自然与人文的共和之途——知识、自然与人文的共亲之媒——技术等自然与人文和谐的思想,其创新之处正在于他把自然、科学、文化、生命真正有机地贯通了起来,实现了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避免了西方式的"主客二分"模式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进而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后果,为我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实现自然和人文的真正和谐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宝鉴,对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必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我们为何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基于情理交融的视角

自然的内在价值,实质上就是自然的"生生"价值和生命个体的生命自利性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似性和密切关系,因此,人类才会将同情的对象扩展至自然万物。情感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架起了桥梁,但情感还需理性的支撑与导向,以避免自身的自利性偏向。人凭借理性和情感的共同作用,才能把自身内在价值的实现与自然内在价值的实现联系起来,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义务。     

中国科学史的社会学重建——评析席文的科学史研究

席文的"文化整体"通过考察古代科学的资助雇佣模式,指出研究者具有在利益导向下的动机,而自然和政治作为工具性资源存在着相互利用,即《黄帝内经》、《九章算术注》及气、阴阳、五行等思想利用政治修辞获得知识合法性,同时也构成了统治者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资源。席文将古代科学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的建构物,构成了SSK编史学的中国版本。这种"人类主义"在自然/社会的二元论框架下用社会实在论取代自然实在论,其历史解释则根本上忽视了中国科学的生成特性,将天人合一、主客双泯的熔融贯通之态拆解。新近的"后人类主义"的历史生成论超越传统二分法,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其他反常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在中国古代历来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宇宙认识论强调"天"、"地"、"人"的"统一"、"秩序"与"和谐",对"不统一"、"非秩序"、"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敏感.另一方面,汉以来的儒家学者根据"天人感应"的思想发展出了一种把"天文灾异"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学问,认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之学就成为传统经学的一个合理部分,成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文章以北宋时期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特别是王安石变革时期保守派与改革派利用"天文灾异"对新政的非难与辩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天文灾异"之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两种不同表述的内涵与统一性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本质"的两个命题虽然在表述上大相径庭,但在理论内核和论证方法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从内容上看,1938年"科学的本质是研究"和1953年"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命题蕴含了科学"对现实之物的干预性加工"、"方法对科学的胜利"以及科学"专业化"的必然性与积极方面,体现了海德格尔科学思想的深邃和丰富性的一面。从逻辑结构上看,这两个命题通过"对置性"(Gegenstndlichkeit)这一概念贯通起来,体现了其思想与方法论上"一致性"的一面。只有把这两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命题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深入地把握"科学的本质"及其局限性。这两种论述基本上包含了海德格尔关于"科学"的其他命题。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不迷恋确定性、严格性与客观性,立足于"存在的历史"和活生生的"此在的生存",才能更好地把握科学。     

论隋唐时期“天人感应”说的再起及其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

隋唐初期,原本销声匿迹的"天人感应"说再次兴起。新兴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佛道思想的传播,术数学与传统数学的交织等原因,共同促成神学迷信现象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但由于流行范围的局限性,没有理论基础支持,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祥瑞、灾异之说业已失去了生命活力。在柳宗元、刘禹锡等学者发起的中唐"天人关系"讨论中,"天人感应"思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此次"天人感应"说的再起与衰微过程,对隋唐自然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潮汐理论以及科学思维进展,均感受到其潜移默化的作用。     

审美认知的思想辩证法——兼论审美的“第二客体”

人的审美活动由审美认知和审美元认知这两大过程构成,它们分别拥有不同的主体定位和客体对象;其间,在人之自我觉识性审美意识的下行性投射作用下,审美主体与外在审美客体的相互作用导致第二客体形成,由此引发了人之心灵、大脑和身体系统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复杂的多层级相互作用,致使完满的审美意象得以次第创生、进而深度引致人的彻然无上的审美快感得以厚积薄发,充分体现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相互对立、彼此渗透与增益、相互转化、相互迭代与递归、彼此协同与相互统一的系列性辩证法原理。     

《周易》的价值精神对现代生态伦理的建构意义

在现代生态伦理的建构过程中,价值标准或价值精神的选择问题是一个关键。《周易》从生生本体的认定,到生生之德的价值认同,再到本体与主体合一的天人合德最高境界,建立了一个完整且"生机盎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中的价值精神对于现代生态伦理的理论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技艺——析斯多亚派的技艺概念

斯多亚派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技艺观念的重要改造在于在实践领域中时常将技艺与知识、德性相等同,从而增强了技艺概念的知识性、伦理性,并较好地解决了技艺之可得与善用的统一问题。对于斯多亚派来说,技艺之为技艺,始于生活所需,源于生活经验,成于生活中训练,服务于生活总体。人作为一种技艺动物,可以在以生活为质料的持续训练中习得作为技艺之技艺的德性,并同时将其他技艺提升为一种"类似德性"的技艺,从而实现其技艺人生。     

技术与美术的本质及其同一性研究

美术与科学技术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美术与科学技术同源。美术无时无刻不展示着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也吸纳美术有益的观念。就技术和美术的关系来说,尽管二者分属不同的学科,有着根本的差别,但二者的本质属性却都表现为创新。技术创新与美术创新不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且还相互贯通、相互转化,在差别中体现着同一。研究技术与美术的本质同一性不仅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与美术创新的融合发展,促使二者朝着和谐健康方向发展,而且将推动我国文化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实现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的进步与繁荣以及良性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天人合—论的生命哲学与环境伦理

天人合—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精神实质，也是古代生命哲学最深远的理论背景，中国古代生命科学通过阴阳应象、生命应时应方与五行类比的理论方法与逻辑，最终落实到以一整套自然治疗措施来调整个体生命的失衡，这一切都与现代环境伦理的精神深刻一致。     

集体信念与集体意图辨析

在区分"集体性意向"和"集体拥有的意向"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集体意向的两种基本形态:集体信念和集体意图,认为二者都具有集体成员与意指对象的指向关系,但二者又有区别。集体信念可以化归为集体成员个体信念的合取,应归之于"集体拥有的个体性意向"。集体意图则以集体信念为条件,通过集体成员共同意愿的合作行动来实现,因而归之于"集体性意向",不可化归为个体意图的合取。要解释集体行为,仅有集体信念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集体意图。     

从人性技术化到技术人性化的哲学反思

本文以基因科技为例,简要地论述了科技与人性对立的几个方面,批判了纯粹科技理性对这种对立的技术消解方式及其人性技术化的后果,主张以人性系统的观点规约科技的发展,反对以技术逻辑改造人性.     

和谐发展与简单性原则

大道从简,至道不繁,环流似圆,是和谐发展观蕴涵的基本原则。平实无华、寓繁于简的和谐发展之道,指出了和谐发展“圆理”全真、至善、达美的简单路径:和谐若环,圆道至简,周流不息;和谐至善,善道不繁,天道酬善;和谐达美,大美从简。和谐发展观中的简单性原则既是大自然简单性原理在发展观层面上的投影,又代表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发展的简单性方向。穿过时间隧道和空间黑洞可以发现,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地球、太阳系、银河系还是恢弘宇宙,再没有比和谐发展之圆道更简单因而也更伟大、更美丽的存在了。     

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目标管理亦称"成果管理",俗称责任制。是指在企业个体职工的积极参与下,自上而下地确定工作目标,并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自下而上地保证目标实现的一种管理办法。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于1954年在其名著《管理实践》中最先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其后他又提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     

博物学伴随人类行稳致远

自然辩证法不等于科技辩证法，关键词和焦点不同。达尔文式创新风险较小，与博物学一致；弗兰肯斯坦式创新涉及“存在性风险”，创生并累积大量致毁性知识，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为减少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的风险，需要重启古老的博物学。沃斯特划分的帝国型与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中，前者与自然科学接近反而意义不大；后者更接近于地方性知识，目标是恢复个体与其他有机体和谐共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值得向公民推荐。复兴公民博物学可以重塑自然观、价值观，在最终意义上有助于通过顺应自然而减轻现代性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