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策中的公共知识生产

事实判断和价值分配是决策的两大基本要素,而知识是事实判断的基础。科技决策中,由于事实本身的多重维度以及价值与事实的缠绕,往往会出现多种关于事实判断的知识主张,理性的科技决策应当以"公共知识"作为决策相关事实判断的基础。公共知识是对决策相关事实的多维度的共识性理解,具有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公共知识作为具有特定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倾向的多元行动者相互博弈的产物,经历了提出、辩论、整合和合法化等生产过程。公共知识生产是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行为,各个社会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公共知识体系,可以从行动者及其角色等八个方面把握其特征。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STS“参与转向”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研究

当代国际STS正试图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拓展到以公共决策为代表的知识"消费"领域。温内率先意识到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并借助于经验研究呈现了常民知识的有效性。然而,由于不对称地假设常民知识的自主性和专家知识的他律性,因而他始终未能呈现两者共同生产的过程。为了化解公共决策中"人为的持续性争议",科林斯和伊万斯提出了专长的"规范理论"。然而,由于对认知和价值、技术和政治进行的人为两分,忽略"专家型专长"和"元专长"各自的动态调适过程,以及无视多元决策相关者在结盟的同时也会对抗,他们在裁剪决策实践时夸大了"专家型专长"的独特作用。鉴于此,STS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的案例深描,来呈现技科学协同治理中多元参与者在充满"结盟和对抗"的体系中各自具体的角色任务;勾勒他们在认知磋商和价值博弈中达成开放性共识的过程。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探析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有利于提升科技决策的正当性,强化科技政策的公共性,防范科技发展的风险性。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仍然存在制度保障缺乏、组织化程度低、参与能力薄弱和参与途径较少等问题。推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要多维并举,一是转变决策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科技决策模式;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法律法规;三是依托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组织化;四是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能力;五是借鉴国外经验,拓展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途径。     

科学知识的公共性与科学知识生产的民主化

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公共性。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公共性表现在生产方式的集体见证和实验的公共展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秩序化;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公共性扩展到科学问题提出和解决的公共性、科学知识承认的公众化、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协调发展的凸显。科学知识公共性凸显的进程,伴随着科学知识生产的国家化进程,政府科技评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创新系统逐渐实现了科学知识生产的国家化,是科学知识公共性在科学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的具体表现,使科学知识生产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必须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进行生活活动,需要重视和协调不同社会主体的意见。但是,科学共同体在步入社会阶层和权力序列中,在筹措所需研究经费中,无法避免迎合精英阶层的价值偏好和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科学知识生产需要走向民主化来保证科学知识的公共性和服务于公众。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公共政策中的知识争议与启示——以二孩政策为例

通过分析二孩政策中的知识争议和解决过程,探讨服务于二孩政策中的知识依据,研究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应该如何应对知识争议。研究发现,公共政策中需要应用一定的新知识,它们不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完备知识",而是不完备、易出错和经常有争议的知识;单纯使用权威性知识的公共决策,常常会放大知识建构性的威胁;运用平行对立、公开验证、实践检验三个原则,建立平行公正的知识民主型公共决策,有利于消除知识的建构性和误差,更好地处理知识争议的不确定因素和科技风险,为优质公共决策提供良好路径。     

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

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第三波浪潮提出了关于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理论,对第二波浪潮中科学民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范围延伸问题进行修正,理论关涉实证主义下的精英决策、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界定等问题。第三波浪潮中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实践转向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知识依据。     

“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

专家是"社会良心",专家信任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屏障。为考察我国专家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并探索重建策略,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公众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可错性、条件依赖性和局限性;在科技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公众对科技信息和专家的信任程度相关。公众并不信任专家,但陷入了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信任的"豪猪困境",专家则面临着"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信"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人格信任"走向"系统信任"的时代背景规定了这一"豪猪困境"和"专家塔西佗陷阱"的基本特征;二者相互作用,其溢出效应将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消除"利益关联"是专家获取信任的关键因素,强化专家与公众之间常规的直接互动、提高传媒准门槛、规范新媒体报道等,有助于建构一个开放、透明、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豪猪困境"、"专家塔西佗陷阱"的突破和专家信任的重建。     

科研资源分配与功利主义

现代国家的科研资源分配经历了科学精英与政治精英决策到公众参与决策的历程。但其规范性基础始终是功利主义的,即科学研究促进所在社会中公众集体福利的最大化。"良序科学"理论为科研资源分配的民主决策提供了一个理想模式,并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做了系统的哲学论证。其以偏好满足解释福利,并在个体偏好形成集体偏好中持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立场,然而这种立场可能使其民主决策程序中产生道德上非正义的偏好,进而导致科研资源分配的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