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与晚明儒学核心概念的突破——以“格物穷理”为中心的考察

自宋以后,"格物穷理"成为儒学核心概念之一。此后虽有诸多儒者从各个角度予以阐发,但始终未出"格物(人事+自然)-穷理(物理+事理)-知天理"的框架。至晚明徐光启时,他通过对传统格物穷理观和西学格物穷理观的两相比较、各有所取的基础上,对格物范围及优先程度进行了重新确定、对格物方法予以扩充与精致化、对穷理目的进行了转变,最终建立起一个"格物(客观自然)-穷理(物理)-求其故"的新型格物观,实现了对传统儒学"格物穷理"概念的突破,推动了传统儒学的近代化转型。从这一点来看徐光启在中国儒学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明末清初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归根结底主要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要弄清二者的关系,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选择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为切入点,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对儒学施加作用,引发了儒学的相应变化:知识观点、理论内容和理论结构的变化,以及基本观念的变化等,也引发了主要从属于儒学的中国传统科学的相应变化。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儒学对科学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选择"的作用,而选择的结果,又进一步表现为欢迎、拒斥、建构和同化等具体形式。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演变表明:不断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融入儒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儒学排斥科学是局部的、非根本的,促进科学则是整体的和根本上的;科学与儒学协调发展的前景无限广阔。     

明末清初的科学话语空间——观察西方科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视角

关于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中西学对中国科学和文化影响的评价,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争论非常激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中西会通之后,西学以何种形式在中国存在？其实,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过程中存在两种话语空间,即公共话语空间和私人话语空间。皇帝、士大夫、民众和传教士在两种话语空间中的言语表现并不一致,话语权力也不一样。建构话语空间的力量根源在于社会形势、国家政策和传统文化。西方科学更完整真实地保存在私人话语空间。科学话语空间有很强的修辞性。     

科技儒学研究之我见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儒学与科学关系上的"相斥论"一直占压倒优势,"相容论"备受冷落。为弘扬传统文化,亟待加强科技儒学的研究。近百年来,科技儒学的研究历经三个阶段而成绩斐然。当前,科技儒学应重视以下侧面的研究:从儒学与科学关系发展的历史论证二者的相容性;从"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看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从儒学的各侧面与科学的关系看二者的相容性;从儒学与科学精神特质的契合性看二者的相容性;扩展儒学与科学相容性的途径。     

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科学译著文本的研究较为薄弱.为此,在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和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两个领域所表现出的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亟待加强.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无意和有意两种变异可能,而无意变异又具体表现为传教士"理解变异"和"口授变异",以及中国人的"笔述变异".因此,对照翻译底本和今人译本钻研当时的科学译著并深入思考这些变异背后的文化含义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历法改革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复兴两大领域.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拟应把握的主要原则是:(1)以儒学、科学、基督教的互动关系为背景;(2)区分科学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表现形式;(3)把握中国传统科学与西学冲撞与融合的主线;(4)以科学译著的文本研究为基础.     

从演绎推理的传入看儒学的开放性——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格物致知是儒学认识论的核心。明末中西会通过程中,徐光启等人将演绎推理引入,与朱熹的即物穷理观念结合,形成独特的格物穷理观念,发展了格物致知学说。儒家学者借此大大拓展了关于自然与社会事物的知识,在明清时期形成"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等人进一步引入天主教伦理道德与神学,冀望强化明代没落的封建统治理论。儒学的开放性及其与科学的相容可见一斑。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科学史的辉格解释与反辉格解释

如何看待和解释科学的历史?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去审视衡量,还是以历史的眼光和尺度去看待、复原历史,西方史学中有"辉格史学"和"反辉格史学"之争.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的梳理说明能否正确处理这两种历史解释方式,必须有一种真正的辩证眼光.科学史家的任务不是给过去"打分",而是理解科学、理解科学的历史、理解科学历史长河中的科学家.     

西学东渐早期的儒学与科学——以阳明心学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西学东渐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学术之演变,而且推动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向近代科学的转型之路。阳明心学对这一过程的顺利开启居功至伟。阳明心学削弱了儒家圣人话语和经典著作的权威性,为科学的涌入预留了空间;阳明心学调整和重构了儒家理欲观、义利观,使经世致用成为儒学接引科学的桥梁;阳明心学士人率先认识到科学价值,加速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阳明心学对科学的传入和传播方面所做的贡献也再次证明儒学本身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学术转型为科学传播提供优渥条件。     

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

儒学与科学的相容与相斥之争直接关系到儒学的现代命运,关系到弘扬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和怎样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因而亟待予以澄清。从理论上看,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是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儒学价值与科学真理终极目的的一致、精神气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互补和社会功能的共济等,共同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儒学不仅与中国古代科学相容,而且与近代科学也一直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从微观历史角度看,作为儒学核心概念的"格物致知"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经历了一个其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与科学融为一体的过程。格物致知与科学根本上的相容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儒学自身是具有与科学根本相容的基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