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康有为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值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对康有为科学思想等核心理论进行深度探析具有重要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动荡时代深刻思考儒学与西学,儒学与科学关系并提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并企图改变中国的重要人物。康有为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援西方科学为我所用,以补益儒学之不足,开启了儒学现代转向的滥觞。     

不能用“相对原子质量”替代“原子量”

“原子量”（atomic weight）这一广为大众熟知的术语却遭到“相对原子质量”（relative atomic mass）的冲击,国内已将“原子量”改名为“相对原子质量”。“相对原子质量”中的修饰用语“相对”二字不能改变“原子质量”的本质,而“原子量”与“原子质量”是表征两个具有不同特征而又相互联系事物的科技术语,不能混淆。将“原子量”改名为已用来表征另一事物的名词“相对原子质量”,这是不可取的,它会给科学界带来无穷后患。保留“原子量”这一术语是目前用来表征其所定义特征的最佳选择。     

科技体制改革的“体”与“用”——兼谈科技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路

从体与用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了中国科技体制的建立、历史、改革和未来的发展思路,认为自主创新应该包括对科技体制本身的全面认识和不断创新,科技体制的体的建设最终是其用的保障。     

蒯因“本体论承诺”思想的科学意义

"本体论承诺"是蒯因的本体论思想:存在就是成为变项的值.这一思想不仅在哲学,尤其在科学哲学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上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简略分析了本体论承诺的思想内涵之后,从多方面探讨了这一思想在科学上的意义.我们并不打算全面、系统地考察蒯因的科学思想和基本观念,而只是从本体论承诺的角度考察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的意义.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道气”自然哲学思想的辩证发展的现代意义

２０００多年,“道气”自愿思想经历“合－分－合”辩证发展历程。今天,道气统一论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哲学理论思维的结果,顺应了 “欧美和中国文明的合流”,开辟新世纪更广阔的自然哲学思想发展道路。道气辩证统一增强了自身理论思维的活力,并与现代科学中中“宇宙起源与演化学说”：、“混沌学”等产生沟通,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与哲学意义。     

论“边界对象”对“第三阶段科学传播”的拓展功能

在"第三阶段科学传播"提出至今的近二十年中,尽管元理论得到广泛认可,但其现实感召力和现实到场的程度仍存在局限;同时,纵观国内现有的三种科学传播研究范式,均未能真正回应"第三阶段"的内在诉求。文章认为,为缓解这两大问题,可引入"边界对象"的概念。文章主要论述此概念如何拓展"第三阶段研究"的方法论、理论与"第三阶段科学传播实践",以及如何使三种已有研究范式体现出具有"第三阶段意味"的"整体性特征"。以此,为拓展、推进"第三阶段科学传播"提供一种思路。     

“温和的”工具理性批判

随着世纪之交的逼近,冠之以“后现代”（post—modern）的名堂亦成为一种时髦话语,一般地说,后现代主义指责现代化在物质层面上的工业化破坏了自然,在精神层面上的理性化吞噬了人性;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为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注,那么后者就主要是针对现代科技所蕴含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批判,特别是由所谓“（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引申出来的“技术统治”和“知识霸权”倾向。问题是,这些负面效应是否已经达到弊大于利的地步？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取向,以及科技理性的先下不足,这个问题便不可不察…     

不能用“相对原子质量”替代“原子量”

"原子量"(atomic weight)这一广为大众熟知的术语却遭到"相对原子质量"(relative atomic mass)的冲击,国内已将"原子量"改名为"相对原子质量"."相对原子质量"中的修饰用语"相对"二字不能改变"原子质量"的本质,而"原子量"与"原子质量"是表征两个具有不同特征而又相互联系事物的科技术语,不能混淆.将"原子量"改名为已用来表征另一事物的名词"相对原子质量",这是不可取的,它会给科学界带来无穷后患.保留"原子量"这一术语是目前用来表征其所定义特征的最佳选择.     

数学心理观:心理科学的新思维新观念

数学心理观作为一种新思想和新观念，既有其发展的历史和进程，又表现出特有的内涵和形式，数学心理观在接受相关学科强有力的证实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由未知而产生的问题和挑战，数学心理研究为哲学、数学、脑科学、人工智能技术和心理科学等多个学科群的未来发展，掀开了一片新的蓝天，我国新世纪的心理科学不仅应在方法上确立心理的量化观念，而且在认训论上确立心理“量”的数学属性的数学心理观。     

《三十六水法》新证

今《道藏》本《三十六水法》经两次增补而成。在古本基础上第一次增补时间在葛洪之后至《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出世(公元634—659年)以前,形成今本前半部分内容。第二次增补在唐宋时期,其内容即今本后半部分7种水。从水法制备所用容器、程序繁简程度、成水所需时间等角度,对第一次增补的15种水方一一考证,揭示出了《三十六水法》古本真貌。通过古本《三十六水法》与《抱朴子.内篇》以及《五十二病方》的比较,证明古本《三十六水法》为西汉古籍。经进一步分析认为,水法最初用于饮服成仙,用于炼丹是其后来的功能。     

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辩证思考

本文针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艰巨历史任务论述了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思维的开发问题,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基本关系问题.本文重点详细论述了西部大开发若干问题的辩证关系.     

儒学与科学会通三家观

本文探讨了儒家与科学会通的三种观点:儒学扩展型,以格物象征西方科学,格心象征中国心性学,格天象征格物和格心的双向逼近,将儒学与科学成融成一个整体。科学变革型,融科学入儒学,儒学科学化,建立新兴的"科学儒学"。儒学变革型,"仁学"转化为"创学",以创造过程为纽带,实现中国文化与科学的会通。评析了三种观点的特点,展望了会通的道路和前景。     

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的张力与转型

现代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伦理陷入困境,从而使人类的生存出现危机.中国儒家伦理对解决危机和回应高科技对伦理的挑战具有合理的张力.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把握这种张力,并克服其在高科技时代的局限,推进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的转型.     

儒学与古代数学教育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教育有其自身发展的一面,但它的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化的烙印,其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化发展特点的具体表现形式。本从数学思想史和数学教育史的角度,就儒学与中国古代教学教育的发展,儒学对数学教育思想的影响,拟作一些分析与论述。     

扩展的解释学和文本的世界 --伊德与解释学的关系

伊德的技术哲学奠基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背景之中,他运用现象学和解释学来分析技术。在解释学问题上。他提出了“物质化的解释学”论题,要求把解释学扩展到非文本的范围内。这一论题在他的“扩展的解释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但是伊德所理解的“文本”远离了传统解释学的文本,从“文本”的范畴就可以看出他的扩展是一种误读。     

马克思自然观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马克思的自然观破除了旧哲学自然观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克服了传统旧哲学在观念范围内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局限,探讨了造成生态危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社会历史根源。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观念建构论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世界观根源;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错位的认识论根源;资本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它为破解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导引。     

"赫森论点"文本研究

"赫森论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的第一次系统尝试,意图通过对牛顿科学工作的现实性溯源,寻找<原理>在问题选择和具体内容方面的决定性力量,从而颠覆人们对科学家创造性工作的唯心理解和精英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史观.但赫森论证效力不足,既无法证明社会经济-技术需求对科学家的问题选择存在"决定性"影响,也没有触及牛顿体系的科学内核.因此,"赫森论点"的价值仍然是"提出问题"意义上的,而不是"解决问题"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