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和"缺位"——陈子龙与钱谦益的关系探论

陈子龙与钱谦益皆是明末清初的诗界巨擘,“负海内重名”,两人诗学“渊源流别,各有从来”,彼此对立。《陈忠裕公全集》尚有诗文酬赠之什,但查遍钱氏的著作,对陈基本不置一词,未予著录。究其原因,一是党争中政治利益一致,搁置文学主张的分歧;二是名妓柳如是的“定情”;三是明诗选本《列朝诗集》的“有待之志”。这三点造成钱对陈的“失语”和“缺位”,成了一个空白。     

苏联文艺政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自苏联，从这个创作原则的定义到对它的各种阐释，我国文艺界都深受其影响。尤其是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对我国当年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8年，毛泽东同志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以后，特别是在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立了“两结合”创造原则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始受到冷落。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建国初我国的宗教政策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基督教会抓住了独立自主办教的机会,主动切断同外国教会的人事、经济联系,开始在全国广泛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党和政府慎重处理宗教问题,积极探索、制定、实施社会主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7年后由于实行"左倾"政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宗教政策的误读,部分地区出现了取消宗教的事件。考察建国初"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史实,能够深化对社会主义宗教问题的认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宗教工作。     

媒介视域下左翼文艺界与新月派的论战与辩难——“左联”刊物与现代文坛纷争之二

“左联”成立后,左翼文艺界与新月派的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双方的冲突反而扩展到更多领域,于是有了更多的论战和辩难。新月派挑起翻译问题之争,否定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存在可能性和文学阶级性的存在合理性,否定了左翼文艺界的创作成绩和争自由的合理诉求,这招致了左翼文艺界的迅猛反击、激烈驳斥和严厉批判。新月派推动国民党对左翼文艺界进行“文化围剿”,令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左联”的对立面,乃至成为“阶级敌人”,这并非历史的误会,而是验证了某种历史必然性。     

对“两个务必”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通过对毛泽东提出、胡锦涛倡导“两个务必”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对比分析,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主客相融体异性通——试论钱钟书的“同感”说

钱钟书注重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揭示艺术进而是文学的本质与规律，“同感”说即是他对文艺创作主客体关系问题所作的探讨。本文把钱钟书的观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同感”与设想、比拟等的比较，同感的内涵得到确定，而且它是形象思维的最高境界；第二，达到“同感”的心理条件是“虚静”。如果有先人之见，同感就会沦为幻觉；第三，由诗与史、诗与禅、诗与画的比较，指出文学在传达同感上的独特优势，进而发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钱钟书的“同感”说既吸收了中学与西学成果，又超越了它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建国后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问题”的探索

建国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因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认识与实践上出现了偏差，而邓小平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从而推动了中国实践由“革命语境”到“建设语境”的完全转变。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简析中国古典诗歌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两种表现方式

我国主流哲学在天人关系中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中国古典诗歌中,“无我之境”的山水田园诗与“有我之境”的抒情诗,以感性的美的形式,将这一思想形象地体现出来,从中窥探“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墨子“兼爱”思想的反思——兼谈“兼爱”思想对我国当前道德建设的启示

"兼爱"是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兼爱"主张整体的爱,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爱。"兼爱"思想并没有在战国时代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兼爱"思想作为一种高标准的道德理想脱离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现实;"兼爱"思想忽视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多样性,幻想跨越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而实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道德调和;"兼爱"思想具有明显的"圣人立言"、"圣人代言"的特征。这种道德建设模式,由于圣人的主观意志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而最终失败。     

建国前后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否定之否定

正确开展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至关重要。党内政治性的错误,通常被划分为＂左＂与右两种类型。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是反＂左＂的英雄。但建国以后却在＂左＂倾道路上渐行渐远,虽然偶尔也否定＂左＂,但总体看法是＂左＂比右好,而且常常本身并不自觉。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制定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认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很有稗益。     

形与神——中国医学的“魂”论

分析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国传统医学中关于“神”即人“魂”的学说．作者论证，中国人所认为的人“魂”与欧洲的传统有很大的不同，是以物质性作为其特征的，或者说“魂”并不是一个非物质的东西．     

在历史与“新历史”之间——论李锐小说《银城故事》历史叙事的困境

当代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最初发表于《收获》杂志2002年第1期,现有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小说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论述也流于浅近和抽象。在“新历史小说”这一创作潮流的视野中审视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以及其叙事的“偶然性”和宿命感等问题,可以探寻作品的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历史观的超越性与局限性。     

“确信”／“多疑”的悖论及对异邦的想像——鲁迅“向左转”历史轨迹考察之一

1928—1930年间，鲁迅开始“向左转”。对鲁迅这一历史轨迹的重新考察，将显示出以往研究中许多不曾被发掘的意义，比如他在建立新的“确信”之后仍然所保持的“多疑”的思虑；他对苏联想像中对早期“想像的‘异邦’和现实的中国”思维模式的继承；他从事左翼文化建设中让劳苦大众在既无政治权利亦无经济权利情况下，能够享受一定的健康文化或艺术的动机和努力等等。通过考察，瞿秋白的“鲁迅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命题，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将显示出新的意义。     

在历史与“新历史”之间——论李锐小说《银城故事》历史叙事的困境

当代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最初发表于《收获》杂志2002年第1期,现有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小说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论述也流于浅近和抽象。在"新历史小说"这一创作潮流的视野中审视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以及其叙事的"偶然性"和宿命感等问题,可以探寻作品的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历史观的超越性与局限性。     

“中国梦”是真、善、美的统一——“中国梦”的历史哲学解读

基于历史哲学视角的考察,"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复兴的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活动中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在应然性上,"中国梦"内蕴着真、善、美;在实然性上,实践和体现了求真、求善、求美。通过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国梦"实现了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     

“爱国者”和他的“勇敢之心”——梅尔·吉布森主演的两部影片相似处比较

深获好评看似完全不同的影片《爱国者》和《勇敢之心》,是除了均由梅尔·吉布森主演外还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两部电影.《爱国者》中的本杰明·马丁和《勇敢之心》中的威廉姆·华莱士原本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遭受了因英军的残暴而失去亲人的打击下,都不得不拿起武器踏上了为自由而战的沙场,最终也都为自己的祖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由和独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都是具有一颗“勇敢之心”的真正的“爱国者”.     

毛泽东对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的反思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对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进行了多次反思,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积极成果是否定了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对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并吸取"反右倾"斗争的教训,强调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抓阶级斗争不要妨碍正常的工作。毛泽东反思的最大不足是肯定了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斗争,最终没有为彭德怀平反,留下了历史遗憾。     

李洁非：“转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寻

作为一位多栖的著名文化学者和学院派作家,40年来,李洁非在写作上始终坚持将学术与创作融为一体,并经历了一个“由文入史”而“文史融通”转变。在此期间,李洁非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开辟新的研究阵地,通过自我转型的方式来持续推进自己对于“转型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学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不断寻找历史发展的秘密,更深层次地探究中国式发展的文化基石。同时,他还以深切的现实人文关怀进行写作,反哺着行进中的当代社会,在学者、作家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