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赋人权”到“人权有局限性”──当代西方“人权”理论述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商赋人权论”使西方“人权”理论抛弃了古典模式，西方“人权”理论不断变换理论形态，经历了胡克、马里旦、罗尔斯、西方历史学派、“第四代人权”论、亨廷顿等各种“人权”理论阶段，但其最基本形态仍然是“天赋人权”理论的精华和系统化。     

“人权两论”及我们对人权的二重化政策

在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研究中，应该坚持“商赋人权论”和“人权悖论”的观点。基于此，这就决定了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无论是对内对外，均须采用“二重化政策”。即一方面宣传社会主义与人权的兼容性以击退西方“人权外交”的进攻；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剖析西方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时，是如何利用人权的悖论性质以售其奸的。     

“人权外交”剖析

随着人权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人权外交”也成了一个颇为时髦的字眼。什么是“人权外交”?它有广义、狭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人权问题”作为其对外关系基石的一项外交政策;二是特指美国自卡特总统任职以来所推行的将“人权原则”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的外交政策。本文主要是讲后者。形成过程“人权外交”这一名词,是美国前副国务卿戴维·D·纽瑟姆在1966年出版的《人权外交》一书中提出来的,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则是卡特政府制定     

论发展权的国际贸易法救济

随着国际社会对发展权的逐渐关注,发展权的概念逐渐从“应然人权”发展到了“法定人权”和“实然人权”。国际贸易法上涉及发展权实现的主要有“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和“反向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我们应从促进“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的完善、加大对发展中国家优惠的可行性和幅度、给予受惠国一定程度的发言权等方面来完善发展权的国际贸易法救济。     

评“人权大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

对于“人权”这个概念，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诠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人权”为借口，打着“人权大于主权”的幌子，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其实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我们反对“人权大于主权”的论调，反对抽象的人权观，我们认为：人权首先是一个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集体大于个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即“主权大于人权”。     

美国的人权状况及其实质——再谈西方人权的虚伪性

近年来,美国一直以世界人权的“灯塔”自居,把自己打扮成维护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卫士,捍卫人权的英雄,扯着“人权外交”的旗号,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霸权主义政策.在他们看来,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人权问题,因而,“人权干涉无国界”,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实行经济制裁甚至采取军事行动制造根据.但他们唯独闭口不谈本国的人权问题,对自己的人权状况讳莫如深,似乎只有美国是不存在人权问题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翻开美国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除了有一套精美的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之外,还有一部露骨地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编年史.野蛮的种族灭绝早在1776年的独立战争中,美国就以政治纲领的形式,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造物主那儿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差不多与《独立宣言》同时,美国又制定并公布了第一个人权法案《弗吉尼亚法案》,规定“一切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追求和获得幸福和安全”等.处在自由竞争和发展上升时期的美国资产阶级,正是以这一理论为武器,向封建神权和封建专制制度进攻,也正是以此为炫耀的资本,把人权问题看作是     

江泽民人权观的哲学思考

江泽民同志关于我国人权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光辉。主要体现在 :一是立足我国现实 ,理性分析中国人权建设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深刻阐释中国人权发展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二是从全球着眼 ,揭示人类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 ,指出“普”“特”结合是实现更高层次人权的有效途径     

当代西方主要人权理论的本质

在当前围绕人权问题的斗争中,形形色色的西方人权理论成为西方某些大国推行其霸权主义的重要工具。因此,要了解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就有必要了解这些人权理论的本质。从“人道干涉”到“人权高于主权”近三百多年中,西方学者和西方政府提出了许多人权理论,其中有一定影响的不下二十余种。在这些人权     

梁启超的人权教育思想与实践

梁启超总结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明确意识到并且提出:国家要摆脱困境,必须培养“新民”.他指出“新民”须具备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他认识到要培养“新民”,必须进行人权教育.梁启超对人权教育高度重视,他强调改变传统教育观念,也强调从完善法律和教育制度方面加强对人权教育的制度保障.他还身体力行,通过办报刊、兴学校等对民众进行人权教育.当然,梁启超的人权教育思想与实践也有其时代局限.     

浅议宪法“人权”走向现实的保障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首次将“人权”二字引入宪法,无疑,这一举措对我国人权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为确保这一“人权“条款的实现,我国有必要从立法、制度、组织等方面进行保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实践

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思想包涵了捍卫国家独立和“人民之人权”(个人解放)两个方面。在抗敌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中 ,边区人民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和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利 ,边区的人权状况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     

“天赋人权”三题

“天赋人权”观念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个基本观念。随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天赋人权”观念逐渐演变成社会习俗、政治制度和法律条文。“天赋人权”虽然在历史上一度起了积极、进步甚至革命的作用．但在解释“人权”的来源时．理论上显然存在没有说明人权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逐步发展变化的误区，存在没有说明人权的存在形式是历史具体的、千差万别的误区等。     

资产阶级人权与和平演变

“人权”历来是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今天，认真分析资产阶级人权的实盾，研究国际资本主义利用“人权”进行和平演变的策略，根据我国国情探讨和平演变的措施，对于捍卫无产阶级人权，鼓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人权保护视角下的无罪推定——由李怀亮案引发的思考

无罪推定以人权保护为起点,又以人性尊严为皈依。“无罪推定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2012年3月修正）中表现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护”和“无罪推定”纳入其中,是我国立法的一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要将“无罪推定原则”落到实处,必须明确“人权保护”是刑事诉讼法的首要目的,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缓解公检法机关办案压力,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人权派”的表达自由思想探析

192 9年-193 1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社”部分成员组成“平社”,以《新月》为阵地,发动了著名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要求宪政民主人权,发表《人权论集》。在这次“姗姗来迟,软弱无力,以妥协而收场”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迟到的人权宣言”中,胡适等人从人权的角度提出了表达自由权利的思想,大体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的第一次直接接轨。但由于他们的思想与活动不能见容于国民党政府,最终以胡适受到了教育部的申斥并于193 0年被国民党政府撤销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而终结。     

警察行使职权时执法过当问题研究——以“当场击毙”法律规定为视点

通过对“当场击毙”问题的国内立法、国际人权法相关法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当场击毙”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的观点，建议我国立法从本体和关联中进一步加强对公民基本人权（尤其是危害行为实施人的相关人权）的尊重，使法律效能与社会效应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优化。     

人生而自由！——当人权冲撞主权国家——欧洲人权法院的启示

10月19日，第三届北京人权论坛如期举行，来自2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百名高级官员和专家济济一堂，就人权原则侃侃而谈，论坛的主题是“人权与发展”。     

浅谈邓小平的人权建设思想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美国无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宣布决定在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这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实行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对中国的人权建设作了一系列精辟论述。重温邓小平的人权建设思想，无疑对于促进21世纪中国人权创新事业的发展，建设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人权，对于认清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人权问题向我发难的实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价值。     

谁最有资格谈“人权”?

文章通过列举大量的事实，以说明资产阶级的人权只是少数人的人权，广大劳动人民实际上并没有人权，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文章还指出，最有资格谈“人权”的，并不是仅仅强调少数人的人权的西方某些国家，而应是重视绝大多数人的人权、解决了１２亿人的温饱问题、实现了真正的人权的中国人民。     

维护主权是发展人权的前提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现其国家和集团利益，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频繁干涉他国内政，已经成为新世纪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我们应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认的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为依据，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并为长期斗争，积极主动地回击西方“人权攻势”作好充分准备，为人权本意在世界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