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清代师爷的来源与作用

师爷就是从古代幕府制度中的幕僚发展而来的,清代是其全盛时代,清代师爷的主要来源是功名无望的读书人和子承父业、弟从师授的有心习幕之人;他们辅助衙门处理日常公务和专业性事务,共同操纵了清朝封建社会的运作,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产物。     

清末的银贵钱贱与州县财政

清代州县位卑而事繁,但政务经费却异常短绌。清代田赋征收中以银折钱的惯行,为州县弥补财政缺口留下制度空间;州县官利用银钱比价,满足了办公之需。时至晚清,中央和直省因赔款、兴学、练兵等而加强对州县余利的攘夺,加之清末州县财政职能的扩张,州县财政再度捉襟见肘。清末的银贵钱贱则给这种脆弱不堪的州县财政致命一击,致使州县赔累不堪。从各省的应对措施和国家的反应来看,清廷似乎无意将此严重问题置于清末财政改革的实践中一揽子解决。晚清财政改革的种种行径,明显是汲汲于统一财权,而对于财政与经济之源和流的关系、税源的培养等诸如此类的本质性问题,则明显认识不足。     

《清会典》、《清会典事例》纠谬八则

《清会典》(《清会典事例》)是清代官修政书,着重记述清代皇帝的训诰敕旨、衙门的政令以及具有律令性质的办事成例,是研究清代制度和典故的一手材料。有清一代,五次纂修会典,统称《五朝会典》。在纂修会典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如关于康熙朝考满、京察制度的记载,光绪朝《会典事例》在时间及内容表述上即存在问题。以康熙朝《大清会典》为蓝本对其考订,有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     

官治与自治:清代长沙城市管理探析

清代的长沙,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城市的发展也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的管理。一方面,省、府、县等封建衙门加强了对城市的管理;另一方面,行会、慈善组织等民间组织大量出现,它们也承担了一定的城市管理职能。应该说,从城市经济、治安和公益事业管理的角度可以窥见,清代长沙城市具有官治与自治的双重管理机制的特点。     

清代安徽巡抚籍贯、出身考

旗人是清代安徽巡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籍贯、出身多有不详。考证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魏秀梅《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两书中的相关记载,对探究清代安徽巡抚的群体构成问题和清廷对安徽地区的统治情况不无裨益。     

顺治帝与十三衙门

明代的宦官之祸影响及清季.然而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却设立了宦官衙门——史称“十三衙门”;康熙皇帝即位后,迅即取消了十三衙门而设内务府,避免重蹈明亡之辙.本文主要研究顺治帝设立十三衙门的原因、情况及结果.     

宋代地方官学建校资金来源探究——侧重于对学记文本的分析

宋代掀起四次大规模的兴学高潮,地方州县学校遍及全国各地。文章通过对学记的分析,考察了宋代地方州县修建学校的资金来源,发现地方官学筹集资金是一个多渠道的方式：或朝廷和路级官府拨款,或州县官府自筹经费,或民间捐献。不同的州县有不同的筹款方式,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试论清代地方官大计展限问题

清代每三年对地方官举行一次大计考核。地方大计或因督抚、布政使及基层州县官人事变动,或因地方战乱,常要展限,并补行大计。大计展限执行中,由于偏重形式问题,并不能真正发挥计典黜幽陟明的作用。     

试论南宋初期宗室群体势力的崛起——以宋高宗朝宗室群体势力的发展为重心

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金人的入侵,以及有服宗室、朝廷大臣大量被掳往金国,因此,新建立的赵宋王朝急需大量人才来稳固朝廷的统治。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在各地州县做官的宗室群体立下了赫赫战功,朝廷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在稳固王朝统治中的价值,在高宗朝,宗室群体逐渐得到重用。高宗对宗室的重用更是为其继承者开启了先例,使得南宋时期的宗室群体与北宋时期在政治上"无为"的宗室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运漕摘要》《运漕便览》看清代江西的漕运

明清漕粮为"天庾正供",由于需过鄱阳湖、洞庭湖和长江,江西、湖广的漕运路程与江浙、河南、山东有所不同.《运漕摘要》和《运漕便览》为江西彭泽运丁张光华编纂,分别刻于嘉庆四年、嘉庆八年.两文献有大量清代江西漕船、漕粮、运道等信息,记载了清代江西旗丁历时11个多月、往返8千余里漕粮运输的经过.基于两个文献,文章探讨了清代江西的漕船、省城水次兑仓和运丁行程等问题,揭示了清代漕运制度在江西有运卫所的运作,拓宽了我们对清代江西、湖广漕运的认识.     

雍正吏治思想探析

在清代,雍正以从严治吏而著称于世,他的吏治思想内容非常丰富。雍正强调任用官员要唯才是举,尤其强调州县官员的任用和选拔;在上任伊始,他就告诫各级官员以身作则,尤其是高级别的官员更要率先垂范;他严惩贪官污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强调要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在考核的程序、考核的标准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清代绅衿涉讼的法律问题——以《光绪新昌县兴贤会龚凤翔诉状》为案例

《光绪新昌县兴贤会龚凤翔诉状》系江西省博物馆藏清末司法原始材料。该诉状记录的涉案双方均为绅衿,由普通钱债纠纷演变成刑事案件,导致绅衿功名被革除,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诉状显示清代绅衿涉讼案件的基本处理过程包括原告控告、州县详报、学臣/督抚褫革、追夺执照、州县审理等几个环节。在此案件中,绅衿用雇工人抱告,说明雇佣劳动者并没有摆脱雇主的宗法家长制体系,司法实践与法律文本的悖离则反映出清末司法乱现。     

论乡约行政组织化背景下的乡约与官府的关系

清代北方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虽然有利于州县行政绩效的提高，但伴随着乡约的行政组织化，乡约首事和吏役勾结害民的现象趋于普遍化，并引发了乡约权力和官府权力的矛盾，从而使乡约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复杂化，而官府出台的强化对乡约监管的措施，使清代北方乡约与官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乡约进一步沦为半官方的基层社会组织。     

《歧路灯》市井描写述论

清代李绿园所著《歧路灯》,以河南开封为中心,写谭绍闻及其一家,以及多家,进而述及其所处"门第人家"圈子和与这个圈子相互渗透或作为外围的、当时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者群体、市井社会。小说呈现了赌博现象和三教九流各类市井人物,堪称清代乾隆时期的一幅《清明上河图》,是清中叶描写市井社会最成功的作品。     

清同治光绪年间内廷演戏管理机构——昇平署

昇平暑是清代管理内廷演戏、奏乐事务的专暑机构。前身为康熙时期建立的“南府”，“景山”，道光七年更名为“昇平暑”。本人以昇平暑为研究对象，借助清宫异平昇档案夏已有研究成果，在梳理其历史沿革、机构构成与人员配备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昇平暑”、“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精忠庙”三者在“宫内传召民间班社、伶人入宫承应”等相关事宜的传达与安排中所建立的关联与协作关系。     

试论乡村寺庙对清代乡村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以广西玉林为例

以广西玉林为例，通过对乡村寺庙现存碑刻和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与研究，着重探讨清代乡村寺庙在弥合不同族姓群体关系、提升女性群体地位、丰富乡村社会文化生活、推动选人、管理制度革新等方面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清代广西城市消防事业考论

清代广西地方官府着力加强火灾预防、消防设施建设与火警巡查、失火责任追究、火灾扑救等城市消防工作的制度管理，构建官民互动的消防运作机制，客观上促进了民问力量在城市公共领域扩展，也推动了清代广西城市消防事业的近代化发展。     

为官之德 寓于联中

从宋代起,为官者于官署衙门撰题对联成为一种风气,一则可以显露才华,关键是藉此来昭示心迹、官风和政愿等等。至明代众官仿效,到清代则几乎成为各级官衙的普遍现象了。在众多官衙对联中,不乏表露为官之德的杰作,或廉洁,或奉公,或爱民,在此选析几例。明嘉靖年间,一位名叫钱亚的藩司参议下令,要求所属官衙必须张贴这样一副对联:     

清代地方政府灾情传递的影响因素——以18世纪江西的水灾与旱灾为例

18世纪江西地方政府的灾情传递,包括勘测收集灾情、上报灾害信息、接收清廷中央救灾决策信息等环节。清代灾情传递主要依靠传统的驿递方式,并且在制度上严格地规定了报灾时限。通过对清代奏折与上谕的分析,可以推算出灾情传递中每个环节所需的时间。虽然清代皇帝在奏折处理方面效率较高,但奏折经由皇帝批复后在各部院议决的时间长短会影响救灾决策信息的传递速度。相对于清廷中央层面,基层的地方官员是否具有敢于作为、担当的责任意识,不仅影响到灾害信息的判断与处理,而且关系到救灾的实效。此外,灾害性质、受灾程度与灾区离省会的远近等因素也会影响州县官员的灾情传递。为更准确、及时地掌握地方灾害信息,清代政府在常规行政层级上传渠道之外,利用非制度性的渠道上传灾害信息,使得各级地方官员相互牵制、监督。但这未形成稳定的机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灾害信息在地方与中央之间真实、有效的传递。传统官僚组织的灾情传递效率关系到救灾实效,这也是理解清代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阮元论

阮元是清代乾嘉之际所有诗歌群体核心人物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他以士大夫官员、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身份进行诗歌创作 ,塑造了独特的诗心、诗情和诗歌风貌 ;他借助自身的社会地位进行文化建设 ,造就了诂经精舍的文化盛况 ,为乾嘉之际的文化和诗歌领域输送了新生力量。他是清代诗歌发展史上最后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风雅总持 ,对乾嘉之际以及整个清代诗史 ,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