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末年谶纬思潮的兴起

谶纬思潮兴起于西汉末年的哀平之世,作为两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谶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两汉哲学的实质。谶纬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它阿谀附会的思想性格,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它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中神学逻辑展开的必然。     

海昏侯刘贺墓的财富之谜

海昏侯墓出土了万余件精美文物,其中的金器、玉器、青铜器、漆器之多,反映了海昏侯刘贺拥有巨量的财富。文章针对海昏侯刘贺墓财富数量、财富的来源及这些财富在经历了两千余年之后所能保存下来的原因作了细致考察,认为其财富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积累、其父之遗产、上两辈的馈赠、朝廷及亲友的赙赠和海昏侯任上铸造等几个方面,而刘贺墓及其财富之所以能够完好保存,则在于特定的时空环境和考古发掘的及时跟进。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的转变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经历了儒者——隐士——"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的转型。郑玄儒者形象的形成在于他调和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贡献,以及备受曹魏统治者推崇的学术地位。郑玄隐士形象的形成在于曹魏、西晋时期王学的冲击,郑玄经学的权威地位遭到动摇;而且此时玄学大盛,隐逸之风盛行,本质原因在于郑玄隐居教书的行为符合汉末隐士的行为特质。郑玄"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形象的塑造则在于人们从学与行两方面看待郑玄,从而将儒者形象与处士形象结合起来。除上述形象以外,由于东汉以来谶纬迷信风气大盛,郑玄本身又具有丰富的谶纬知识,因此,在传记、文学作品中郑玄还表现出精通谶纬的形象。     

关于昌邑王、汉废帝、海昏侯刘贺研究的几个问题

《汉书》中的刘贺,劣迹斑斑,出现许多怪异之兆.这是以汉代阴阳五行说强加于其身的丑诋成份.班固的书写受到西汉上层社会对刘贺看法的影响,其负面形象必有矫诬、堆积罪状处,如何走近真实的刘贺,值得商讨.据张敞看望刘贺所说,推算他出生于太始三年,与王吉谏书所说未能吻合,《刘氏族谱》则记载元封二年出生.刘贺赴长安经过济阳为何要求长鸣鸡,买积竹杖,有待考证.张敞奏书中写到刘贺前妻之父为执金吾严延年.《汉书》中也有侍御史严延年,是两人还是同一人,有待考证.本文认为刘贺墓中的一部分珍贵青铜器、乐器、竹简以及车马是从北方带来的,而五铢钱、陶器则有可能在南方制造.孙万世究竟是探子还是被审查交待?兴建海昏国都城以及上缭营的人力与财力来自哪里?海昏县与海昏国的关系如何,溉口在今何处,都是饶有趣味的话题,须要进一步考索.     

两重证据下的刘贺研究

刘贺应是一个正常的王室子弟，既不“清狂不惠”，也不“品学兼优”。刘贺某些“恶行”，有可能形势所逼。“亲近群小、拒不纳谏”是因为诸侯王国四百石以上官员均是朝廷任命；“乱节制度”是在“政事一决于光”的背景下，不得不采取的变通之法。“与人游戏”有可能是建立夺权团队。可夺权失败，只能说明刘贺政治智慧稚嫩。但这也年少无“智”，不能过于苛求。对于儒学，刘贺年少时不好书术，不遵道而行，不喜儒生儒官，为民为侯时，儒学有可能成为其自保的工具。刘贺有小谋，自保方式多样，或自我囚禁，断决“社交”，或讨好张敞，或向宣帝效忠纳信。刘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小勇小谋之人。     

王充的学习思想

王充是汉代不完全依附于皇权的有独立人格的通人、奇才,是汉代反对谶纬神学、神仙方术的民间之学的代表人物,其学习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批虚辨伪、剽剥谶纬经学,廓清弥天妖氛;二是问孔、刺孟,敢于反传统的、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创新已成为时代呼唤的今天,王充充满科学、理性批判精神的学习思想值得肯定和借鉴.     

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铜钱的来源与性质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200万枚铜钱,专家大致推断为汉武帝、昭帝和宣帝时期之物。这批铜钱的来源应该包括昌邑哀王刘髆的遗物、昌邑王父子私铸的货币和封地的结余,还有可能包括刘贺为帝时调用的国库钱物。这批铜钱是刘贺为谋求恢复昌邑王地位准备的资金,后因刘贺死后无人继承海昏侯爵位、国除而彻底随葬。     

“霍利之耳”

1997年6月在泰森对霍利菲尔德的拳王争霸赛中,泰森“急中张口”,狠咬了霍氏一口。此时,一对精明的美国兄弟,却从泰森这一“世纪之咬”中突发奇想,按照霍氏耳朵被咬掉部分的形状生产了一种巧克力,名为“霍利之耳”,一经推出,销路奇佳,这对兄弟也大发其财。     

海昏侯刘贺刍议

作为西汉宗藩中的一员,海昏侯刘贺享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刘贺由宗藩入继,却在政治上经历了帝、王、候、民的差别待遇,在监督与控制的束缚之下,社会生活反差强烈,在赎罪与避祸的压力之中,社会心态变化巨大,刘贺的际遇与归宿是西汉昭宣时期宗藩控制的一个缩影。随着政治身份的变动,刘贺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社会心态极大的反映了西汉中央政府对宗藩控制的历史发展趋势。     

两汉之际及东汉时期盗贼“善行”现象试探

两汉之际及东汉时期,盗贼受崇孝行、儒士、独行之士、君臣之义等道德观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一些善行。     

海昏侯史疑三则浅析

本文对海昏侯刘贺的三个史事疑点进行了剖析:史传海昏慨口因刘贺"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而得名,这种解说是不确切的,慨口实乃海口之讹误;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记载"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尸骸露在岩中俨然",有人据此认为刘贺早已暴尸荒野,这是因不了解汉朝丧葬制度而犯的错误认识;刘贺墓出土大量财富,根据豫章历史上富金多铜、汉初明末曾私自铸钱及海昏侯出土铸钱石范等情况来分析,这笔财富可能产于豫章本土,而非域外输入。     

两汉之际及东汉时期盗贼“善行”现象试探

两汉之际及东汉时期，盗贼受崇孝行、儒士、独行之士、君臣之义等道德观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一些善行。     

刘贺迁封海昏侯原因蠡测

汉宣帝在地节四年剪灭首要政治威胁霍光家族之后,在"知贺不足忌"的情况下,仍然于元康三年下诏,将其次政治威胁前废帝刘贺从昌邑故王迁封为海昏侯。汉宣帝这样做具有多重目的,可谓一箭数雕:其一是"不及以政",贯彻"废放之人屏于远方"的传统,彻底屏蔽刘贺的政治影响;其二是"借刀杀人",借助豫章的险恶环境对他进行肉体折磨,将他个人和家族肃清与无形之中;其三是"藩卫刘汉",让刘贺在欠发达多民族杂居地区搏杀,扩大刘汉政权势力范围;其四是"开发江南",造福当地百姓。汉宣帝作为一代中兴之君,其政治手腕在此事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脩容侍侧兮辟非常"的作意及相关问题——南昌海昏侯墓《衣镜赋》探微

"脩容侍侧兮辟非常"作为《衣镜赋》的关键文句,是联结刘贺的过去和当下的一大知识通道,在尽显"儒家情怀"中,直通当年的立废往事.由此,所谓的"脩容侍侧",就不是简单地修整面容,而是具有"礼"的意义.刘贺通过"镜于人",而远离"非常之祸".另外,"脩容侍侧"虽与"容礼"有着密切的关联,但通过刘贺的用礼状况可以看出,学界流行的"容礼派"之说应是后世的想象.所谓的刘贺为"容礼派"之论,是一个不存在的伪问题.     

秦汉政治与谶纬

专门从社会政治史角度对谶纬予以探讨可以看到,秦代政治已受其影响,汉代中期以后政治、谶纬二者关系日趋密切.王莽时代的到来是儒学神学化在政治领域中具体的体现,更是谶纬神学巨大浪潮推动的结果.东汉将谶纬变成了指导具体社会政治的唯一官方意识形态,荒唐至极.随唐之后,谶纬作为一种与社会现实政治结合紧密的神秘主义社会思想几近绝迹,与东汉统治者实行统治时运用过度有关.     

汉初儒士的用世践履与价值取向浅探

先秦至秦汉是我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时期，汉初儒士承先秦遗风，积极投身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活动之中，努力用世，进取有为；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成为汉初儒士群体的用世践履和共同的价值取向．     

西汉海昏侯研究综述

海昏侯刘贺为汉武帝之孙,西汉第二代昌邑王,第一代海昏侯,一生经历了王、帝、侯的身份转换,最终逝于江南豫章. 2015年之前关于刘贺的讨论较少,2015年底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情况公布,引起轰动,也直接推动了海昏侯相关研究. 两年多来,学界围绕"海昏"含义、刘贺身世与废黜原因、海昏侯立废与当时政局、海昏侯墓制及出土器物等问题展开热烈探讨,现结合墓葬发掘以前的研究作一简述.     

浅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备受关注.从其制作时间上看,"孔子衣镜"制作时间是刘贺被封海昏侯之后.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满足"读过《史记》"、"有漆树"、"有专业手工者"、"有足够的时间"四个条件.当刘贺"身患痿疾"被封海昏侯后,面临着南方"卑湿","丈夫早夭"的威胁,以及汉宣帝的监视.而"孔子衣镜"正面的西王母、东王公等纹饰则指向刘贺对长寿长生的渴望.背面的儒家内容正是利用汉宣帝重法而轻儒的性格,假装崇儒而无抱负,以减少汉宣帝对自己猜忌,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身份属性、身世感怀与画外之意：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画像所见西王母问题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上的西王母画像与道家及道教虽然有着关联性,但它们分属不同的系统。西王母具有“神”与“人”的两面性;具有“人”之属性的西王母与“礼”关联甚密,而“礼”又恰恰是“孔子衣镜”的思想核心,这两者之间的契合应非偶然,是刘贺的一种主动选择。刘贺选择西王母来赐福避祸,主要针对的是“犬祸”和“阴病”,并由此在画像中引入了东王公,以达到和顺阴阳的效果。     

唐朝谶纬研究——对人物心理的展现

谶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完全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从谶纬的产生、形成、地位、作用等方面来看,它都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是一种影响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文化现象.隋唐时期的谶纬十分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