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改进

建立完善的控辩双方证据开示制度,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我国司法实践当中证据开示制度存在不足,需要依据必要的原则进行改进。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意义深远。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功能及诉讼价值分析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最初滥觞于英美普通法系当事人主义“对抗式”诉讼中，是控辩双方在正式审判之前的一种程序机制。本文运用逻辑方法，分析国外刑事诉讼证据先悉(开示)制度的平衡控辩力量等功能以及这一制度的外在诉讼价值、内在诉讼法价值及效益诉讼价值等，并认为设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我国的建构——从我国刑事证据展示的现状出发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英美对抗制刑事诉讼发展的产物,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消除控辩双方的诉讼不均衡。2003年我院联合我市检察院偿试的混合证据展示模式是最符合证据展示制度目的和我国国情的。目前我国没有确立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展示制度,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因此要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对展示范围、主体、程序及展示的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建构我国特色的证据展示制度。     

实现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程序公正之选择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作为控辩式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其制度设置理应符合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将辩护方纳入开示主体范围,坚持正面开示,确立违反开示义务的法律责任,同时在证据开示的模式选择中应实行“立审分离”的模式。     

论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刑事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而展开。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以及采用,直接关系到罪名是否成立以及刑罚的适用,对被追诉主体而言,这是一个成为与被追诉主体命运甚至生死相关的问题。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应包含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组织者、开示的证据材料范围、法院对证据开示的案件如何审理以及对未开示证据材料的处理等基本内容。     

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兼评证据开示《意见稿》的完善

在我国,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在刑事审判环节,辩护人只能在法院看到主要证据复印件,而看不到全部证据材料.同时,辩方也不负有在庭前向控方开示其掌握的证据的义务,因此,造成证据相对封闭.并且有时控辩方都随时要面对对方的"突然袭击",庭审质证流于形式.随着刑事制度的不断改革、发展与完善,为维护司法公正、公平和提高庭审效率,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亟待建立.结合<意见稿>[1]对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和刑事证据开示的范围、程序、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基础——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分析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在对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基础进行探讨。     

证据开示制度理论梳理

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基点的新的庭审方式,而在我国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辩护权得到保障,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实现诉讼公正和程序公开,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本文从多元视角透析并梳理证据开示制度相关理论,以求对证据法发展有所裨益。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是指庭审调查前诉讼双方当事人从对方获第三方处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和收集证据的程序。它是一种庭前的程序和机制,是诉讼一方在庭审前获取另一方与案件有关事实和信息,从而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制度。鉴于诉讼过程中对抗制度将导致诉讼双方交换证据的困难,诉讼中的证据开示问题,也就随之凸现出来。为保证法律的公正,提高诉讼的效力,就必须制定专门的证据开示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开示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开示程序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保障辩方行使知悉权,体现检察官履行客观公正义务,推动侦查走向公开.但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证据开示程序的性质、范围、时间、地点、监督与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不明或缺失.结合我国认罪认罚司法实践和域外有益经验,应当明确诉辩双方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负有不同程度的相互开示义务,在认罪认罚功能区采用两阶段式开示,逐步推动双方开示范围扩大化,建立分主体分情况的开示不当惩罚与救济机制.     

控辩关系失衡的成因及对策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强了我国辩护制度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但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文化渊源,加上司法体制、法制制度及律师自身等多方面原因,使辩护制度不够完善,辩方力量弱小,从而导致控辩双方力量失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树立新的法观念,增强中国民众法律文化的底蕴;法官中立,检察院专司控诉,加强辩护力度;发迹律师的管理体制,赋予律师执业的独立性;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只有如上,才能增强辩方的力量,完善辩护制度,达到控辩双方力量的基本平衡。     

强化“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模式应对新《律师法》的挑战

从规范层面分析，新《律师法》的施行将使职务犯罪侦、诉部门丧失以往的证据优势。如何理性应对新《律师法》给职务犯罪侦查、公诉带来的挑战，笔者主张应当在侦查取证中强化“公诉引导”的理念，并在加强公诉对初查的引导、完善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建立预先审查证据制度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东京法庭上的中国法官与检察官们——兼论东京审判的遗留问题

二战后,中国法官与检察官们在历时两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过程中历尽艰辛,遭遇了诸多困难。这可以从东京法庭的组建、审判开始时的位次之争、审判过程中的证据收集和审判结束时的判决几个方面来体现。其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对审判重视程度不够与美国在审判中的权力垄断。中国与美国在东京审判中权力分配的不均衡使得东京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审判不彻底,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埋下了隐患。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政治与制度保障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必须切实加以解决的司法权运行的基础性问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实现,党的领导是政治保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制度保障。两大保障体系的建设应当齐头并进,不可错置和偏移。政治保障要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入手,制度保障要从司法管理体制、司法人员管理制度、落实司法责任、推进阳光司法、加强监督机制等方面发力,共同筑成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保障体系。     

浅析我国的自诉转公诉制度

对于部分刑事自诉案件,检察机关依一定条件将其转化为公诉,既符合起诉便宜主义精神,又利于维护公益与私权的平衡,自诉转公诉制度已被许多国家的立法所吸收。我国刑法虽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却没有相应的程序规范,需要在考虑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立法的基础上,通过修法来予以完善。     

论证据交换制度中的证据知悉权

证据交换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阶段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对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诉讼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的规定不尽合理,对当事人的证据知悉权未予充分保护:一是体现在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法律后果不清晰、不合理;二是该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允许当事人提交新证据,但对新证据定义不清晰。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强化证据失权,设定提交新证据的门槛,赋予超期举证一方证明是新证据的义务,并在法律中对新证据的类型予以明确界定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证据知悉权。     

博弈视野下的刑事证人证言拒绝权

通过分析，将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归结为由证人和控、辩、审四者共同参与的群体博弈，并指明证人在该模式中所处的困境。运用博弈矩阵研究了基于亲属、职业、公务等关系和基于“不自我归罪”两种情况下的博弈结果，指出，只有赋予证人证言拒绝权才能使四者利益得到均衡，才是诉讼博弈的最优策略。     

民事诉讼模式转换之“跳板”：释明义务

释明义务是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承载着强化当事人诉讼权益、兼顾程序与实体正义、弥补诉讼不公的重要价值。该制度的确立有利于转型期中大陆法系以当事人为主导的诉讼模式在我国民事审判程序中的推进和深化,从而达到职权主导型诉讼向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机制的＂温和＂转变。     

论我国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起诉裁量权是检察机关及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起诉作出决断的权力。起诉裁量权是适应刑事政策和刑法观念的变化而形成的，由于符合公共利益的诉讼效率的要求，而被普遍肯定，我国亦不例外。我国对起诉裁量权先例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及相应的制约程序，但不够合理和完善，影响起诉裁量权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检察机关参加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与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具备前提条件、一定情形下的程序条件和实质条件,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是财产遭受损失的国家或集体的诉讼代表人。从立法的原意和诉讼原理来看,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应当享有处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