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研究的文化自觉——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六十五

自唐宋至近现代以来,世代定居在安宁河流域的多续人与周边诸族群发生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互动。这种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自然在多续藏族群体的内心深处形成巨大反差,族群意识因而不断得到强化。袁晓文研究员以他自己的生活背景、求学生涯、工作阅历为个案,叙述并分析了一位藏学家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族群观。"一叶知秋",在全球化、经济化、一体化趋势加剧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理念,学者对于诸多在语言、历史、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族群应更多一份人文关怀。     

屯堡族群与族群认同——以天龙屯堡为例

"屯堡人"是政府、学者、媒体和地方精英共同建构的族群共同体,是以普同性的"屯堡文化"为标准做出的人群的类型性划分。而在"屯堡"族群内部,由其人员构成成分多元性带来了族群认同的多元性。现有的屯堡研究范式无疑有助于在宏观层面上把握该族群活动的时空大背景,但对屯堡族群群体性差异的研究则更生动地反映了族群活动的历史,为了解人群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资料。     

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

近来美国学者郝瑞(Srvan Harrell)以四川攀枝花几个彝族支系为例,为中国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认为这不符合"族群"的概念.因此彝族的"聚拢"带有任意性.他还从"民族"与"族群"两个概念出发,认为中国并无"族群"概念.本文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还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确有差别.我国以往在翻译和使用上曾将其混用,造成误解,这一问题现已不存在;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     

汉语文献传统中的“异族书写”——从《史记·西南夷列传》谈起

汉语文献对族群身份的表述历来已久,其对"异族"形象的书写在近代亦引起诸多反思与论争。以《史记·西南夷列传》为例,司马迁对"西南"之书写用"蛮夷"二字总括,不免粗疏。如若从"西南"与"蛮夷"、"西南"与"一点四方"之关系加以辨析,将有助于对汉语文献传统中异族形象书写之理解。同时,笔者引入《华阳国志·巴志》中"西南"之自表述,在西南第三人称表述的期待中,意在对多民族文学书写的倡导做一回应。     

“赶集”经济交往中“傣人”族群认同

交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而经济交往是族群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本文以云南永平镇"傣人"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多族群日常经济交往实践中,当地"傣人"族群认同是何以达成的。"赶集"是当地特有的经济交往形式,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傣人"通过语言、村落和饮食习俗等实践认同来区分"我者"与"他者"。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有关族群和族群性的概念多种多样。族群与民族均来源于西方,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在对族群的研究中,族群认同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内容,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生物学的理论、人文生态理论、权力和分层理论及整合的族群关系理论等。     

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

粤东客家地区几个族群互动研究案例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或称原生论)与情境论(或称工具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虽说是基于语言、血缘、习俗等文化特质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以族群的互动为前提的。同时,粤东地区的调查点还说明,经过认同与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这些观点都有利于族群研究的深化。     

客家“特性”、族群认同与区域社会史——关于客家研究的理论反思

要进一步推进客家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应该进行两方面的努力和尝试:首先,必须超越罗香林先生开创的"民系—文化"范式,对客家族群特性的探讨也必须放弃寻求全球统一客家"特性"的追求和发掘出一个标准的"客家精神"的努力,把研究范围缩小至具体的社区中去把握客家人之深层次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和意识形态。其次,应采取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把客家当作一个"族群",而不是一个"民系"加以研究,研究主题应以"客家形成"取代"客家特质"。面对客家问题复杂的"层累"造成的过程,最好的研究办法是"倒溯"式地展开历时性解构。最后,客家研究中,以"方言群体"来取代"族群"概念是个值得提倡的做法;但不能局限于方言和族群,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去深化客家地区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客家研究的发展。     

族群历史的重构——清初桂林廖三事件考析

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发生在桂林府灵川县的"廖三"事件为切入点,阐述康熙时期桂林地方的族群问题、并由此带来的族群变动,社会变迁及其与国家制度、政策的关系。希望把族群动乱问题放回到具体的地方脉络之中,突破"阶级压迫-反抗"的解释模式,给动乱问题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新的解释。另一方面让我们了解一个地方性政治事件是怎样发展为区域性大事件的。如此则把地方小历史与国家大历史结合起来,探讨地方性事件,就脱离不了国家的政策与制度的影响。     

花山族群认同现状的人类学思考

花山族群认同不是同一族群的认同,而是生活在该区域的汉、壮、瑶各个族群的情感、意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互化、调整、组合、相互适应的动态过程。由于受政府政策和实际利益的驱动,其认同复杂多变,最终认同瑶族成份。这种认同现状,对维护区域和谐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鸟瞰：族群研究在中国——评《族群与族群文化》

徐杰舜教授主编的《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一书汇集了当下人类学研究者对族群研究的相关成果,该书按照特稿、族群概念、族群理论、族群认同、族群关系、族群文化等几个板块进行归整,是中国学界有关族群研究的最新诠释。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上)——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成分是多元的。在内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各类专业人才流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背景下 ,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深圳中成文具厂进行个案研究考察 ,分析了该厂的族群构成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族群的认同特征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下)——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

从衡量族群关系的文化、社会交往或基层组织的相互进入、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资源与权利分析等 7个变量解析了中成文具厂的族群关系及族群关系的主要特征 ,并通过一个典型个案进一步揭示其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     

答“问难‘族群’”——兼谈“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说

最近读到《问难“族群”》一文 ,其中多处针对笔者的几篇文章提出了评议和“指正”,应该算是对笔者几篇文章的一个回应 ,这是令人高兴的。然而 ,仔细读后 ,又颇为失望 ,“问难”一文所质疑的着眼点并未涉及笔者文章的实质内容 ,除了一些“大而化之”的评论外 ,但凡触及具体问题不是对笔者原文的“误读”(或“未读”)就是“误批”。惟一令人感到需要回应的问题 ,是“问难”作者针对笔者文章中质疑“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说而提出的新论断。为此 ,笔者决定就“问难”一文进行回应     

族群结构简论

族群概念的引入和使用,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空间。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探讨“族群结构”问题,可以从结构角度解剖民族共同体、认识民族的整体性、把握民族的发展过程等,这些将会促进人们对族群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

由于种种原因,云南省尚有部分群体未被识别,相关研究也较为欠缺。导入族群理论分析云南部分群体的现状,认清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是解释其族群文化的两个主要概念,对于推动族群理论与我国族群问题实践的互动有一定价值。     

加拿大宪法困境的法裔族群核心价值观因子探析

加拿大曾经数次遭遇宪法危机的困境。而在加拿大的历次宪法危机中,几乎都存在法裔民族主义情绪在推波助澜,其集中体现就是魁北克民族分裂问题。魁北克问题固然有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原因,民族价值冲突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自信、重农、保守、虔诚、坚强和团结"构成了法裔族群迥异于加拿大其他族群的核心价值观。     

粤语及其社会族群认同感

粤语和操粤语的社会族群的认同感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粤语的特点和广东人的社会生活正体现了粤语及其社会族群认同感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促进又带来了有利的影响,例如使粤语得到保护和传播、促进了人际关系的维护、加强了操粤语群体的自豪感和增进了操粤语群体间的活动,同时也存在不利影响,例如影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碍于社会的和谐。总之,对语言及其族群的认同都需在包容的基础上更好地"扬弃"。     

贺州不同族群成员语言掌握情况的计量研究——贺州多族群语言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之一

贺州是典型的多族群、多语言地区,被知情的学者称为＂岭南族群博物馆＂。贺州的族群认同呈多样化态势,其中语言认同最为凸显。通过贺州不同族群成员语言掌握情况的计量统计与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贺州各族群语言的自我认同度及相互认同度均相对较高,是贺州各族群族群意识及族群向心力强、族群边界相对明晰及族群关系良好的具体体现;贺州不同族群在对他族群语言的认同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贺州各族群及族群语言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强势弱势之别。     

怀化七姓瑶“高坡大王”祭祀圈的建构探析

七姓瑶是聚居在湖南怀化的一个瑶族支系。数百年来,其族群文化的认同因为"高坡大王"这一神明信仰而维持统一并被不断强化。随着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及其与周边汉族文化的互动,高坡大王崇拜超越了族群边界而成为七姓瑶、其他姓氏的瑶族和汉族共同的保护神。因为建构作为地域身份的"瑶乡人"和作为族群身份的"瑶族人"之所需,当地人对高坡大王高度统一的崇拜行为导致了祭祀圈的形成。七姓瑶高坡大王从族群内部认同的神祇到区域性祭祀圈的建构事实表明了地域社会共同体整合的历史结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