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论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小品散文犹为突出。从他本人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及贡献,特别是在小品散文创作中的成就更显其作品风格独具风采,也体现出周作人鲜明的个性特征。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     

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

冲淡美不但被我国传统美学所青睐，更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周作人的散文。通过对平实而广泛的内容的叙写和自然平易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超然于艳冶华丽之外的散文胜境——冲淡之美。他的这类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周作人与新潮社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北大的教师,新潮社是以北大学生为主创办的新文化社团。周作人在写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之后,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家,新潮社在思想上成了他的忠诚的追随者。周作人是新潮社的最后一批社员和最后一任主编。但是,在抗战胜利后,新潮社的主要缔造者傅斯年,却因周作人抗战中的附逆表现,毫不留情地与当年的老师划清了界线。周作人对新潮社的感情也就此断绝。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论斯威夫特对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影响

周作人认同斯威夫特对社会、人性“掐臂见血”的辛辣批判,也欣赏他使用的“反讽”这一修辞策略,而更感兴趣的则是两者的结合,这契合了周作人思想性格、人生哲学与文学趣味中“流氓与绅士”、“铁与温雅”的对立与统一。     

周作人序跋艺术管窥

古往今来,序跋常常是透视典籍文章及其作家的重要窗口,但因其对原作所具有的依附性而褒贬不一;新文学运动以来,周作人继承序跋创作的传统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从文学的批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积极实践,使现代序跋文获得了独立品格和深层内涵,成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     

论周作人的隐逸倾向及其影响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曾经有过近似＂隐逸＂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出一种＂隐逸＂的理想和精神。周作人的这种隐逸倾向影响了同时代甚至当代作家的创作,因此探讨周作人的＂隐逸＂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周作人序跋中的散文观管窥

序跋是古已有之的散文文体之一,是透视典籍文章及其作家的重要窗口,新文学运动以来,传统序跋得以继承、发展和创新;周作人把序跋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文学批评的文体,精辟论述了现代散文的建设,提出主张并积极实践;管窥周作人序跋中的散文观,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演变以及散文创作的轨迹.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周作人的"美文"和前期散文

周作人提出“美文”观点确立了散文的独立地位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其前期散文分“时政评论”和“美文”两类,具有冲淡中见情趣,平和中见凌厉的艺术特色。     

试论扬雄的功利主义文艺观

扬雄的文学创作众体兼备,他的文艺理论也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趋系统和完备。明道、征圣、宗经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这一观念显然带有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色彩,显示了其文艺观的功利主义特征。扬雄文艺观的功利主义还体现在其对赋的态度的转变以及对屈原的评价上。     

从"草木虫鱼"看周作人创作心态的变化

从20年代到50年代，周作人以草木虫鱼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小品文，以搭建自己的文学园地。从其二十年代、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三个不同时期的草木虫鱼创作中窥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可从中反观周作人不同时期创作心态的变化。     

周作人钱钟书有关文学史论争之述评

周作人试图以“言志”与“载道”建构一部中国文学史，钱钟书则认为“言志”与“载道”分别对应两种文体，即诗歌与散文。经过几番论争，两人各有坚持和妥协。在论争的背后，则隐含着两人不同的思想方式。     

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周作人散文文体特色研究

周作人的散文体式具有变中求胜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全无描述它的可能。周作人散文从外在形式上看是散漫随意的,随意中却遵循着某种共同的生成规律;从抒情形态上看是沉郁内敛的,内敛中也有个人感情的明确传达。究其原因,周作人的散文理念是相当博杂多源的,而博杂中却又贯穿着统一的指向,概而言之这一指向即散文抒写的真实简明。